自序
夫工师之为巨室，度材比于燮理阴阳；名医之制方剂，炮炙通乎鬼神造化。史家诠次群言，亦若是焉已尔。是故文献未集，则搜罗咨访，不易为功。观郑樵所谓八例求书，则非寻常之辈所可能也。观史迁之东渐南浮，则非心知其意，不能迹也。此则未及著文之先事也。及其纷然杂陈，则贵抉择去取，人徒见著于书者之粹然善也，而不知刊而去者中有苦心而不能显也。既经裁取，则贵陶镕变化。人第见诵其辞者之浑然一也，而不知化而裁者中有调剂而人不知也。即以刊去而论，文劣而事庸者无足道矣。其间有介两端之可，而不能不出于一途；有嫌两美之伤，而不能不忍于割爱。佳篇而或乖于例，事足而恐徇于文。此皆中有苦心而不能显也。如以化裁而论，则古语不可入今，则当疏以达之；俚言不可杂雅，则当温以润之。辞则必称其体，语则必肖其人。质野不可用文语，而猥鄙须删；急遽不可以为宛辞，而曲折仍见。文移须从公式，而案牍又不宜徇；骈丽不入史裁，而诏表亦岂可废。此皆中有调剂而人不知也。
——章学诚
吾国自前清末季废止科举改设学校以来，一般学子及社会中人之需要中外通史藉资挹揽，不可谓不亟矣。然迄今已达二十余年，西洋通史之著作虽已有相当之成就，而本国通史之纂辑，则求其能合现代所谓新史学眼光者反寥若晨星焉。此何故耶？岂吾国史才不逮西洋耶？则如清代史家章学诚其人者，其史学见解之卓绝精微，在著者眼中观之，有时且远驾西洋名史之上。《文史通义·书教》篇中所论之记注撰述，及《史德》篇中所论之天人之际，即吾人今日新史学上所谓史料与著作之关系及主观客观之辨别也，其精审透辟，即其一例。然而吾人迄今尚无一部差强人意之中国通史焉，则又何耶？著者愚见以为此盖因吾国编纂通史之人尚未能如西洋史家之能利用最新方法耳。此则吾国学术上之环境有以致之，非吾国史家之过也。
吾国史籍丰富，世界称最。此事实也，非夸言也。然自唐代刘知幾首倡纪传、编年二体之说以还，吾国史籍上材料与著作之畛域遂以不明。刘氏在《史通·二体》篇中之言曰：“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盖荀悦、张璠，丘明之党也；班固、华峤，子长之流也。……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此说既出，二体分家，遂成为吾国史籍门类之标准。故《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编年类序中亦云：“司马迁改编年为纪传，荀悦又改纪传为编年。刘知幾深通史法，而《史通》分叙六家，统归二体，则编年纪传，均正史也。”以章学诚史学见解之卓越，而在《史考释例》一文中亦不能不谓“刘氏二体以班、荀为不祧之祖。纪传、编年，古人未有轩轾焉。故《史考》以纪传、编年分部，示平等也”。刘氏二体说之根深蒂固，定为一尊，即此可见梗概。窃以为就史料眼光观之，吾国史籍汗牛充栋，又何必独限二体？依《四库全书》之例分为十五类可也；即依章学诚《报孙渊如书》中所云“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亦未尝不可也，盖既已同属史料，则类例之或简或繁，皆无关史学宏恉矣。
吾国史籍门类自奉二体为正宗之后，不特所有文献永远回翔于二体之中，即通史一门亦从此几绝其独立之望。郑樵虽曾辨明史书两者之不同，且亦高树通史之旗帜，然世之心知其意者盖寥寥可数焉。《四库全书》之“别史”一类，虽大体皆属通史之流，而按诸《总目》叙中所言，约略依稀，绝不稍露通史之意，仅于《通志提要》之内，略及通史源流。以纪昀学问之渊博，似亦未尝见及通史之足以独树一帜。史料与著作二家之不辨，其流弊尚可胜言哉？
后世史家鉴于史迁之能以纪传体裁而博得著作美誉也，往往壹意以复绍前修，追踪名史为鹄的，遂有《三国志》、《新五代史》及《明史》等记注撰述两无所似之著作。以言备人浏览则太繁，以言整齐故事则不足；此章学诚所谓“其智既无所取，而愚之为道又有未尽也”。其为害岂仅在体例不纯一端而已哉？此吾国史家不辨史料与著作二家有别之流弊又一也。
