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进攻阶段
第一节 太平天国革命初期的胜利进攻
一、太平军在广西的战斗
金田村一带，群山环抱，地势险僻，清王朝在这里的统治力量比较薄弱，作为起义以前积聚力量的根据地是很合乎理想的。但当准备已经成熟，革命队伍就应该迅速地冲出山区，进入宽广的平原地带，广泛地展开活动，以便扩大革命影响，招集更多的队伍，积聚更丰足的物资。在这样的战略意图下，起义后的数日内，太平军立即全师东进，配合天地会罗大纲、苏三娘等的部队，占领了紫荆山区东出要隘江口圩（即大湟江口），随即补充军实，企图东下平南，至浔江地带活动。
可是太平军最初还缺乏经验，行动不够迅速，当占领江口圩后，为了补充军实，屯驻一个多月，给清方赢得了调动兵力的时间。钦差大臣李星沅恰在此时到达了广西，认清了太平军“实为群贼之尤”，主张“聚集精兵，全力攻剿，庶期扫穴擒渠，余匪闻而胆落”[1]，把主要兵力拿来对付太平军。一月之内，调集了桂、黔、滇、楚、粤、闽等军万余人，提督向荣亲至江口圩前线指挥，太平军东出之路遂被堵塞。
1851年2月中旬，大湟江口爆发了一场剧战。清军方面对太平军战斗力估计过低，在江口圩至屈甲一带发动了全面攻击，企图一举扑灭革命火焰，太平军英勇迎战，结果清军大败，据《浔州府志》记载：“十八日战于牛排岭，我师败退……贼益骄横”[2]，“荣（按指向荣）独战于屈甲洲。贼佯败，先设伏兵于下游以抄我后，我军深入，前后受敌，遂败。士卒死者数百人，洲坑为满”。又说：“贼自屈甲之役益无忌，二月初五日攻扑向荣鱼鳞塘营垒甚急，一军皆失措。有以巨炮击之，贼稍却”[3]。这些记载反映出清军在和太平军交手的第一个回合中就被打得狼狈不堪。
太平军虽获全胜，但因缺乏火器，无法攻破清军营垒，相持日久，粮食告竭。《天情道理书》说：“金田起义之始，天父欲试我们弟妹心肠，默使粮草暂时短少，东王西王诰谕众弟妹概行食粥，以示节省”。为了立即摆脱缺粮的困难，太平军放弃了打破清营、全师东出平南的想法，3月中旬从江口圩西撤，经新圩、金田，越山而西，占领东乡、三里，企图经过武宣而打开西出的路径。
这一次太平军的动作虽然很敏捷，但是在迫近武宣县城的时候，新任广西巡抚周天爵恰恰赶到这里，接着向荣的军队也绕道赶到武宣，太平军西出的通路又被阻拦。此后两个月间，双方相持于武宣城郊，一方面太平军还不可能打垮清军，突破重围；另一方面清军内部发生矛盾，周天爵、向荣互闹意见，士兵贪生怕死，加以浔江南岸有凌十八率领的太平军别支，赶来金田团营，清军备多兵分，因此也不可能扑灭太平军。清廷一个劲儿地催促前线进攻，钦差大臣李星沅连急带气病死于军营，清廷派了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为钦差大臣，并调广州都统乌兰泰等部开赴广西。1851年5月中旬，正当李星沅病死、赛尚阿未到的时候，太平军突然撤离武宣，抢占象州之中平一带，企图经过象州而打开北出的道路。
太平军刚刚占领中平，乌兰泰的援军即已进抵象州，两军相持一个半月，北进的道路又遭堵截。7月初，太平军复由原路撤兵，经东乡、猪葸峡、金田而屯营于新圩，再作东出的打算。清军方面，乌兰泰部绕道至江口圩，堵截太平军，向荣则跟在太平军后面追击，赛尚阿的援军也抵达广西。
此时，紫荆山战场上，清军已陆续集中三万人，太平军方面连老幼妇孺不到两万人，数量相差很悬殊。8月间，西路的向荣部陆续突破猪葸峡、双髻山、风门坳等要隘，军锋直指金田村，东路的乌兰泰部正在围攻新圩，太平军全体部队被包围压缩在金田至新圩的狭小地区内。这时是革命最危急的关头，太平军若不能突围而出，便有全部被歼灭的危险。
太平军的战斗成员太少，战斗经验也不足，加以武器窳劣，缺乏火炮、盐、硝、粮食，因之起义八个月而尚无进展，但是太平军毕竟是一支生气勃勃的队伍，他们努力用各种办法来克服困难。首先是严申群众纪律，以提高士气，如在东乡战斗中，萧朝贵装作天兄耶稣下凡，教导大家“不得入村搜人家物，打仗不得临阵退缩，有银钱须要认得破，不可分尔我，更要同心同力，同打江山，认实天堂路来跑”[4]。其次是全军的团结一致，以提高队伍的战斗力，如杨秀清装天父下凡说：“据奏说多病伤，护持紧。兄弟姊妹一个不保齐，辱及天父天兄也。今行营，其令各军各营，队伍宜整齐坚重，同心同力，千祈恪遵天令不得再逆……各军各营宜间匀联络，首尾相应，努力护持老幼男女病伤，总要个个保齐，同见小天堂威风。”[5]最后是清除队伍中的内奸，如杨秀清查明黄以镇的反叛行为，假托天父下凡，杀黄以镇，并以此教育全军。总之，太平军虽有许多弱点，但这支队伍坚如磐石、勇如猛虎，所以乌兰泰说：“贼之凶悍诡诈，久历戎行者，不独未见，并所未闻。”[6]
