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开始半殖民地化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南京条约》的签订给予中国社会极大的影响，使中国开始丧失独立国家的地位。从此，中国历史沿着半殖民地的轨道而演进，社会的各个方面发生了较之战前剧烈得多的变化，对外贸易不仅在数量上逐渐增长，而且贸易的性质起了根本变化，中国失掉了平等贸易的地位而逐渐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市场；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一批沿海城市畸形地发展起来，在这些城市中产生了买办阶层；随着外国侵略的加深，中华民族和外国侵略者之间的矛盾也渐趋激化，这个新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又触发了国内的阶级矛盾，使阶级矛盾呈现缓和或激化的形式。总之，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了政治经济和思想方面迅速变化的时代，进入了新与旧剧烈斗争的时代。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八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以下几方面的显著变化。
一、赔款重担和鸦片的更加泛滥
在战争中，清朝政府支出了大量战费，仅广东一省，战费即达四百余万两，这笔浩大的战费主要是由农民来负担的。所谓“粤东不靖、大兵自北而南，军书旁午，露布星驰无旦夕，官吏征民夫递送，军装、钱漕、力役三政并行，追呼日迫，卖儿鬻女，枵腹当差，道殣相望，流离之状，令人恻然”[1]。到了战争结束，《南京条约》中所规定的2 100万元赔款，又主要由农民来担负，这笔巨大款项分四年七批交清（还要加上5%的利息）。清王朝在付给第一次赔款时就公开表示不愿意拿国库贮存来支付赔款，上谕中说：“至现议先交之六百万元，自应付给，以示诚信，除现在民捐一百数十万两外，其不敷之处，准其暂于江、浙、安徽藩运各库通融借拨，统于捐输项下还款。”[2]因此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便大力搜刮，以弥补因战争和赔款而带来的财政亏空，连下“筹划经费”、“开捐输”、“裁浮费归公”、“多追商欠”、“查明私垦隐赋，勒限照例升科”等一大串的搜刮命令，甚至为了勒索各省积欠的地丁、漕粮，对各省督抚大加申斥说：“该督等既为大清之官，不顾大清之事，试问是何人耶？……该督等仍敢狃于积习，贻误仓贮要需，国法具在，噬脐何及。”[3]后来索性定出层层朘削的办法：“所有各省着赔、分赔、摊赔、代赔、溢领、核减之款，着各省督抚河督于所属实缺司道府厅州县各员，无论本身应赔及代赔各项，俱着照该部所开清单，勒限催追完交”[4]，这个上谕实际上是发动全体官吏，加紧向人民搜刮，对于搜刮有功的知县，还赏加四品顶戴，以示奖励。人民在原有的苛捐杂税之外，又加上一笔战费和赔款的新负担。浙江巡抚刘韵珂述搜刮的困难情形说：“至于议给之款，各省分拨，承示：此项银两须勒绅富捐输归款（按：实际上绅富勒迫人民），浙省自军兴以来，商民捐助饷需，为数实亦不少……去秋收成本歉，冬间复遭雪灾，各属饥民滋事，即经动捐赈济，体察绅富情形，实已竭蹶从事，若责以贿夷之款，劝令捐输，勒必不应。若如川省之议增粮赋，江浙万不可行，必至忠义之心，渐成怨毒之气。故剿夷之银可劝捐，而贿夷之银不可劝捐。”[5]可见有一部分官僚也知道人民实在负担不起这笔赔款，而不以清政府的苛捐杂税为然。
《南京条约》中并没有提到战争起因的鸦片问题，这在清政府是不敢再提这个棘手的问题，在英政府是故意回避这个可耻的问题。条约中虽未提到鸦片贸易，可是，事实上，正像马克思所说：“从1843年起，它实际上享受了完全免受处罚的权利”[6]。以往还多少是偷偷摸摸进行的鸦片贸易，现在丝毫没有顾忌了。1842年鸦片输入33 000多箱，1850年增加到53 000箱，1855年增加到78 000箱。有人在《南京条约》订立时预测鸦片泛滥的情况：“杲杲白日，阒其无人，月白灯红，乃开鬼市，烟禁大开，鬼世将成”[7]，这是相当正确的预测。鸦片战后，仅广州一城，鸦片烟铺即增至“五六百家”[8]。
鸦片泛滥，使统治阶级更趋腐化。如战后徐子苓所感慨叹息的：“今第以一邑论，农之食烟者十之二，工之食烟者十之三，贾之食烟者十之六，兵之食烟者十之八，士之食烟者十之五，上至督抚仆隶之私，下及县门舆台之贱，其食烟者又十之八九。且夫今之所谓兵与士，平居教养之术，固已疏矣，而又毒之以烟，故其居尝靡事而不为。十余年之间，狱讼繁兴，盗贼蜂起，苞苴盛而请托公行，廉耻衰而风俗大坏，职是故也。”[9]
同时，鸦片泛滥使白银继续大量外流。据估计1843—1846年平均每年输出白银约3 500万两[10]，白银外流达到这样巨大的数目，银贵钱贱的老问题也更加严重。19世纪初银价一两换钱在一千文以内，由于白银外流，银价上涨，1840年河北一带银价涨至1 643文，1845年涨至2 024文，1849年又涨至2 355文。[11]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出卖生产物或劳动力，只能得到铜钱，但是交纳地租、赋税时要换成银两，实际负担增加很多，连曾国藩也说：“昔日两银换钱一千，则石米得银三两，今日两银换钱二千，则石米仅得银一两五钱。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朝廷自守岁取之常，而小民暗加一倍之赋”[12]。所以鸦片泛滥和白银外流的结果，还是劳动人民最吃亏。
二、对外贸易的增长及其影响