然以吾国史才辈出之故，史料著作之各自成家，亦未尝无明辨之者，特后人未能为之发挥光大耳。即就刘知幾而论，其对于史籍虽唱二体之说，然于史料著作之流别实已窥见其端倪。故《史通·史官建置》篇中有言曰：“夫史之为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刘氏于此所谓“当时之简”，非即吾人今日所谓史料乎？故资乎博闻实录。所谓“后来之笔”，非即吾人今日所谓著作乎？故贵乎俊识通才。而以“当时”“后日”二词表明史料与著作在时间中之关系，尤为深入浅出，有裨实用。郑樵在其《寄方礼部书》亦曾有惊人之论。其言曰：“有文有字，学者不辨文、字；有史有书，学者不辨史、书。史者官籍也，书者儒生之所作也。自司马以来，凡作史者皆是书，不是史。”凡此寥寥数言，诚足当有胆有识之目。郑氏之所以不朽，此盖亦其一因。
此种观念至章学诚而益明，其发挥两家流别之淋漓尽致。就著者管见所及，实为章氏史学上之一种卓见，并亦为《文史通义》中之一种精华。《文史通义·书教》篇之言曰：“《易》曰：‘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闲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章氏所谓“撰述”，非即吾人今日所谓著作乎？故欲其抉择去取，例不拘常。所谓“记注”，非即吾人今日所谓史料乎？故欲其赅备无遗，体有一定。此种见解虽或袭自刘氏与郑氏，然就其说明之精辟而言，则非精于史学者不办。
章氏对于史料著作关系之密切，所见较刘氏仅言“相须而成，其归一揆”者尤为彻底。其《报黄大俞先生》之言曰：“古人一事，必具数家之学，著述与比类两家，其大要也。……两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拙刻《书教》篇中所谓圆神方智，亦此意也。但为比类之业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凭借有以恣其纵横变化。又必知己之比类与著述者各有渊源，而不可以比类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类之整齐而笑著述之有所畸轻畸重则善矣。盖著述譬之韩信用兵，而比类譬之萧何转饷。二者固缺一而不可，而其人之才固易地而不可为良者也。”以韩信用兵、萧何转饷二语形容材料著作互相为用之关系，深切著明，莫以逾此。世之编纂国史者，似尚欲力追史迁之抉择去取而不屑为班《汉》之赅备无遗。其亦不虑为章学诚之徒所窃笑耶？吾辈有志于国史之整理者对于刘、郑、章诸氏史料著作应分两家之说正宜尽力发扬，固可无待于稗贩西洋史学而后恍然大悟，涣然冰释也。
刘知幾纪传编年不可偏废之说，虽千余年来为吾国史家所奉之圭臬。而吾国史家对于史料与著作虽因之不甚分明，然见及通史一体与记注之业有别，并从事编纂者亦正不一其人，而且为时亦已甚久也。特此种专家著作之见解过于高深，故亦正如史料著作之流别然，虽早已分明，而末学肤受终未能为之发扬光大耳。
吾国史家之见及通史一体者，当仍首推刘知幾为树之风声，至郑樵而旗帜鲜明，而章学诚为最能发扬光大。刘氏在《史通·惑经》篇中之言曰：“书事之法，其理宜明。使读者求一家之废兴，则前后相会。讨一人之出入，则始末可寻。”郑氏在《夹漈遗稿·寄方礼部书》中亦曰：“诸史家各成一代之书而无通体。樵欲自今天子中兴上达秦汉之前著为一书曰‘通史’，寻纪法制。”然刘氏对于通史之见解似仅略启曙光而已。至于郑氏之所谓“通史”，就其《通志》而论，实系仿司马迁之作。盖对班固以后之断代史而言，以视章学诚所主张“经纬纵横”之通史，诚大有径庭之别。此或即章氏所谓“生于后代，耳目见闻自当有补前人”，非刘、郑二氏之过也。
章氏发挥通史之意义，辨别通史之利弊，以及叙述通史编纂之沿革，诚可谓详尽无遗，首尾完具。《文史通义·答客问》之言曰：“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通史定义之分明至此，又何以加焉？
至于通史之利弊，章氏在《文史通义·释通》篇中列举“其便有六：一曰免重复，二曰均类例，三曰便铨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牴牾，六曰详邻事。其长有二：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其弊有三：一曰无短长，二曰仍原题，三曰忘标目”。凡此虽仅就吾国旧史而言，然即通诸现代西洋之所谓通史，亦可当至理名言之评语而无愧色矣。