清军方面虽然兵员多、武器好、粮食足，却有更难克服的困难，首先是士兵的怯懦，周天爵曾说：“贼愈战愈多，而我兵则愈怯，实无法可以剿灭之。贼凶悍有力，非乌合之众，彼方纪律严明，而我军则毫无纪律，退易进难，虽屡加劝谕而孱弱畏葸如故也。”[7]在咸丰帝的上谕中更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在某次战斗中，太平军“仅剩七贼，复上山梁，直扑威宁大营，该营官兵计有千人，何以不敢出营抵御，全行奔溃，致有挫折，实出情理之外”[8]。七个太平军打败了上千清军，清军的战斗力可想而知。除此以外，清军方面更严重的困难还在于主将之间的矛盾。当周天爵与向荣共事的时候，周向朝廷密劾向荣“曲徇其子，军不用命”，闹得向荣灰心丧气，停战一月。清廷调来一个乌兰泰，希望他“调和诸将，使之尽释前嫌，共图决胜”[9]，不料乌兰泰和向荣的矛盾闹得更大了。当向荣在西路步步迫近金田村、清廷对向荣赏赉有加的时候，东路主将乌兰泰醋意大发，故意放松对新圩的攻势，太平军遂得移营金田，集中兵力，打退向荣。1851年9月11日，太平军于夜间从山间僻路突围至思旺圩，乌兰泰率军后追，向荣绕道赶到官村堵截，太平军伏兵于此，突起袭击，向荣军大败，“几不能军，是所谓官村之败也，向之丧师失律未有甚于此役者”[10]。向荣经过这次战败，和乌兰泰的矛盾更大了，索性“称病晋省就医，竟置贼事于度外矣”[11]。
太平军经过九个月的战斗，终于突围北上，9月25日占领永安州（今蒙山县）。清军在大败之后，内部一片争吵混乱，只有乌兰泰少数军队跟追到永安，这样就给革命方面赢得了补充休整队伍、采购粮食军火的时机，同时又颁行天历，制定各种政治制度，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秦日昌为天官丞相（至南京后晋封燕王），胡以晃为春官丞相（至南京后晋封豫王），其余将士800多人皆晋升官职。又实行圣库制度，宣布“继自今，其令众兵将，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逆者议罪”[12]。此外还努力肃清内奸，如太平天国官书中大书特书的军师周锡能事件就是在永安发生的。周锡能是被派遣回博白团聚教徒的，不意周投降了清军，返回永安，为清军做内应，杨秀清侦悉内情，假装天父下凡，揭露周锡能的逆迹，将周和他的妻子同伙一律斩首。这件事更加坚定了群众对天父的信仰，连临刑时的周锡能也说：“众兄弟，今日真是天做事，各人要尽忠报国，不好学我周锡能反骨逆天。”[13]
太平军在永安停驻约半年，清军陆陆续续地开到永安，将永安城包围起来。可是乌兰泰和向荣对于进攻永安的战略计划又产生了分歧，乌兰泰采纳部下江忠源的建议，称“贼尽聚一城，人数不及万，官军数倍过之，若以锁围法，深沟高垒困之，贼食尽援绝，必死矣”[14]。可是向荣鉴于屡次挫败的教训，反对围城硬攻，主张“攻城宜开放一路使逃，我兵紧紧追击，使其不复成队，不数战可以歼除”[15]。两个主将意见不同，旧恨加上新怨，矛盾更大了。下面的军队“楚兵与黔兵不和，镇篁兵又与常德兵不和，兵与勇不和，东勇又与西勇不和”[16]，在这样矛盾重重的情况下，清军根本不可能对太平军进行积极的攻击，因此，有人讥刺当时的战况是“孤城咫尺无人近，半载遥从壁上观”[17]。
清军仗着兵员众多，把永安城“四方围困，内外不通”[18]，城内“粮草殆尽，红粉亦无”[19]。1852年4月初，太平军乘雨夜突围，东趋古苏冲、尨寮岭一带山路，乌兰泰率部紧追，在仙回岭遇到太平军的埋伏，“径仄地滑，人马拥挤，不能排队，枪炮亦不能施放，众贼赤脚短刀，前后围裹，肉搏鏖战，总兵长寿、长清、董光甲、邵鹤龄暨亲随兵弁数百名同时殒命，四镇俱百战之将，阖营丧气”[20]。这一役清军不但折损四个大将，而且死伤四五千。赛尚阿为了掩饰战败的过失，把被俘的一个天地会领袖焦亮，捏称是太平军重要领袖洪大全，向朝廷献俘报功。关于洪大全的真实性问题，在史学界争论了许多年。有人认为：洪大全是天地会的大首领，在太平军中地位是很高的，他在一定的条件下和拜上帝会合作，参加了太平军，由于洪大全的被捕，拜上帝会和天地会的裂痕逐渐扩大，以至分裂。[21]有人则认为：关于洪大全的身份和供词完全是赛尚阿等捏造的，洪大全实际上是太平军中一个犯人（因被俘时项上带着锁链，并根据洪大全供词）。[22]关于洪大全个人的身份，我们认为很可能就是郴州天地会领袖焦亮，因为在1856年，湖南巡抚骆秉章曾有洪大全之妻许月桂、弟焦三自行投案的奏报[23]，太平军在广西、湖南作战，本有不少天地会员参加其中，洪大全就是其中的一个，洪大全在供词中把自己说成是和洪秀全并肩的领袖，这是不对的，显然是赛尚阿等作伪以冒功。供词本身有许多夸大作伪的地方，但可能是根据参加太平军的天地会员所供，而又加了很大篡改而成。洪大全个人身份是次要问题，这里牵涉到一个拜上帝会和天地会相互关系的问题。我们认为：第一，天地会本身并不是统一的组织，因此不会有一个最高首领（只有一个象征性的天德皇帝），洪大全最多是郴州一带天地会领袖，洪大全个人的被捕并不会对拜上帝会与整个天地会的关系发生重大影响，这一点有后来太平军进至郴州，天地会员纷纷参军可以作为佐证。第二，拜上帝会和天地会几乎是同时同地并存的被压迫群众的两个革命组织，他们的组织形式、斗争形式虽然有区别，但基本的阶级路线是一致的，彼此必然有相互影响、相互支持的关系。如太平天国中所谓“同家食饭”的圣库制度，显然是和当时广西天地会中流行的“米饭主”有关，太平天国所用的许多隐语可能也是模仿了天地会的，至于太平军的逐渐发展、壮大，更是和天地会员的大批参加分不开的。但要知道：跟同盟军合作，特别是跟散漫的天地会合作，必须有一定的原则，必须要想办法使拜上帝会教徒保持原来的思想、组织、纪律水平，而勿受天地会散漫习气的影响，太平天国领袖们在初期很注意这一点，凡是吸收天地会员参加革命，一定要求他们信仰上帝，服从指挥，遵守纪律，否则就拒绝他们。如金田起义初期，天地会的女领袖丘二嫂、萧三娘参加革命，丘二嫂因不愿服从拜上帝会纪律而率众退出革命，浪迹浔江之上，为清政府所杀。另如天地会首领张钊、田芳、罗大纲等，最初亦与拜上帝会合作，后来张钊等纪律太坏，影响军心，“兄弟间有不知天父权能凭据者，因一时困苦，遂易其操，欲改其初志，同流合污，跟随大头妖（按：指张钊，因张钊号为大头羊），利其货财，贪一时之衣食”[24]，萧朝贵不得不托词天兄下凡，出来干涉，与张钊、田芳决裂，只有罗大纲愿意服从纪律，留在革命队伍中，成为太平天国的著名战将。