鸦片战争后，由于中国大门被打开，对外贸易有相当增长。一方面，外国商人收购中国的特产丝、茶，这两项出口商品的数量飞速增加。1843年由广州一口输出茶17 727 750磅，1844年由广州、上海两口输出的茶激增至70 476 500磅，1849年两口输出茶82 980 500磅，1856年上海、福州、广州三口共输出茶1﹒3亿磅，十余年间增加8倍。丝在1843年输出1 787包，1845年输出13200包，1850年输出21548包，至1856年输出将达80000包。像丝、茶这种带有农村副业经营性质的生产，在中国是有着巨大增产潜力的，一旦市场通道被打开，国外需求迅速增长，丝茶就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珍宝，这两项出口物在19世纪下半期维持对外贸易平衡上起了主要的作用。
除了中国出口丝茶有显著的增长之外，外国进口商品也有增加。如战前（1836年）英国直接输华货物的总值为130万金镑，1841年和1842年的战争时期，每年下降到90万金镑上下，1843年增至146万金镑，1844年和1845年是发展的高峰，每年输华货物总值达230万金镑左右。但是随着英国国内经济危机和英国商人的盲目倾销，对华输入量又回落到1843年的水平，此后五年间，输华货物总值停滞于150万金镑的数字，直到1851年才开始回升，至1852年达到250万金镑。[13]当然，从总体上看，英国对华输入还是在增加的，但增加是回旋式的、不稳定的、极缓慢的，和自华输出丝茶的增加量相比是微小的，特别是相对于英国资产阶级迫切的侵略要求来讲，对华输入的增加量简直太微不足道了。正像马克思所说：“中国市场所特有的现象乃是：自从根据1842年的条约而开放中国市场以来，中国出产的丝茶向英国的输出额不断在扩大，而英国制造品对华输入额，整个说来，却停滞不前。”[14]直到50年代中叶，英国输华的商品总值仅占英国出口总值的1﹒79%，“其消费我们的制造品竟不及荷兰的一半，也不及我们那人口稀少的北美或澳大利亚殖民地的一半，赶不上法国或巴西，赶不上我们自己，不在西印度之上，只比欧洲大陆上某些小王国如比利时、葡萄牙或那不勒斯稍微多一点点”[15]。英国资产阶级本来对《南京条约》抱很大希望，条约签订后，璞鼎查得意地宣扬自己打开中国市场的功绩，说这个市场的广阔，“倾兰开夏全部工厂的出产也不够供给他一省的衣料的”，英国商人也“纷纷谈论我们可是一举而要为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需要效劳了，这个消费我们货物的新市场的美景被人们在公共集会上和新闻报导上，广泛而动听地宣传开来——人们告诉公众说，只消中国人每人每年需用一顶棉织睡帽，不必更多，那英格兰现有的工厂就已经供给不上了”。可是，事情的发展并不那样美满，“市场的美景冲昏了商人的头脑，使他们看不见障碍……很快地供给就太多了，其结果就产生停滞……商人增多了，商业却萧条了……最后，形成了亏本生意，照小组委员会的意见，‘公平地说，亏本35%至40%’”[16]。
一个资产阶级作家叙述英国商品碰壁的逸闻说：“在一八四三和一八四四年，当北方口岸（按：指广州以北）刚刚开放，英国人兴奋若狂。西菲尔特的一个著名的商号曾运去一大批刀叉，并宣称他们准备供应全中国的需要。但是中国人不懂得刀叉的用途，而是用筷子扒饭，他们对这些器物连看也不看。这些东西的售价还抵不上运费，在香港商店中曾井井有条地陈列了好多年，好像军械库里的枪和矛一样。另一个伦敦的著名行家，托运了一大批钢琴到中国销售，也许他们的看法是根据这样一种计算，即中国应有二亿妇女，而‘现在中国开放了’，最低限度每二百个妇女中会有一个人愿意学钢琴的。但是，中国人仍然热爱自己的锣鼓，不能接受这种‘美意’。因此发生了很大的困难，香港不能留下这些钢琴。最后，这些受托的商人都是社会上势力很大的人物，他们用一种令人苦恼的专横办法使自己解脱困难，他们坚持要每个欧洲人的住户买两部钢琴，价钱，可以想见，并不太高。但是这是出于私人情谊，而不是出于公平交易的买卖。这些制造商的冲动行为使得最好的钢琴制造者所制的钢琴，充斥于香港和其他四个口岸。”[17]
的确，当时英国资产阶级的冲动，制造了不少类似的笑话，就像这个作家在结束这则逸闻时所说：“大宗商品也有着同刀叉和钢琴一样的情况。”
为什么中国市场会呈现这种在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十分奇怪的现象呢？这主要还是由中国经济的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特点所决定的。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在对抗外国货的竞争上，是一种真正无从侵入的体系”，当时，外国商品虽然已经有了若干政治特权的保障，但还不可能一下子摧毁它，所以，战后十多年外国商品输入一直限制在不大的范围之内。此外，外国商品输入增加不快还由于鸦片输入增加太快所致，1847年英国下院专门研究中英贸易的小组委员会认为：英国对华贸易不振，“既非因为中国对英国货物没有需求，亦非因为有其他国家与英国竞争，唯一原因在于中国可以动用的现银，被鸦片所吸收，从而对于自英国进口的制造品，即缺乏支付手段”[18]；1849年7月28日的英文杂志《中华之友》也说：“鸦片贸易，不断地增长着。如果英国和美国对于丝茶的需要增大，那末这只是使鸦片贸易继续增长；销售工业品的机会是毫无希望的。”很明显，当时中国市场的购买力不可能同时接受鸦片和工业制造品，鸦片的高额利润使外国鸦片贩子们在中国市场上大为活跃，反而把工业制造品的销售推到了次要地位。
既然在鸦片战争后，外国商品输入的数量增加并不很快，而中国的出口贸易却增加比较迅速，那么能不能说，鸦片战争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呢？当然不能够这样说的。因为这不仅应该从对外贸易的数量上来考察，而且更重要的是应从对外贸易的性质上来考察，当时假使除开鸦片贸易不计，中国在对外贸易的数量上是占优势的，可是由于《南京条约》等的束缚，中国已丧失了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所应有的保护自己贸易的种种权利，中外贸易已不是平等的贸易，外国商品有各种特权的保障，占着有利的地位。随着时间的延续和特权的扩大，外国商品一天天地在转变到上风，而使中国对外贸易最后都控制在外国商人的手里。