吾国通史编纂之沿革，刘、章二氏均曾述及之。刘氏在《史通·六家》篇中将《史记》独立一家，《通释》谓《史记》本纪传家之祖，而刘氏以《史记》通古为体，故别为一家。观此则刘氏固以司马迁为吾国通史一体之鼻祖。章学诚所谓“马则近于圆而神”，亦即此意。故《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别史类《通志》提要曰：“通史之例肇于司马迁。故刘知幾《史通》述二体，则以《史记》、《汉书》共为一体，述六家则以《史记》、《汉书》别为两家；以一述一代之事，一总历代之事也。其例综括千古，归一家言；非学问足以该通，文章足以镕铸，则难以成书。梁武帝作《通史》六百二十卷，不久即已散佚。故后有作者率莫敢措意于斯也。”
章学诚《文史通义·释通》篇叙述吾国通史一体之源流，较《史通》史记家一节中尤为详备。其言曰：“梁武帝以迁、固而下，断代为书，于是上起三皇，下迄梁代，撰为《通史》一编，欲以包罗众史。史籍标通，此滥觞也，嗣是而后，源流渐别：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萧，裴璘《太和通选》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规，或正编年之的，或以典故为纪纲，或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至于高氏（唐高竣及子迥）《小史》、姚氏（唐姚康复）《统史》之属，则撙节繁文，自就檃括者也。罗氏（宋罗泌）《路史》、邓氏（明邓元锡）《函史》之属，则自具别裁，成其家言者也。范氏（宋范质）《五代通录》、熊氏（宋熊克）《九朝通略》，标通而限以朝代者也。李氏（李延寿）《南北史》，薛、欧（薛居正、欧阳修）《五代史》，断代而仍行通法者也。其余纪传故事之流，补辑纂录之策，纷然杂起；虽不能一律以绳，要皆仿萧梁《通史》之义而取便耳目。史部流别，不可不知也。”
久已散佚之梁武帝《通史》，既继《史记》而作，并为吾国标名“通史”之滥觞，兹故进述其内容何似。据刘知幾《六家》篇中所述：“梁武帝敕其群臣，上自太初，下终齐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书自秦以上，皆以《史记》为本；而别采他说以广异闻。至两汉已还，则全录昔时纪传；而上下通达，臭味相依。又吴、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跋氏列于《夷狄传》。大抵其体皆如《史记》；其所为异者唯无表而已。”
章氏所述之通史本端就吾国固有著作而言；至于章氏通史观念之真相，盖尚有进于此者在焉。就消极方面论，为章氏对于郑樵《通志》及袁枢《纪事本末》之极意推崇。章氏史学甚深，律人甚刻，史家如欧阳修辈，文人如韩愈、苏轼、王安石辈，学者如戴震、汪中辈，莫不以不谙史学受其指斥；而独于郑、袁二氏赞美有加：一则称之为“为世宗师”，一则称之为“神圣创作”。此无他，二氏为通史专家，故章氏不自觉其引为同调耳。其推崇郑樵也，甚至仿刘知幾《申左》之意而特著《申郑》一文，谓郑氏“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自迁、固而后，史家既无别识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郑樵稍有志乎求义。”其推崇袁枢也，在《文史通义·书教》篇中详言之，谓“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檃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其与邵二云论修《宋史》时竟谓“《尚书》神圣制作，数千年来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岂非穷变通久，自有其会”。就《通志》与《纪事本末》二书本质而论，章氏本亦深知其难满人意，故谓《通志》为“实不副名”，谓《纪事本末》为“本无深意”。特其“发凡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言为史学要删”，正合章氏求通之见，故章氏不惜尽力表扬之耳。