对天地会采取严格的态度是必要的，因为，不这样就不能保持革命组织的纯洁性，不能保持思想、行动的一致，其结果会使拜上帝会像天地会一样陷入散漫习气而丧失战斗力。但是从整个战略观点来看，太平军确实也因此而损失了不少可以争取的群众，而没有能在最大程度上孤立清军，不少天地会员反而转到清朝立场，进攻太平军（如张钊等因与太平军反目，反而帮助清军横拦浔江，封锁了金田村向南的通道；又如清营中自广东募来的东勇都是天地会员；又如太平军进军桂林时，为清朝守桂林城的乡勇大多是天地会员）。
历史学家对太平军和天地会的关系有许多议论，有的说：太平军犯了宗派主义错误，没有注意争取天地会；有的说：太平军是始终注意争取天地会群众的，但后期没有注意教育、改造他们，以致后来有纪律败坏和分裂、叛变的现象，这是太平军（特别是负责招纳天地会的石达开）的错误，以致造成了悲剧。
我们同意太平军始终注意争取天地会的意见，但很显然，由于形势不同，太平军对天地会的策略在前期后期有所不同，在广西的时候，为了保持队伍的纯洁，尺度较严，因而使一些本可以争取的天地会员被排斥在革命队伍之外；可是在进入湖南及长江下游一直到后期，由于连续攻克大城市，革命影响大大增长，局面迅速扩大，从各个阶层出身的人大批倾向革命，为了跟上飞跃发展的形势，太平军不能不大量吸收群众，因而它和同盟军合作的尺度放宽了，使不少坏分子混入了革命队伍。
在这里暴露了农民革命中的一个严重矛盾，一方面要保持队伍的纯洁性；一方面又要跟上形势的发展，争取更广泛的群众参加革命。当时的农民们是不可能设想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团结、教育、改造大批群众的措施的，因而这个矛盾，他们是不可能解决的，这是历史造成的错误、历史造成的悲剧，也不要把造成这种错误的责任完全让石达开等个人来负责。
太平军自永安突围北上，企图乘虚袭取桂林，但是在太平军前锋到达桂林之前的几小时，向荣已经轻骑简从，昼夜奔驰，到达了桂林，随后各路清军也陆续由永安集合到桂林城下。清军已经尝试过太平军的厉害，不敢也不能硬打猛战。当时战况是“省中各路兵已逾二万，益以绅民团练之勇又数千人，而抚军（按：指广西巡抚邹鸣鹤，时负责桂林战事）一意主守，惟督饬乘城之士卒，日夜击刁斗举烽燧以防贼之冲突。又自募本省勇五百人以为左右亲兵，城中勇日骄、赏日厚，而城外之兵奔命渐疲，亦谋为坚壁之守以困之。故一月之间，历水陆二十四战，未尝一创贼也”[25]。这一段话可说是很好地概括叙述了持续一月之久的桂林战役。
当清军陆续调到桂林，太平军再留在桂林分明是不利的。1852 年5月中旬，太平军继续北上，6月3日攻克全州，但不幸太平天国的缔造者之一南王冯云山中炮牺牲。冯云山是太平天国杰出的宣传家和组织家，他不但最早帮助洪秀全创立了拜上帝会，而且一手缔造起紫荆山革命根据地，对革命的贡献极大，所以李秀成说：“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26]，冯云山的牺牲是革命的不可弥补的损失。
二、太平军从广西到南京
太平军攻克全州后，立即弃城北上，进窥湖南。6月10日到湘桂交界的蓑衣渡，其地层峦叠嶂，树木参天，为湘江上游险隘所在。湘军悍将江忠源率所部湘勇预先埋伏于此，并请求清兵应援夹攻。太平军至，江忠源突起截击，太平军遭到出师以来最大的败仗，幸而江忠源军队不多，清兵则“乌都护因伤不起，向军门卧病未来，诸将无所统纪，互相推诿”[27]，太平军遂改变直下湘江的计划，向东折趋湖南道州。
在泄沓成习的情况下，清廷在湖南根本没有什么布置，加以将领怯懦异常，驻防衡州的湖广总督程矞采听到太平军入湖南的消息，“乃奏称省城紧要……微服乘小渔船由衡州折回长沙，各属惊传制军逃走，均疑永州已破，相率奔窜，数日不止”[28]。驻防道州的湖南提督余万清和他的上司一样，太平军到达道州，他早已溜掉了。6月中旬太平军在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声中进克道州，接着分兵四出，攻克江华、永明，8月间又克宁远、嘉禾、蓝山、桂阳州、郴州等地。
太平军在湘南停留盘旋三个月，怯懦的清兵远远躲开太平军不敢靠近，北京特派的火器营兵员托词“水土不服，先行回京”[29]，广西所募乡勇“在途滋事，且多不愿越境”[30]，只有和春率领两万人在湘南摆摆样子，“定议以万一千人拦头，九千人追尾，无奈栏头之师，迟延不进，而所过州县，又皆开门揖盗，无能守住一二刻以待追兵之至者。自嘉禾以至桂阳、郴州，贼皆入无人之境”[31]。