而且，所谓战后外国商品输入不多，也是暂时的、相对的。对于当时迅速增长的中国出口商品来讲，对于外国侵略者的巨大贪欲来讲，外国输入的商品确实不多，增长不快。但这些被输入的外国商品已经在中国社会经济中起着一定的侵蚀作用，中国的封建经济结构正处在缓慢的分解过程中，这种情况从当时商品经济的活跃和手工业被排挤就可以看出。
首先，在制丝方面，由于丝货的大量出口，上海附近的制丝大大发展起来，如驰名遐迩的南浔镇辑里丝，“起于前明洪武年间，至逊清道光二十二年五口通商而后，销售上海洋庄，转运出口，其名始显”[19]。除了南浔以外，盛泽镇、震泽镇也都是产丝的中心。故冯桂芬说：“中国积岁兵荒，丝市减十之六七，而夷船所购，数倍往时。故蚕桑之利，近年更普。”[20]
其次，由于茶叶的大量出口，也引起国内茶叶生产和市场的扩大。如福建崇安的武夷山茶，在鸦片战争以前大多为山西商人收购，运销于国内，鸦片战争后，“下府（按：指厦门）、广、潮三帮继之以起。道光夷茶经营为此三帮独占”。这三帮收购的茶叶，大多是通过福州、厦门、香港、广州等口岸而输出国外的。而且茶叶的生产也开始扩大，“茶山先为山中和尚道士所据为庙产，至此乃先后转鬻而入茶客矣。茶客每家经营资本，辄百数十万元，茶叶之盛，可想而见”[21]。又如湖南平江，有所谓“道光末，红茶大盛，商民运以出洋，岁不下数十万金”[22]的记载。湖南安化，本为国内黑茶市场，运销陕西、甘肃等地，鸦片战争以后，其生产转而面对外洋，开始创制红茶。左宗棠说：“安化土货之通商者，棕、桐、梅、竹而外，惟茶叶行销最巨，每年所入，将及百万，一旦江湖道梗，则山西引商，裹足不前，此间顿失岁计，有地之家，不能交易以为生，待雇之人，不能通工以觅食，今年崇阳小警，引商到此稍迟，而此间已望之如岁矣，苟其一岁不来，此十数万人者能忍饥以待乎？”[23]像左宗棠所说的，正是由于对外贸易扩大、商品经济发展而引起的新问题。又如容闳在50年代末观察内地商务情况说：“凡外国运来货物，至广东上岸后，必先集湘潭，由湘潭再分运至内地。又非独进口货为然，中国丝茶之运向外国者，必先在湘潭装箱，然后再运广东放洋。以故，湘潭及广州间，商务异常繁盛，交通皆以陆，劳动工人肩货往来于南风岭者，不下十万人。”[24]
并且，战后洋货的销售也增多了，1843年粤海关的告示中说：“乃自近岁以来，开设洋货店户者，纷纷不绝，以致漫无稽考。”[25]洋货的推广势必要影响到中国手工业品的销路，如1845年福州将军奏称，外国商人在厦门输入洋布、洋棉，“其物充积于厦口”，“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壅滞不能出口……今闽省向销江浙之棉、布及洋货等物，因被夷货所占，不克畅销……民间服用无多，又不克转需于他省。揆之事势，断不能华夷两货，并用兼行。是即有愿往江浙等省贩货之人，而销既不多，势必裹足。况现在商既疲乏，更属招之不前”[26]。类似这种棉、布受排挤的记载还很多，如苏松一带，本是纺织业中心，但战后包世臣说：“今则洋布盛行，价当梭布而宽则三倍，是以布市销减，蚕棉得丰岁而皆不偿本，商贾不行，生计路绌。”[27]有人感叹江南纺织业的盛衰说：“雍正、乾隆之间，松江以织布富甲他郡，后夺于苏州之布而松民失其利，近洋布行而苏民亦失其利”[28]；又说：“松太利在棉花梭布，较稻田倍蓰，虽暴横尚可支持。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29]。此外广东顺德一带“斜纹布出桃村，夷舶四倍价令倍度织之，明年货至，洋织盛而土机衰矣，按女布遍于县市，自西洋以风火水牛运机成布，舶至贱售，女工几停其半”[30]。不仅沿海一带纺织业受到排挤，就是处在内地的湖北，“自通商互市以后，洋布盛行，各布销场乃为之大减”[31]。可见，中国纺织手工业被排挤，虽然在当时还仅仅是一个开端，但已经成为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了。
另一个最早受外国排挤的是中国的沿海航运事业，中国海运事业本来是靠旧式的沙船帮，刘锦藻说：“自康熙年间开海禁以来，商船往还关东天津等处，习以为常，凡驾驶之技，趋向之方，靡不渐推渐准，愈久愈精。”[32]海运事业本是大有发展前途的，但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商船横行于中国领海之内，战前外国商船每年来华平均不到200艘，战后增加到300多艘，50年代增至400多艘，而且在中国设立船坞、船厂（如1845年在黄埔设立柯拜船坞、1853年在上海设立浦东船厂），由于外国商船的横行，大大威胁了中国的沙船业。当时的闽浙总督刘韵珂奏称：“福建之漳州、泉州、兴化、福宁与浙江之宁波、台州、温州等府，地多滨海，民鲜恒业，沿海编氓，非求食于网捕，即受雇于商船……自外夷通商以来，商船大半歇业，前之受雇于该商者，多以衣食无资，流而为匪。”[33]这还是战后不久的情况，到60年代，外国的汽船代替了帆船，并在各地广开商埠，设立轮船公司，中国沙船业终因外国的打击而完全垮台。
其他的手工业部门也遭到一定的破坏，如广东佛山镇冶铁本来很兴旺，其中铁钉、土针业工场已有数千人的规模，后来铁钉业因“洋铁输入……故制造日少”，土针业则因“洋针输入，销路渐减”[34]。
由此可见，鸦片战争后，外国商品输入虽然增加得不算很快，但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封建经济的体系，刺激商品经济活跃起来，并使一部分手工业破产。
三、五口通商和买办商人的兴起
《南京条约》既然规定了五口通商，1843年后，五口先后开放，广州最先在1843年7月27日开市。广州本是对外贸易的城市，但是在鸦片战后，由于上海和香港等地的开放，其贸易数字反而大为减少，如1837年，广州进口货物价值1 800多万元（不包括鸦片），出口货物价值3 600多万元；至1846年，进口货物价值减至1 300多万元，出口货物价值减至2 300万元。广州开埠以后，广州人民曾经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抗，关于这些反抗活动，将在下一个问题中叙述。