再就积极方面论，章氏曾著《史篇别录例议》一文，指示吾人整理吾国旧史之途径。彼以为吾国旧日史籍中之二体，虽义例甚精，文章甚富，然纪传则苦于篇分，编年则苦于年合。吾人应提纲挈领，另为别录一篇，次于诸史目录之后，使与原有目录相为经纬。内容以事为纲，而纪、表、志、传之与事相关联者各注于别录；则详略可以互纠，而繁复可以检省。章氏此论，实为吾人整理中国旧史最为折衷至当切实可行之方法，为吾辈更上一层以达理想通史之津梁，所谓“载笔之士或可因是而恍然有悟于马、班之学”者是也。
是故吾人综观章氏学说，则所谓通史者，其为物也，纲纪天人，推明大道；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为法也，参百家之短长，聚公私之纪载；旁推曲证，闻见相参；显微阐幽，折衷至当。其为文也，或详人所略，或异人所同，或重人所轻，或忽人所谨；绳墨不能拘之，类例不能泥之。以视纪传体之成规定体，及编年体之以事系时，其神明变化，固大有天渊之别矣。
唯是通史性质，经纬纵横；编纂之功，初无规矩；所谓心知其意传诸其人者是矣。纪昀在《通志》提要中尝谓通史之例，“非学问足以该通，文章足以镕铸，则难以成书。故后有作者，率莫敢措意于斯”。又在《史纬》提要中亦谓“网罗百代，其事本难。梁武帝作《通史》六百卷，刘知幾深以为讥；司马光进《通鉴》表亦称其中牴牾不能自保”。吾国通史一体之曲高和寡，此殆为其最大之原因矣。
综上所述者观之，吾国旧日之所谓通史，《史记》一书实为嚆矢，其难满今日吾辈之意固不待言。至于章学诚通史观念之明确，固远驾西洋史家之上；然亦终以时代关系，未能以切实之方诏示后世。吾辈生当后代，耳目见闻自当有补前人。益以今日中外交通，万国庭户，则西洋史家通史义例之或能稍补章学诚辈之缺憾者，其可不稍负介绍之责乎？此著者所以不揣固陋有本书之撰述也。
吾国近年来史学界颇受欧化潮流之激荡，是以努力于通史编纂者颇不乏人。其对于西洋史学原理之接受，正与一般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新文学家同，一时顿呈饥不择食活剥生吞之现象。偏而不全、似而非是之通史义例因之遂充斥于吾国现代之史著中。彼曾习统计学者，以为研究历史应用统计法焉；彼曾习生物学者，以为研究历史应用进化说焉；彼曾习自然科学者，以为研究历史应用因果律焉；彼曾习经济学者，以为研究历史应用经济史观焉；彼曾习论理学者，以为研究历史应用分类法焉。一时学说纷纭，莫衷一是；大有处士横议、百家争鸣之概。诚不可谓非吾国史学界复兴之朕兆也。
唯是吾辈研究历史，志在求通，则欲其名实相副，决非片面义例所能胜任而愉快。试细考上述之各种方法，或偏而不全，或似而非是，几无一足当通史义例之目。兹请先言统计学上之统计法。世之学者，鉴于社会科学之方法重在统计之比较也，遂以为历史事实之演化，亦可以数目或曲线代表之。殊不知欲以此种方法研究演化上之因果关系实不可能。而且即使能藉数目得到一种相当之概念，亦仍未足以尽史学之能事也。盖统计法所能为力者充其量仅物质状况或人类行为之外表而已，而非社会演化之真因也。真因维何？即人类内心之动机是已。统计法在史学上所以为似而非是、偏而不全之方法者此也。
再言生物学上之进化说。世之学者以为人类既属生物之一支，而社会事实又属人类之产品，则人类社会之演化自应合乎生物学上之定律，因此遂将生物学上之方法与定律依据比论而引入历史研究中。殊不知社会与生物间有根本不同之一点焉，即前者具心理上之性质而后者则具生理上之性质是也。生物学之方法所能研究者，生理现象而已，非心理现象也。生物学方法在史学上所以为似而非是、偏而不全之方法者此也。