太平军出广西后，以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的名义发布“奉天诛妖救世安民”、“奉天讨胡”、“谕救一切天生天养”等文告[32]，内容是宣传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权能，历数“胡虏妖人”的罪恶，如强迫汉人剃发改衣冠，破坏汉族的人伦婚配，胁制屠杀汉族，在清朝的统治下“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贪官污吏、布满天下”，“饿莩流离，暴露如莽”，所谓“罄南山之竹简，写不尽满地淫污，决东海之波涛，洗不净弥天罪孽”，号召“一切中国人民”特别是“名儒学士、英雄豪杰”，“各各起义，大振旌旗，报不共戴天之仇”。这几个布告把敌我双方分辨得非常清楚，文字也刚劲有力，在激发群众的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有人批评太平军，应该在出广西以后强调反满，少提天父、天兄一类耶教迷信，像朱元璋在元末农民起义中所采取的策略那样，多照顾一般人的保守习惯和争取那些“反满不反孔”的士人，这个意见未必是正确的。我们认为，太平军每个阶段策略和口号的提出，基本上是适应于当前阶级斗争的形势，当时的形势是：农民、手工业者站在斗争的一端，而以清朝为首的整个中国的地主阶级站在另一端，而地主阶级则是利用孔孟学说作为统治工具的。问题并不是由于太平军反孔而引起了汉族地主士大夫的反对，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地主士大夫基于本身阶级利害关系而拼命反对革命，并在很早以前就用孔孟学说来压迫和欺骗群众，革命队伍才不能不提出不同于孔孟学说的拜上帝教作为动员群众的工具。洪秀全和朱元璋的时代不同，朱元璋生在种族矛盾占主要地位的元末，所以他可以联合汉族地主、尊崇孔孟以反对蒙古族统治者，而洪秀全生在阶级矛盾占主要地位的清代中叶，汉族地主基本上和满族统治者沆瀣一气，革命的锋芒不仅是反对满族，而且同时也反对整个封建制度，在这种情势下，提出“反满不反孔”的口号，不但不可能争取地主士大夫的同情，结果还会模糊敌我界线，打击群众的斗争情绪，而使革命陷入瘫痪。事实上，太平军并不是不注意满汉矛盾，并不是不努力争取汉族士大夫来参加革命，太平军一方面为了提高群众斗争意识，着重宣传上帝真神，斥责阎罗妖魔，严格区别“人妖”界线和“汉胡”界线；而另一方面对孔孟则采取比较缓和的办法，如《太平天日》中记载上帝鞭责孔丘，但最后“念他功可补过，准他在天享福”，又太平天国曾经刊行《改正四书五经》[33]，可知太平军对孔孟不像对阎罗妖那样的深恶痛绝。上述的几个布告中一再号召“名儒学士”、“读书知古之士”参加革命，也可以看出太平军对知识界既有一定原则又不放弃争取的策略。有些人偏信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所说太平军激烈反对孔孟学说的事情，其实那是统治阶级的夸大宣传，不能代表太平军策略的全貌。太平军实行这种政策的结果，虽然也争取到一些知识分子，但当时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基本上站在反对革命的立场，这种情况的造成当然不应解释为策略的错误，这主要是由斗争形势决定的，太平军反对封建制度的轰轰烈烈的实际行动，不能不引起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反对革命的阶级本能。
太平军进入湖南，受到湖南人民特别是天地会群众的热烈欢迎。湖南南部本就是天地会最盛行的地区，他们纷纷起义，响应革命，如太平军在未入湖南前，即有郴州李年通“率领三百余人到广西入伙，愿为向导”[34]，进入湖南后“招得湖南道州、江华、永明之众，足有二万之数……入郴州亦招二三万众，茶陵州亦得数千”[35]，其中有刘代伟的余部，挖煤工人极多，组成土营，善于掘地道攻城，使太平军的攻坚能力大为提高。所以清政府方面说：“贼自湖南以至南京，遇有城池，则私挖地道、暗置地雷，以轰城墙，为伪土营指挥等，皆系湖南挖煤之辈，在逆党中，此贼之功最巨，论法实贼之魁。”[36]
太平军在进入湖南时，不过五六千人[37]，湘南的扩军增加了十倍，这是一个极大的胜利，所以曾国藩感叹说：“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去年粤逆入楚，凡入天地会者大半附之以去”[38]。江忠源也说：“自入永州境，土匪之迎降，会匪之入党，日以千计，而地方文武又皆望风先逃，一至道州，势遂复炽”[39]。
太平军进入湖南后，农民队伍里有人“怀土重迁”，建议复回广西，显然这个主张是对革命不利的，因为当时清军已云集于广西，那里的回旋余地是很小的，太平军要回广西去，不啻是自投罗网。杨秀清看清了这个形势，所以反对这个意见，主张“直前冲击”[40]，派遣萧朝贵、李开芳、林凤翔等千余人自安仁、攸县、醴陵进攻长沙，不幸萧朝贵在长沙城下中炮牺牲。萧朝贵是太平天国创始者之一，是著名的勇将，“勇敢刚强，冲锋第一”[41]，又是天兄耶稣的传言人，天父的女婿（其妻为秀全妹洪宣娇），在革命队伍中威信极高，地位仅次于洪、杨而居第三位，他的牺牲是革命的莫大损失。