继广州开埠之后，1843年11月2日厦门开市，但开市以来商务并不繁盛，刘韵珂说：“因闽省与粤东江浙三省疆域相连，势同鳞次。今该夷虽四处开市，而内地贩运夷货之人不能加多；况闽中自省以南，均系陆路，省北又属滩河，他省商贾各趋近便，未肯迂道远来。所恃者仅止本省之人运赴各郡分售，销路无多，故税数骤难充裕。”[35]英国侵略者对厦门开埠后的情况是颇为失望的，但是厦门地势“汊港纷歧，岛屿错杂”，是理想的走私场所，因此鸦片走私和非法的人口贩卖大肆猖獗。根据美国驻厦门领事布兰特雷的报告，自1847年至1853年3月，由厦门一口运往海外贩卖的中国人共12 151人，在中国购买“苦力”每名只值8元，运到海外值121元，其利润之大，实为惊人。中国劳动人民遭到掠夺贩卖，惨状难于笔述。据美国专使巴驾说：“中国苦力贸易在过去数年中，由美国船只及悬挂其他国家旗帜的船只所经营者，充满着犯法、不道德及惨无人道的内容，极似过去非洲的黑人贸易一样。有些地方，其可怕的悲惨程度，远过于‘中渡’的惨剧。女人和孩子们是直接贱价买来的。其他劳动人员，或被骗来，或由暴力劫掠而来，根本不知道被送去的目的地何在，这些人被迫上船，送到别一个地方之后，永无生还之望……数以千万计的生命，惨无人道的被牺牲了……其偶而不死者，也不见得是幸运”[36]。从这段话里就可以看出人口贩卖是多么残酷、野蛮的罪行。
1843年11月17日，上海接着开埠，上海本来就是棉布丝茶的集散地，而且地居中国海岸线的中部，有长江运河等交通干线，江河海洋，四通八达，又接近丝茶产所，拥有广大的商业腹地，因此开埠以后商务发展很快。以下的一些统计数字可以表明上海对外贸易的飞跃发展。
再拿贸易的货币价值来看，1846年出口价值将近600万元，至1853年出口价值增至2 400万元。进出口的货物以鸦片、丝、茶为大宗，鸦片在1853年，进口23 000箱；茶叶出口的增长趋势也很明显，1846年自上海出口的茶占全国出口比重的六分之一，1851年增长到三分之一，而在紧接的以后几年中就大大超过全国出口的半数以上；至于丝的出口，由于上海接近产丝的市场，所以几乎垄断了全国丝的出口。
总之，在开市以后，上海的出口贸易扶摇直上，50年代之初就超过了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原来在广州进行的贸易很多转到了上海，设在广州的外国洋行也纷纷迁来上海，或在上海设置分行。
随着上海商务的发展，英国领事巴尔福（George Balfour）根据《五口通商章程》向清政府提出租地的要求，1845年底上海道宫慕久公布地皮章程23款，规定英人的租地办法，这个章程中虽然已经确定了“永租权”，但土地的主权仍属于中国，租地契约须经清政府加盖钤记，原业主每年可得一定的租金，英国只被允许进行简单的市政措施，中国政府仍有干预界内行政的权力，并且租界范围限制在东至黄浦江、南至洋泾浜（今爱多亚路）、西至界路（今河南路）、北至李家庄（今北京路）约830亩的地区之内，后来各种特权都扩大，租界的地域也一再延伸，而形成后来的公共租界。1849年和1852年又先后形成了法租界和美租界，随着外国侵略势力的扩张，这些租界内先后形成了一套殖民地的管理制度。
1843年11月27日和12月19日，宁波和福州也相继开埠，这两个口岸的商务极为萧条。1844年内，宁波的贸易总值不过50万元，以后更逐渐减少，5年后减至十分之一以下。浙江巡抚梁宝常就经济地理的角度探究宁波贸易不盛的原因说：“浙江十一府内，如台、金、衢、严、温、处六府，或土瘠民贫，或风俗俭朴，需用洋货无多。惟杭、嘉、湖、宁、绍五府，户口殷富，用物浩繁。五府之中，又惟杭、嘉、湖三府俗尚华靡，为销货最多之地。夷船进口货物，以呢羽、洋布为大宗，销路多在杭、嘉、湖三府。出口货物，以茶叶、湖丝、绸缎为大宗，而湖丝、绸缎亦多产于杭、嘉、湖三府。此外进出货物，应赴三府行销及产于三府者，亦十居其七。该三处地面，均与江苏一水可通，民间需用洋货及土产湖丝绸缎并一切货物，近则可赴上海口贩运，远则可由江浙两省长江转赴粤东，往来贸易。上海壤地相接，运脚极轻；粤东虽程途较远，而向为商贾聚集之区，交易甚速，货无停滞，则获利亦丰。至宁波口地处偏僻，自杭至宁，计程五百数十里，中隔钱塘、曹娥二江；又绍兴一带，河窄坝多，剥船狭小，装货有限，运脚多所耗费。通商事属创始，交易迟速不能豫定，较之上海口之路捷费轻，又粤东生理之确有把握者，均大不相同。是以杭州以北，客商鲜有来宁贸易之事。所藉以销卖洋货者，惟浙东之宁、绍、台、金等府，其内地贩来货物，仅有福建、安徽及浙省绍属茶斤，并宁、绍、金、衢、严等府土产油蜡、药材、麻棉、纸席、杂货等物。浙西湖丝一项，自开市至今，仅止贩来四千余斤，此后湖丝绸缎，有无贩运来宁，殊未可定。”[38]
福州的情形和宁波相仿佛。该地“港道口门最狭，沙浅复多，各国小船虽往来无碍，而大船易于搁浅”[39]，英国货船只能停泊港外，用小船拨货入口，极不方便，所以来船极少。1845年该埠的贸易价值为37万元，但至1846年、1847年，没有一只外国船进口，贸易完全停顿。后来，英国侵略者希望把福州口岸改至温州、台湾，或苏州、镇江，但未成事实。一直到1855年，由于战争的影响，福建茶叶运到上海的交通被阻塞，福州才成为当地茶叶出口的一个重要口岸。
总之，五口通商后，旧日的商业中心广州和新起的商业中心上海商务最繁盛，耆英说：“统计五口，以广州为首，上海为尾，将来贸易，似亦惟该二口为最旺”[40]。初期情况确是如此，但到50年代以后，上海进一步发展起来，广州的商务逐渐被香港、澳门所夺，特别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的破坏，广州的商务也不能和上海相比了。
随着通商口岸的兴起，随着外国侵略势力的深入，在中国沿海城市里就有一批为外国侵略利益服务的商业资产阶级出现，他们为侵略者推销商品，收购丝茶原料，把自己的命运紧紧和侵略者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近代买办阶级的先驱。
在鸦片战争前，对外贸易完全由清政府所特许的公行商人所控制，为了贸易上的方便，当时已经出现了买办，他们管理外国商馆内部的经济和其他事务，如贸易的账目、现银的存放、文件信件的保管等等，所以买办已经是外国商人来华贸易极为重要的助手，可是当时的买办是受公行商人控制的，充当买办的人必须由“行商作保，保证他的行为与能力”[41]，外国商人并没有自由选择买办的权利。