再言自然科学之方法。世之学者鉴于自然科学之注重因果律，而历史又被尊为科学之一种也，遂以为研究历史当用自然科学之方法，以求得社会进化之因果律。殊不知自然科学与史学虽同以实质为根据，然两方研究时之观察点绝不相同。前者对于实质抱一种通概眼光研究而组织之，以求得因果定律为止境；后者对于实质则抱一种求异眼光研究而组织之，旨在求得社会演化之浑仑。而且科学定律纯自观察与实验得来。至于史家所能为力者，只于事实残迹之中用间接主观方法以求得过去人类之全部状况。自然科学方法在史学上所以为似而非是、偏而不全之方法者此也。
再言经济学上之经济史观。世之学者鉴于人类社会之经济生活大有影响于社会阶级之产生，并因之而大有影响于政治之制度也，遂以为经济史观足为研究全部人类社会生活上之线索；吾人可藉以了解人类在政治上、宗教上、理智上之一切活动。殊不知人类社会之组织，并不纯受经济生活之驾驭者也。足以限制人类社会之演化者尚有各种环境焉，生理状况焉，理智程度焉，固不仅物质享乐之一端已也。古今来宗教上、科学上、哲学上、政治信仰上之信徒与烈士，或杀身成仁，或超凡入圣，其宗旨亦何尝在于获得物质生活上之快乐。此即吾国孔孟之徒所谓义利之辨也。人类固不尽皆属喻义之“君子”，然亦何尝尽属喻利之“小人”耶？经济史观在史学上所以为似而非是、偏而不全之方法者此也。
再论论理学上之分类法。世之学者鉴于论理学上之重在分类研究也，遂以为将人类已往事迹分类排比即足尽史家能事。殊不知人类个人或团体之各种思想或行为间，皆含有一种共通性。人类一切活动莫不出发于大脑之同一中枢。其所表现之思想与行为初无分于政治或经济与宗教或教育者也。吾人之分别之也，纯属形上之玄理，无非便于作分析之研究而已，与人类内心真相并不符合。吾人如以分类纂辑方法研究人类之历史，又何异分水为轻养二种原素而强指轻养为水乎？分类方法在史学上所以为似而非是、偏而不全之方法者此也。
是故上述诸义例，虽皆有裨史学，足资参考；然试细究其实际，则无一非偏而不全、似而非是。吾国学者正在厌故喜新之时，露有急不暇择之态；歧路旁皇，莫知所止。则援引新说，辞而辟之，固末学之责矣。此又本书所以撰述之一大理由也。
近日吾国学者一方鉴于吾国史家如章学诚辈对于通史之推崇，一方又鉴于近人介绍之西洋史学名著皆属通史之一类；遂误以为现代理想上之史著当以通史为正宗，其他文献似均可付之一炬。此或一种对于二体桎梏之反动，原亦未可厚非。特以通史者乃钩元提要之功，所以备常人之浏览；其他诸史皆属史料，乃守先待后之业，所以备后人之要删。家法虽不相同，功用初无轩轾。此不能独尊通史者一也。夫通史良才，世称难得；则谨守绳墨以待后人之论定，不特势所必至，亦且理有固然。若不务史科之整齐而唯事通史之著述，万一世无通史之人才，不且遂无史书之可揽？此不能独尊通史者又一也。且成书必有所本，非可凭虚杜撰者也。故比次之功实急于独断之学。吾人若藏有丰盈史料，则纵无通史庸何伤？而通史之作则断不能不以史料为根据。此不能独尊通史者又一也。总之通史为便览之书，史料为通史之库。如徒求便览之书而不惜毁史料之库，是得鱼亡筌而舍本逐末也，又岂通达之论哉！世之君子览著者此书，或将恍然于斯言之不尽无据焉。此本书所以撰述之又一理由也。
总而言之，著者之作此书唯一宗旨在于介绍西洋最新之通史义例，盖因其依据各种最新人文科学研究而来，较吾国固有者为切实而适用，足备国内史家之采择；初不敢因其来自西洋，遂奉之为金科玉律也。此外著者不揣固陋，并欲藉此书以与国人商榷三种管见焉：即史料与著作应分两家而后通史之观念方明，现代吾国流行之通史义例似而非是，及通史不宜独尊是也。一得之愚或未尽当，幸览者有以纠正之。
本书凡分两编。上编计分十章，专论社会史料研究法，凡史料考订与事实编比之理论及应用，均加以系统之讨论。下编计分十一章，专论社会史研究法，凡社会通史之著作及其与他种历史之关系，均加以浅显之说明。同时对于其他各种似而非是、偏而不全之义例，亦复随处加以相当之估值。卷首并有详密之目录，读者可开帙求之，兹不再事提纲矣。
至于本书所述之原理，十九采自法国名史家塞诺波所著《应用于社会科学上之历史研究法》（Ch. Seigonbos：La Méthode Historique Appliquée aux Sciences Sociales）一书。著者虽略有疏通证明之功，终未敢掩袭他山之美。又本书脱稿之后，承友人王伯祥君校读一过，多所商订。爰并志数言，以表感佩。
民国十七年双十节著者谨志于上海闸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