萧朝贵死后，洪秀全、杨秀清率大军于10月中旬抵达长沙，太平军屡次挖掘地道攻城，但是长沙城“援兵四集，城中粮米充足，火药亦多”[42]，还有当地的汉族地主左宗棠等参加堵御，所以未能打下长沙。但清军方面，“城内及城外河东河西兵勇共六七万人，住城一中堂、三巡抚、三提督，总兵十一二员，在城外者两总督”[43]，集中了这样大的力量，仍不能包围太平军。1852年11月底太平军西渡湘江，离长沙北进，12月3日抵益阳，得到了大批船只，遂渡洞庭湖，进攻岳州。太平军的迅速行动使得清军如坠五里雾中，这时他们还在长沙附近寻找太平军的踪迹，岳州只有少数湖北派来的驻军，这些军队根本没有战斗准备，太平军临近岳州，岳州清兵一哄而散。12月13日太平军占领岳州，群众纷纷参加革命并获得了大批的军械、粮食、船只，太平军在益阳、岳州一带队伍扩充了一倍[44]，有许多纤夫、船户参军，立为水营，水战力量大大超过了反动派。
接着，太平军顺长江进入湖北，水陆并进，直抵武昌城下，首先利用水师优势，泊舟于长江中，切断了武昌、汉阳的联系，然后以优势兵力进攻清方防御薄弱的汉阳，12月23日太平军攻克汉阳，29日攻克汉口，于是移师武昌，控制了城东南洪山等制高点，又从汉阳搭造两座浮桥，直达武昌西城外，进行猛烈围攻。从长沙兼程来援的向荣部队被太平军阻击于城东南十里之遥，不得近城会师。1853年1月12日，太平军开挖地道，轰塌文昌门城墙，占领武昌，击毙湖北巡抚常大淳等。这是太平军出师以来第一次占领省城，是太平军攻坚战斗的一次辉煌胜利。
太平军攻克武昌，使清朝统治者大为震动。清廷连下谕旨斥责钦差大臣徐广缙，其中说：“览奏愤恨，莫可言喻……该大臣前次奏报，尚云武昌自可解围。乃数日之间，遽报失陷，岂军情缓急，但凭禀报，如在梦中耶”，“徐广缙调度失机，罪已难逭……至今株守岳州，一筹莫展……所有江面上下游及汉阳北路一带，全未筹及，是直以岳郡为藏身之固，拥重兵为自卫之谋，甘心失机，大负委任”[45]，后来将徐广缙革职拿问，派向荣为钦差大臣专管湖南湖北的军务。此外，为了防备太平军的北上和东下，破例增设两个钦差大臣，一个是琦善（即鸦片战争中的卖国贼），率军万余由河南进入湖北，以防太平军北上；一个是两江总督陆建瀛，扼守湖北、江西边境的长江江面，以防太平军东下。又先后命在籍侍郎曾国藩主办湖南团练，在籍侍郎吕贤基主办安徽团练，前闽浙总督季芝昌等主办江苏团练，前侍郎孙葆元等主办直隶团练，前巡抚周之琦主办河南团练，前巡抚梁萼涵主办山东团练，前侍郎戴熙主办浙江团练，前布政使程焕采主办江西团练，鼓励他们“自固闾里，为敌忾同仇之计”[46]。清王朝开始发现自己力量薄弱，不足以镇压革命，因此企图仿照19世纪初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的办法，授权给士绅们，利用地方地主阶级的势力来阻遏革命。
太平军攻克武昌之后，眼前摆着三个进军的方向：一是北上河南，直捣清王朝的老巢；一是西入四川，凭险扼要，作革命割据的打算，长期和清廷相持；一是顺江东下，先取南京，徐图北上。太平军选择了最后一个方向。2月初，太平军全师东下，清方钦差大臣兼两江总督陆建瀛率6 000人驻扎于湖北广济老鼠峡下巢湖，闻太平军至，建瀛夜间坐小舟遁归南京，清军不战而溃。1853年2月18日石达开率太平军先锋队占领九江，24日又占领安庆，获饷银30万两，击毙清安徽巡抚蒋文庆。3月8日抵达南京城下。
清王朝在南京的兵力十分薄弱，而且官僚们十分怯懦，陆建瀛自上游逃返，即“称疾不出，凡闭阁谢客者三日”[47]，江苏巡抚杨文定“遂不敢居省城，退避镇江，文武劝阻不可，拜疏以顾苏省门户为辞”[48]。清廷催促向荣和琦善驰救南京，向荣推托船只未备，琦善推托驮马夫役不齐，逗留不敢东进。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挖掘地道，轰塌南京仪凤门（北门）城墙，发生激战，驻守南门和水西门、汉西门的清军纷纷逃走，太平军遂攻克南京。
三、革命胜利发展的基本原因
太平军从起义之后，仅有两年两个月的时间，就从紫荆山一隅之地而进入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最后攻克了江南最大的城市南京，打击清军像摧枯拉朽一样。为什么太平军在短短的时间内能够获得这样大的胜利？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战争的性质、战争经历的时代和地区、进行战争的军事实力和士气以及双方的战略等各方面来考虑。
首先，太平军进行的战争是一个处在封建社会末期广大农民、手工业者起来反对封建压迫的革命战争，战争的这种正义性质就决定了太平军必然会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太平军最初在武宣、象州、永安等地“多有老百姓攀山越岭秘密接济粮食及军用品”[49]，一入湖南，立即掀起一个参军热潮。张德坚说：“无恒产力作以谋衣食者，如郴桂挖煤开矿人，沿江纤夫、船户、码头挑脚、轿夫、铁木匠作，艰苦手艺，皆终岁勤劳，未尝温饱，被掳服役，贼必善遇之，数月后居然老兄弟矣”；“粗鄙无知识人……且皆强有力能耐劳苦，故每慰抚而任用之。蠢尔匹夫，一朝被掳，惊惶无措，不意竟获温饱，食未尝之食，衣未见之衣……莫不感惧交深……感恩怀惠，以为不世奇遇。战必当先，掳必尽力，虽纵不去”[50]。正是由于当时阶级矛盾尖锐和太平军根据平等的原则来对待群众，所以会形成这样“民至如归”的参军热潮。太平军进入湖北以前的半年，武昌人民就以“总理军机镇守湖北大司寇郭”的名义，张贴布告，欢迎太平军。太平军在湖北的情形也和湖南相仿佛，据后来到湖北的曾国藩说：“崇通两县向为匪徒啸聚之区，自正月以来，居民畏贼，多已蓄发，乐为贼用。