战后，外国侵略者扭断了公行制度的束缚，开始在沿海一带自由选择其代理人，于是买办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战前的买办是受公行商人的控制，战后则受外国侵略者的控制，买办的权力也提高了，有一些以往的公行商人也改充买办，特别是上海的买办阶层发展最快。
鸦片战争后，买办商人兴起的详细情况暂难考明，据说在鸦片战争中，有一个宁波人穆炳元被英兵所掳，熟习了英语，颇得英人信任，后来他在上海为英商办理大宗交易，并且收了学徒，教习英语及对外贸易的手续，随着贸易的发展，穆炳元一个人兼顾不了，就让他的学徒居间经手，“此为上海洋商雇用买办之始”[42]。开始的时候，外商和买办之间是临时的雇佣关系，“一宗交易既毕事，则雇佣关系亦遂解除，犹延请律师办案者然”。后来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外人之来沪者日多，所设行号，与华人之交往亦日繁。行号内所用之通事西崽人等，对外购买零星什物及起居饮食必需之品类，支付款项及种种往来，外人颇嫌其烦琐，于是新开行号每当延订买办时，并兼以行内琐务委任之，而买办与行号乃遂有垫款及代管行务之职务矣”[43]。
买办的主要事务是为外国侵略者推销商品和收购土产。因为初期对外贸易的大宗货物是鸦片和丝茶，所以买办商人也以这几个行业为发端。如“随同洋商第一次至沪贩土之人，即系潮州郭姓，郭能英语，又得洋商信用，来沪后始代洋商出售烟土，如今洋行之有买办然”[44]。又如《南浔志》称：该地因产丝甚多，“经商上海者乃日众。与洋商交易，通语言者，谓之通事；在洋行服务者，谓之买办。（南浔）镇之人业此，因而起家者亦正不少”[45]。至于经纪茶业的买办更为普遍，当时外国商人为了采购茶叶的方便，常常派遣许多买办商人，到内地产茶区直接购买茶叶，如1855年因交通受到战争影响，福建的茶叶不能运到上海出口，美商旗昌洋行派买办深入武夷山区，收购茶叶，经闽江而运到福州出口，使得开市以来十分萧条的福州，一跃而为茶叶贸易的中心。
买办们依靠外国，在沿海有很大的势力，如香港的卢亚景“素充英逆兵船金不多……俨然六品官员，且拖翎矣。金不多者，译言买办也。夫景不过英逆一买办耳，是英逆之役也，何足重轻？但逆船以火食为重，景能备供英逆牛羊鸡豕面头包干之等，无使不给，故英逆以景为能”[46]。19世纪50年代王韬谈到上海买办，“沪地百货阗集，中外贸易，唯凭通事一言，半皆粤人为之，顷刻间千金赤手可致”[47]。许瑶光说：“五口既开之后，沿海士民，嗜利忘义，习尚日非……妄自菲薄，争附洋人。其黠者，且以通洋语、悉洋情，猝致富贵，趋利若鹜，举国若狂。”[48]从以上这些记载，可以想见买办商人在沿海口岸的经济势力。
到50年代，买办商人们在政治舞台上初露头角，其代表人物是吴健彰和杨坊。吴健彰本名吴天垣，为广州公行商人，开设同顺行，后来到上海，在旗昌洋行当买办，官至上海道。据《中西纪事》称：“查该道出身之由，系粤东人，向在洋行充当公司帮办，与夷人来往颇密，后积赀援例得候补道，分发浙江，旋改调江苏，补上海道……吴道向年在粤，熟识公司领事人等，益以此有水乳之合……与本管之洋行商伙，往来酬酢，不知引嫌。”[49]吴健彰在上海道任内的政治活动，充分体现了他的阶级性格。50年代之初，他是勾通外国侵略势力和中国封建势力的一座桥梁。上海小刀会起义时，他积极地拉拢外国侵略者，共同镇压了小刀会起义（吴健彰曾被起义军俘虏，后来由美国领事保护逃出）。在修约交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他又是妥协派的灵魂，勾结了江浙的大官僚，向朝廷施加影响。继吴健彰之后的另一个显赫的买办商人是杨坊。据左宗棠说：“杨坊以市侩依附洋商致富，十数年间，拥资百万，捐纳道员。从前在浙经手洋务，往往从中渔利，人所共知。即如咸丰六年为浙江抚臣借用英商啤哩火轮船一只，未及三月，竟开销洋银七万九千余元，名为供应洋人，实则取归私橐，其昧良嗜利如此。”[50]杨坊的活动比吴健彰更进一步，他在上海粮道任内，勾结外国流氓华尔，组织臭名远扬的“常胜军”，对太平天国革命进行血腥的镇压。此外还有被左宗棠所信赖的胡光墉，也是当买办发了财，为左宗棠的西征军采办饷糈，以功赏穿黄马褂。这批买办逐渐形成为外国侵略者培养起来而又和官绅相通的一支恶势力。
四、广州人民反侵略斗争的继续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甘心向侵略者妥协，但是中国人民并没有表示屈服，各地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正在继续展开，特别是广州人民在鸦片战争中曾经和英国侵略军进行激烈的斗争，以后出现了许多社学组织，这种社学本来是乡村中“兴贤育才”的封建教育机构，但是在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社学的性质有了变化，开始成为团结各个阶层、抵抗外国侵略的自卫性战斗组织。当时除了著名的升平社学和东平公社之外，还有许多是从鸦片战争以前遗留下来的社学，但在鸦片战争后起着反侵略的积极作用[51]，他们“无事则负耒力田，闻警则操戈御侮”[52]。广州人民由于有了社学组织，他们的反侵略斗争进一步发展起来。
当《南京条约》刚签订不久，广州就爆发了一次群众性的反侵略自发斗争。1842年12月，由于英国水手抢夺中国商贩的货物，并开枪伤人，群众大为义愤，把英国水手包围在商馆中，并放火焚毁商馆。“当火盛发时，闻万口齐呼杀贼，远近水车赴救，皆挺刃而止之，员弁以兵役至，将为扑灭，亦阻于万手飞石不得前”，“夷货迁出，尽为百姓推掷在地，无丝毫夺归己者”[53]，升平社学也派了2 000人入城助威。清朝政府不但不支持人民的正义斗争，反而站到侵略者方面，斩首了10个无辜的百姓，还给侵略者赔偿26万元。当时人民的斗争还处在很幼稚的阶段，但这一幼稚的自发的行动却标志着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火焰并没有因清朝政府的投降而熄灭。