其旁近州县如通山、蒲圻、大冶、兴国、咸宁、嘉鱼等属，皆已为贼所踞，官兵到境，无土人为之向导，无米盐可以供买办，人心之坏，实堪痛恨”[51]。据胡林翼说：湖北人民“兵至为民，贼来从逆……其未被贼扰之三十余州县，官仇民而且民仇官”，所以胡林翼心怀惴惴，“恐湖北之民，揭竿而起者，不必粤匪之再至而将盗弄潢池矣”[52]。其他如江西、安徽、江苏各省的情形也莫不如此。由于阶级矛盾的尖锐，地主阶级最初办团练也没有成效，因为“富户取利操赢，绅衿助官为虐，久为乡里侧目，贫户垂涎，素无恩义相连，安能守望相助，所以贼未至则群已离心，贼既至则转求快意，甚或乘机剽窃，消息潜通，虽曰莠民可诛，实则官吏驱迫”[53]。太平军在这样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时代和地区，高举反封建大旗，所到之处，杀逐官僚地主，焚烧粮册、田契、借券，人民摆脱了封建制度的束缚，当然会像反对革命的张德坚所说的“贫者方幸贼来，借可肥己……甚至贼至则争迎之，官军至皆罢市”[54]。人民群众踊跃参加和积极支持革命，这是清政府最头痛的事情，曾国藩愤怒地说：“三四十年来应杀不杀之人，充满山谷，遂以酿成今日流寇之祸”[55]。他这句话除了表明他是人民的死敌之外，还反映了当时人民反封建火焰爆发的深度和广度，太平军胜利发展的基础即在于此。正是由于太平军进行了符合人民大众反封建意愿的革命进军，因此有可能集中周围广大群众高涨的斗争情绪，把分散的细小的斗争汇集起来，使自己发展成为雄壮的反封建革命大军。战争的这种正义性和群众性是太平天国革命顺利发展的主要原因。
其次，从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来看，清朝军队虽然在数量上、装备上和作战经验上超过太平军，但是这两种军队本质上有所不同，太平军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它不仅有统一的宗教信仰，而且组织很严密，清廷也不得不承认其“队伍之制，条目井井……蔓延数省……仍未见其穷蹙，所恃无它，盖始定军目，不愆于法，有以启之”[56]，“支梧十余年之久，则其军制有足恃者”[57]。至于太平军的纪律更是有口皆碑，李秀成说：太平军攻克南京后“安民者出一严令，凡安民家安民，何官何兵无令敢入民房者斩不赦，左脚踏入民家门口者即斩左脚，右脚踏入民家门口者即斩右脚”[58]。外国人的记载中说：太平军“行动极有规则，对一般老百姓严守军纪，军士所至，非有相当之值不妄取一丝一缕于民间”[59]。陈徽言说：“贼初军律极严，虽有逆戚属无敢犯者”[60]。由于坚强组织和严格纪律的保证，太平军士气很高，战斗力很强，张德坚说太平军“强悍善战，至死不挠”，就是“渡不测之渊，登壁立之山”还是“死者自死，渡者自渡，登者自登”[61]，所以清朝官僚说他们“如虎兕出柙”，“又吃迷药，受创不知”[62]。这种咒骂和诬蔑正透露了清朝官僚们在这支英勇坚强的革命军队面前的恐惧万分和无能为力。
至于清军的纪律则腐败不堪，从将领到士兵只会杀人放火，欺侮赤手空拳的老百姓，特别是向荣统率的“潮勇及广西捷勇俱极跋扈，沿途肆扰，抢夺财物，褫人衣履，淫妇女，强占村舍，濒行则焚毁，天寒所居左右林木伐尽”[63]，这种军队打起仗来，却又像耗子一样，“一闻敌方枪声即震惧莫名，如有一二受伤则全军思退”，“故临阵退缩为惯例，放弃防地为常事”[64]。江忠源检讨湖南的战局说：“军兴以来，法玩极矣。就湖南事言之，全州以失援陷而按兵者相仍，道州以弃城陷而效尤者踵起，事机之失，所争毫厘，如蓑衣渡之战，贼锋已挫，宜连营河东，斯贼右臂；道州之役，贼势本孤，宜分屯七里桥，扼贼东窜；长沙之围，贼路俱穷，宜扎兵龙回谭土墙头，堵贼西溃之路，此皆利害昭然，屡请不报。道州双牌莲涛湾六十里之奇险。贼自入死路而纵之使生，长沙驻兵四五万，围守有余而开之使逸，士卒以逃死为长计而临敌无斗心，州县以避贼为固然而守城无坚志。”[65]这种兵懦将怯的情况形成了一种风气，南京失守后，清廷颁发的上谕中也说：“上年逆匪自粤窜楚，所过郡县，望风溃散，地方文武，除蒲圻县知县周和祥外，从未闻一人婴城固守，以待援兵，而军营带兵及防堵各员，亦皆闻警先遁，赴援不前，以至岳州武昌，相继失守，此等庸懦畏葸之员，若不早正刑章，何以肃军律而厌民志？该督抚等于迭奉严旨，竟敢置之度外，延不覆奏，如刘长清、余万清等罪名早已审讯定拟，朕所以令其解交刑部者，原欲使供情确凿，共见共闻，并非谓情有可原，姑缓其死……岳州弃城逃避之博勒恭武，罪无可逭……乃逃回武昌之后，直至城陷，查无下落，该督抚等到省已将匝月，事事皆能经理，岂独于此一人，竟至无从查考耶？阿克东阿业已奉旨斩决，至今亦未遵旨具奏，尤出情理之外，似此瞻徇玩延，是直欲听若辈隐匿病故，然后援照廉昌、胡方谷之例，以业经身故，一奏了事，在朕则法无可加，而该督抚等则自诩阴功盛德，是何政体？是何居心？”[66]咸丰皇帝在这道上谕里把自己装扮成公正严明的执法者，把一切责任都推在地方督抚身上，实际上军律腐败、军令不行的风气是整个腐朽封建制度所造成的，而清朝皇帝应是主要的负责人，试看鸦片战争中卖国屈辱、丧师失律的琦善、奕山、奕经这时仍稳居高位，就可以知道“瞻徇玩延”的不仅有地方督抚，而且还有咸丰皇帝自己在内。