等到广州开市以后，英国侵略者以战胜者的姿态出现，“益肆骄矜，旧制大班不得乘肩舆入馆，至是散商出，率乘坐，遨游通衢，与内地人交易，动因口舌，陡起风波，愈以忿争为强。所留夷役，沿街攫掠布店货物，论值未成，径携以去。又挟流娼，招摇市上，遇平民，辄喝令急趋避，否则鞭扑随之。市井之民，受者已不可忍，特畏官之禁，虑因是滋为祸首，强自遏抑而姑容之。始则会城众怒难息，久而并所近村氓之来城就工贾者，无不积为深怨”[54]。在这种反侵略情绪的积集和高涨下，升平社学和东平公社等组织进一步发展起来，“富者助饷，贫者出力，举行团练，按户抽丁，除老弱残废及单丁不计外，每户三丁抽一，以百人为一甲，八甲为一总，八总为一社，八社为一大总。旬日之间，城乡镇集，灯楮旗布，为之一空”[55]。广东人民面对着外国侵略而形成了伟大的团结一致。这种团结，不仅对于外国侵略者是很大的威胁，而且也使清朝官方感到恐慌。正像夏燮所说：“自是众议汹汹，不借官饷，亦不受地方官约束，薰莸杂处，重之于枘凿，浸浸乎与官为仇矣。”[56]
1844年香港总督德庇时强欲租借广州河南地，“自为丈量，插旗志界”，群众起而反对，发表告示说：“中国之地，无一非百姓用本置买之业，虽官亦不能夺以与人，即令给其价值，其间亦有愿卖不愿卖之别”[57]，致德庇时抗议书说：“今河南共四十八乡，烟户不下数万家……心既不甘于弃地，志即可激以成城……仍然恃强硬占，窃恐怨积日众，祸贻日深，其身与家相依为命者能不舍死相争乎？”[58]英国侵略者慑于群众力量，暂时停止了租地的行动。1845年，英国侵略者又企图进入广州城，与广州知府刘浔密商，群众闻讯，“一时乌合之众，乘衅而起，太守回署，则堂皇啸聚数千人，闯入宅门内，劫取太守衣笥，陈之堂下，破其，搜其朝珠公服而焚之，曰：‘彼将事夷，不复为大清官矣。’太守自后院毁垣出”[59]。
广州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者入城的意志非常坚决，“凡夷有三五为群，思进太平门、西门者，守者辄斥之退，民或遇见，顷刻聚千百人，鼓噪其后，必使其急遁返而后散”。有一次英人乘没有人的时候，悄悄进入太平门的状元坊，“过坊不数武，市民遇之大哄，夷举所持鞭竿劈人，于是万手齐动，几毙掌下”。广州人民斗争的浩大声势不仅遏制了侵略者的凶焰，也使清朝官僚们认识到“众怒难犯”，而不能不改变它对外一味迁就屈辱的态度。1847年4月，德庇时又率300名军队潜入虎门，占领炮台，钉塞炮眼，强占民房，向耆英重提进入广州的要求，并说“地从民出，议租权既在民，城为官守，议入权则在官”[60]，迫使耆英接受入城的要求。耆英等虽认为“夷人入城，不过以入署见官为荣，尚非别有他志”，但是又考虑到“粤民过存轻视，屡向聚殴，该夷偶有所求，如租地建房等细事，亦复率众阻挠。地方官以民为本，又未便重拂舆情”[61]。介于“民”、“夷”两者之间，既不敢“与英结怨，以开边衅”，又不敢“强民之所不欲以从夷人之欲”，因此只好讲求所谓“驾驭控制之方”，对侵略者的要求以拖延来应付，耆英答复英国租地要求说：“倘缓其期，将来或分任租值，尚有可商”[62]，又和德庇时订了两年后入广州城之约，抱着拖一天是一天的打算；而另一方面却对人民斗争采取分化、破坏的策略，努力把掌握社学领导权的士绅拉到自己一边来，如耆英称：“粤中风气，搢绅之家，皆系读书明理，守法奉公。唯市井小民，嗜利尚气，好斗轻生，又系通商码头，五方杂处，多有造言生事之徒，从中煽惑，借以渔利。从前粤中习俗，既资番舶为衣食之源，又以夷人为侮弄之具，该夷敢怒而不敢言，饮恨于心，已非一日。近日夷情，不能再如从前之受侮，设有一言不合，即彼此欲得而甘心。遂有上年十一月间焚抢洋行之事，其实皆系无赖游棍及俗名烂崽等辈所为，一经查拿，旋即逃散。”[63]这样把参加反英斗争的上层士绅和下层群众分别开来，诱引上层士绅把社学变成“无事散处田间，有事听官调遣，法有类乎士兵，意不外乎保甲，有公正绅士为之钤束”[64]的官办组织，对下层群众则声言要“置之重典，以儆效尤”。耆英以为这种对内分化、对外拖延的策略可以使自己凌驾于“民”、“夷”两种势力之上，把两种势力的冲突调和起来，实际上，这种策略仍偏重于对外妥协，推行这个策略的结果反而把耆英拖进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人民群众对耆英的媚外行动极为愤怒，痛骂耆英是卖国贼；另一方面，侵略者也嫌耆英在出卖主权时忸忸怩怩，不够爽快。不久，耆英离职，徐广缙继任两广总督。徐广缙所执行的基本上是耆英政策的继续，但是由于广州人民力量的浩大，他不得不稍多一点地顺从民意，这样对侵略者的要求也就不能不更多地违背一点。1849年，新任的英国香港总督文翰率兵船进入省河，要求履行耆英两年后入城的诺言，群众闻讯，纷起反对，“一时雷动云合，自老城而及新城，新城而及四郊……旬日间得十万人有奇”。徐广缙鉴于“婉阻之未必遽开边衅，轻许之必至立启兵端，且阻其进城而有事，则众志成城，尚有爪牙之可恃，许其进城而有事，则人心瓦解，必至内外之交讧”[65]，在权衡利害轻重之后，徐广缙赴英船拒绝入城的要求。文翰还要依靠武力，强行入城，但广州人民已严密戒备，“省河两岸，义勇呼声震天”[66]，文翰畏惧群众声势，暂时放弃了入城的念头。当然英国侵略者是不会从此甘心歇手的，他们对英勇的广州人民恨得咬牙切齿，英国首相巴麦尊在给文翰的信中说：“英国政府深知，如果情势需要，英国军队可以把整个广州城毁得片瓦不留，使该城人民受到最大的惩罚。”[67]
五、中国知识分子学习外国的开始
闭关时代，中国知识分子虽然曾经跟资本主义文明发生过接触，如明朝的徐光启，清初的梅文鼎、王锡阐，都以融贯中外学术而闻名于世，但当时仅限于学习西方的数学、历法、医术、火器等，当时士大夫并不真正了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容和意义，他们还被禁锢在整理旧典籍的狭窄范围内。一直到鸦片战争发生时，中国知识界对于世界情况可以说是毫无了解。
鸦片战争及其失败给中国知识界一个很大的刺激，“天朝大国”竟被一个远隔万里以外的“蛮夷小邦”打败了，这是一个出乎意外的耻辱。大多数知识分子仅仅把失败归结为个别人物的责任，不肯再多动动脑筋，少数先进的知识分子不但从自己方面来检查失败的原因，而且他们也渴望了解敌人，了解我方和敌方的关系，了解敌方怎样和为什么打败了我方，这就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运动。
应该说，“向西方学习”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当时的知识分子只是站在本阶级的立场上开始了摸索和探讨，他们还不可能窥见资本主义文明的整体和实质。