清军之弊，不仅是兵将怯懦，而且士兵和将领之间矛盾很深，有时士兵不听将帅的命令，在广西时，乌兰泰、向荣欲在某地扎营，“而军队则自行拔营开赴象州”，急得向荣直喊“如队伍不听命令，一至于此，吾唯有死而已”[67]。当向荣顺江而下，尾追太平军时，清军不愿也不敢追近太平军，向荣“饬亲信员弁，执持令箭，分头趱催；往往南岸之船开过北岸，不过里许，又复停泊，必须一夜数催，方肯前进，相率成风，即已可恨。迨催至该游击（按：指湖南九溪营游击尽先副将郑魁士）船上，业已就寝，竟不遵行”[68]。清朝官僚将领之间也矛盾重重，他们中间有的是满人，有的是汉人，有的是文职，有的是武将，有的是科举出身，有的是军功出身，有的是佐杂出身，而汉人中有的是绿营，有的是团练，绿营中又有楚军、粤军、桂军、黔军、滇军之分，团练中又有东勇、西勇、潮勇、捷勇之分，彼此排挤，互相倾轧。“一军胜则争起而攘功，一军败即按兵而自卫，甚至左进而右先退，以隐为参商，前行而后反却，以互相抵忤，若再加以畸轻畸重之心，则戈矛起于左右，议论歧于目前。”[69]连清王朝的忠实走狗向荣也因被排挤而几度装病，不愿再干下去。清朝军队这种怯懦、混乱、腐朽的情况给予太平军的发展以良好机会。
最后，在军事指挥和战略部署上，太平军有极成功的地方，太平军的指挥大权集中在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杨秀清手中，“外似端绪纷乱而实总揽大纲，一无所紊，尤善抚爱伙党，有事传令，依次而下，奉令甚速，贼所依赖者，秀清一人而已”[70]。在杨秀清的指挥下，太平军往往抛开清军的大队，选择阶级矛盾尖锐而清军力量薄弱的地区进攻，运用虚虚实实、声东击西的办法，使敌人决战不得、防堵不能，最后疲于奔命而遭败北。如当太平军初起，清朝军队云集于紫荆山前，太平军避免决战，抄小路北上，直抵永安州，等到清军包围永安州，太平军出其不意，突围而出，大败清军，经桂林而进入清方军备空虚的湘南，迨清军陆续开到湘南，太平军又北攻长沙，长沙久攻不下，清朝援军纷纷集中，太平军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袭取岳州、武昌，然后又利用在益阳、岳州俘获的大量船只的优势，蔽江直下，攻克了防御薄弱的九江、安庆、芜湖、南京。清廷方面也承认“贼之奸黠，首在能审势度力……夫攻坚则力倍而多损，攻瑕则力省而效速，贼安知胜算，然能逞其巧作，毫无拘执，捷若转圜”[71]。太平军战略指挥的这种主动性灵活性，显然是他们获得巨大胜利的重要原因。
至于清军方面，将帅屡易，任用非人。第一任钦差大臣李星沅“情性乖张，不孚众望，到粤后拥兵自卫，纵贼不击，日事酣醉，妄自尊大，苛责仪节，喜谀信谗，将士离心”[72]。第二任赛尚阿以首揆、帝舅之尊，出而督师，清廷对他期望很大，特赐遏必隆宝刀，许以便宜行事之权，后来才发现他是个“调度乖方、号令不严、赏罚失当，以致劳师糜饷，日久无功，实属辜恩，大负委任”[73]的庸夫。有人讥刺他“半年贼踞永安州，袖手何曾展一筹，遏必隆刀锯也未，合教先试相公头”[74]。第三个钦差大臣徐广缙督师湖南，长沙激战时，他却远远躲在湘潭，不敢赴战，太平军出了湖南，又以“防贼回窜”为借口，拥兵不进。江忠源曾指出当时清军指挥混乱的情况：“大帅不在军中，距贼远者数百里，近亦八九十里，论地利则图绘甫明而险夷已易，论贼情则侦探甫确而虚实已殊，士卒之强弱既非探访所能知，将弁之贤否又因毁誉而多误”。由于统帅怕死，远离战场，因此只得“于提镇之中另派总统，而其所总统者亦系提镇，素习等夷，相狎易玩，强相钳制，用法易离，又况大帅出一令，每因不便于军中而总统易之，总统出一令，又因不合于大帅而大帅易之，加以驿递之迟滞，刻期为难，函札之往来，会意多误。又其甚者，总统之名加之镇将，则提军易致猜嫌，总统之名加之两人，则号令尤多错误，名号既设，事势滋歧。不独此也，军中积习，打仗则以败为胜，获胜则以小为大，杀贼则以少为多，大帅但据总统文报入奏，功过不明，赏罚因之失当，士卒因之解体”[75]。这段话把清军指挥方面的弱点说得相当具体了。清王朝咬紧牙关把身临前线的提督向荣破格提拔为钦差大臣，向荣在清军中算是最有胆量的，但也并没有战略方面的通盘筹划，只知跟在太平军后面追赶，太平军跑到东，他也跑到东，太平军跑到西，他也跑到西。“迨追近太平军，一遭反击，则辄败，死亡枕藉，乃屠杀无辜人民，焚其铺宅，劫其财物。太平军愈逃愈远而愈近南京”[76]，清廷也有“所有带兵将官及兵勇等，一味尾追，从无一路绕出贼前者，相沿恶习，实属可恨”[77]的上谕。等到太平军由武昌扬帆直下长江，向荣还在南岸狂追，太平军坐的是快船，向荣军队靠两条腿跑路，这一次连跟也跟不上了，当太平军攻克南京，向荣才刚刚跑到九江，开始雇船东驶。这样一群胆小腐朽的统帅，这样一种混乱蹩脚的指挥，打败仗是必然的。
姚莹观察双方初期的军事力量对比，曾说：“窃谓人心齐、地利熟、胆气壮，此三者贼之所长而我之所短也。火器精、粮饷足、兵勇众，此三者我之所长而贼之所短也。”[78]这个概括的判断大体上是正确的。战争的正义性和群众性，军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战略指挥的灵活性和主动性，这是进攻阶段中在太平军方面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所以太平军能够战胜火器精、粮饷足、兵勇多的清军而获得重大胜利。但是这些因素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它在战争过程中是要发展变化的。在攻克南京以后，虽然从全部战局看来，太平军仍保持着主动的进攻形势，但从前有利于太平军的因素已开始逐渐削弱。