地主阶级里的顽固派没有也不可能从战争中吸收什么有益的教训，《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虽然接连下令，改革海防，说是“必应大加整顿，毋庸拘泥旧规”，但事实上，仍是因循疲沓，改革的事始终停留在议论阶段。广东公行商人潘仕成仿照西法制造了水雷和一艘轮船，清政府赏给了一个布政使衔，并没有给予有效的支持，官僚士大夫们仍旧是浑浑噩噩地得过且过。
个别进步的思想家在总结战败的教训以后，开始对外国情况进行了解和研究，其代表人物是魏源。
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生于1794年，死于1856年。鸦片战争前，他是和龚自珍齐名的今文学家，曾为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一反汉学家支离破碎的治学方法。1842年“海警沓至，忾然触其中之所积”，写成《圣武记》，这是从清朝战争历史的角度来检讨鸦片战争的一部大书。1846年，完成最著名的《海国图志》一书，是中国最早的有关世界各国地理、历史的系统著作。
魏源和一般士大夫虚骄自大、粉饰太平的态度完全不同，他认为战争的失败主要是由国内政治所决定的，他说：“官无不材则国桢富，境无废令则国柄强，桢富柄强则以之诘奸奸不处，以之治财财不蠹，以之蒐器器不窳，以之练士则士无虚伍，如是何患于四夷，何忧乎御侮！”[68]他把“人心之寐”和“人才之虚”列为两个根本大害，所谓“寐”是糊涂，所谓“虚”是空洞，他看透了这两个官场与知识界的严重问题，提出“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以克服“寐”；又提出“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艾三年而蓄之，网临渊而结之，毋凭河，毋画饼”，以克服“虚”。[69]这位热诚的爱国志士希望鸦片战争的失败会引起人心的“愤”与“忧”，会成为一个“违寐而之觉，革虚而之实”的关键，可惜这种呼吁并不为人理会，更不被人理解。
魏源研究了鸦片战争的过程，提出对外关系方面的几个原则。第一是“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互市”，这就是允许合法贸易，反对鸦片贸易。第二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所指“夷之长技”虽然主要还是指枪炮武器，但《海国图志》中已指出“量天尺、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水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之属，凡有益于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而且即使在船炮的学习方面，他也和唯武器论者不同，他说：“不讲求用炮之人、施炮之地，与攻炮守炮之别、陆炮水炮之宜，纷纷惟以畏炮为词，铸炮为事，不过只借兵而资寇。故曰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甲非不坚利也，委而去之，是器利不如人和也。”[70]第三，魏源认为与外国作战时应该重视“守内河”的原则，他批判当时那种“不战即降，不降即战”的思想，也批判那种强守海口的思想，主张诱敌深入，使敌人船炮火力在内河作战条件下不能发挥，而使我军得以利用广大的后方与激昂的民气。
魏源的这种思想和策略，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只有“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和“以夷攻夷”后来曾经被曾国藩、李鸿章等歪曲地继承下来，成为曾李辈的指导政策，至于其他对于内政、外交、军事各方面的思想和爱国主义热情都被那些高贵的继承人抛弃得干干净净。
作为今文学家的魏源虽然是个唯心主义者而热衷于鬼神圣教的宣传，但是剧烈变动的时代不能不使这位自命“经世匡时”的志士产生辩证的思想，他说：“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既然一切都是变动的，那么顽固派所崇奉的所谓“祖宗法制”为什么就不能变革呢？所以魏源说：“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71]他对于事物的矛盾持有很深刻、卓越的见解，他把寒与暑、屈与伸、伏与飞、如意不如意、快意与忤意、祸与福、利与不利皆对待相举，“消与长聚门，祸与福同根，岂惟世事，物理有然”[72]。他用自己的语言，论述矛盾的斗争和转化：“天下物无独必有对，而又谓两高不可重，两大不相容，两贵不可双，两势不可同，重容双同，必争其功，何耶？有对之中必一主一辅，则对而不失为独”[73]，这种对于矛盾的对立、统一、转化、主从关系的论述，确实表现了他对于事物的敏锐的观察力。
当然，魏源的辩证法思想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甚至他还承认“其不变者道而已，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74]，特别由于唯心论体系的羁绊，把鬼神说成是“有益人心”、“阴辅王教”的圣教；在政治上则拼命反对农民起义，晚年在苏北抵抗太平天国革命多年。这正是表现了他所受的历史和阶级的限制，但这些弱点显然不是他思想和行动的主要方面。
注释
[1]邓文滨：《醒睡录》，初集，卷二，《苦雨》。
[2]转引自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第2册。
[3]《东华录》，道光朝，卷五四。
[4]同上书，道光朝，卷五八。
[5]刘韵珂：《致金陵三帅书》。
[6]马克思：《鸦片贸易》，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86页。
[7]刘韵珂：《致金陵三帅书》。
[8]《广东探报》，见《鸦片战争》（四），292页。
[9]徐子苓：《与邵位西拟言时事书》。
[10]参见余捷琼：《一七〇〇—一九三七年中国银货输入的一个估计》。
[11]严中平根据河北宁津县大柳镇统泰升记商店账册计算，参见《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12]《曾国藩全集》，奏稿，卷一，《备陈民间疾苦疏》。
[13]参见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的史料》。
[14]马克思：《贸易与条约》，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91页。
[15]1852年3月密切尔报告书，转引自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的史料》。
[16]香港《中国邮报》，1847年12月2日社论，转引自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的史料》。
[17]转引自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493页。
[18]《英国下院蓝皮书》，1847年小组委员会报告书，转引自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的史料》。
[19]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编：《吴兴农村经济》，11页。
[20]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上，《筹国用议》。
[21]林馥泉：《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8～9页。
[22]李元度等：《同治平江县志》，卷二〇。
[23]《左宗棠全集》，书牍，卷一，《与贺蔗农书》。
[24]容闳：《西学东渐记》，54页。
[25]《广东探报》。
[26]转引自邵循正：《一八四五年洋布畅销对闽南土布江浙棉布的影响》，载《历史研究》，1954（3）。
[27]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六，《致前大司马许太常君》。
[28]《续皇朝经世文编》，卷三九，徐鼒：《罄辨篇三》。
[29]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六，《答族子孟开书》。
[30]冯奉初等：《顺德县志》，卷三。
[31]《湖北通志》，卷二四，《物产》。
[32]《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七七，《海运》。
[33]道光朝留中密奏，刘韵珂奏附片六。
[34]《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六，《实业志·工业》。
[35]《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八〇，刘韵珂奏折。
[36]美国参议院档案，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1卷，99页。
[37]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401～402页。
[38]《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一，梁宝常奏折。
[39]徐继畬：《松龛先生奏疏》，卷上，《奉谕密防英夷疏》。
[40]《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〇。
[41]威廉·亨德：《广州番鬼录》。
[42]姚公鹤：《上海闲话》。
[43]姚公鹤：《上海闲话》。
[44]雷瑨辑：《蓉城闲话》。
[45]周庆云：《南浔志》，卷三三。
[46]《英夷入粤纪略》。
[47]王韬：《瀛堧杂志》，卷一。
[48]许瑶光：《谈浙》。
[49]夏燮：《中西纪事》，卷一一，《五口衅端》。
[50]《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六，《请勒追革员京米捐款，再行押解来浙捐输赈米片》。
[51]当时可查知的社学有和风、联升、同升、西湖、兴仁、淳风、钟镛、同文、莲湖、恩洲、成风、佛岭、六顺、仁风、太平、东盛、太安、忠庸、观澜、平社、长湴、黄陂、长兴、横潭、浔峰、三江、从善、官桥、怀清、隆平、南平等社学。
[52]《西湖社学碑记》，转引自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广东人民三元里抗英斗争简史（节录）》。
[57]《广东夷务事宜》，《告谕英商大略》。
[59]《中西纪事》，卷一三。
[61]《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七，穆特恩、耆英、官文奏折。
[62]《夷氛闻记》，卷五。
[6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六六，耆英奏折。
[64]同上书，道光朝，卷七五，耆英奏折。
[65]《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九。
[66]《中西纪事》，卷一三。
[67]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448页。
[68]魏源：《圣武记》，叙。
[69]参见《海国图志》，叙。
[70]《海国图志》，《筹海篇》下。
[71]魏源：《古微堂内集》，卷三。
[72]同上书，卷二。
[73]魏源：《古微堂内集》，卷二。
[74]同上书，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