注释
[1]《东华录》，咸丰朝，卷七。
[2]《浔州府志》，卷五六。
[3]《浔州府志》，卷五六。
[6]乌兰泰：《致赛尚阿禀》。
[7]周天爵：《致鄂督书》。
[8]《东华录》，咸丰朝，卷九。
[9]《东华录》，咸丰朝，卷九。
[10]龙启瑞：《沅月山房诗集》，卷三，记事诗注。
[11]姚莹：《致乌兰泰书》。
[12]《天命诏旨书》。
[13]《天父下凡诏书》。
[14]郭嵩焘：《江忠烈公行状》。
[17]无名氏：《独秀峰题壁诗》。
[18]《李秀成自述》。
[19]《天情道理书》。
[20]汪堃：《盾鼻随闻录》，卷一，《粤寇纪略》。
[21]参见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
[22]参见罗尔纲：《洪大全考》。
[23]《骆秉章奏议》，《永明江华克复南路肃清折》。
[24]《天情道理书》。
[25]夏燮：《粤氛记事》。
[26]《李秀成自述》。
[27]江忠源：《答刘霞仙书》。时乌兰泰已在桂林战死，向荣则装病。
[29]同上书，咸丰朝，卷一五。
[31]江忠源：《答刘霞仙书》。
[32]《颁行诏书》。
[33]参见汪士铎：《乙丙日记》。
[34]汪堃：《盾鼻随闻录》，卷一，《粤寇纪略》。
[35]《李秀成自述》。
[36]涤浮道人：《金陵杂记》。
[37]据广西巡抚邹鸣鹤奏报，参见《东华录》，咸丰朝，卷一四。
[38]曾国藩：《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
[39]江忠源：《答刘霞仙书》。
[40]《贼情汇纂》，卷一一。
[41]《李秀成自述》。
[42]汪堃：《盾鼻随闻录》，卷二，《楚寇纪略》。
[43]根据《骆秉章年谱》，城内一中堂系指军机大臣赛尚阿，时已革职拿问，路经长沙；三巡抚指前任湖南巡抚骆秉章、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江西巡抚罗饶典；城外两总督指前任湖广总督程矞采、新任钦差大臣兼湖广总督徐广缙。
[44]《贼情汇纂》称太平军在湘北“尽掳商民船只近十五万人”，但张书对于太平军数目常有夸大之处，此数目似亦不实。
[45]《东华录》，咸丰朝，卷一七。
[46]同上书，咸丰朝，卷一八。
[47]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编》，卷四，《书沔阳陆帅失陷江宁事》。
[48]李滨：《中兴别纪》，卷五。
[49]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
[50]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一。
[51]《曾国藩全集》，奏稿，卷二，《报崇通剿匪胜仗折》。
[52]《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九四，胡林翼：《湖北军务急要三事疏》。
[53]同上书，卷九三。
[54]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〇。
[55]曾国藩：《与冯树堂书》。
[56]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四。
[57]杜文澜：《平定粤匪纪略》，附记卷三，《逆迹记》。
[58]《李秀成自述》。
[59]呤唎：《太平天国外纪》。
[60]陈徽言：《武昌纪事》。
[61]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五。
[62]周天爵：《致二南书》。
[63]陈徽言：《武昌纪事》。
[64]乌兰泰奏，转引自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
[65]《江忠源遗集》，卷一，《与徐仲绅制军书》。
[66]《东华录》，咸丰朝，卷一九。
[67]乌兰泰奏，转引自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
[68]《向荣奏稿》，卷二，《斥革副将郑魁士折》。
[69]《江忠源遗集》，卷一，《与徐仲绅制军书》。
[70]陈徽言：《武昌记事》，附杂论。
[71]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五。
[72]汪堃：《盾鼻随闻录》，卷一，《粤寇纪略》。
[73]《东华录》，咸丰朝，卷一七。
[74]海虞学钓翁：《粤氛记事诗》。
[75]《江忠源遗集》，卷一，《与徐仲绅制军书》。
[76]密陀士语，转引自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
[77]《东华录》，咸丰朝，卷一八。
[78]姚莹：《中复堂遗稿》，《与严正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