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论巴黎公社的精神交往（Marx on Mental In-tercourse in Paris Commune）
1871年3月18日，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简称“公社”）。从3月18日至5月1日，马克思每天阅读各国的报纸和公社的报纸，共达27种；公社失败后，他又阅读了几十种报纸，做的报刊摘录有20多万字。从4月开始，他几易其稿，对公社各方面的经验（包括公社的精神交往活动）进行总结。公社的最后一批战士在公社墙下殉难后的两天，即5 月30日，他就向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读了由他起草的国际总委员会宣言《法兰西内战》。
巴黎公社成立的第三天，恩格斯向国际总委员会报告说：“中央委员会宣布，必须保证出版自由，但这不是对腐朽透顶的波拿巴派报刊而言。”（17卷668页）马克思指出：公社“不是借助于寡头俱乐部和阅读《泰晤士报》来管理国家的那种政治自治。它是由人民自己当自己的家”（17卷565页）。公社的报刊和各种精神交往活动（俱乐部、集会、学校教育、宗教活动、群众与政府和报刊间的信件往来等等）体现了人民的当家做主。在巴黎有三四十家报刊，除了公社政府的机关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外，工人的各派，如布朗基派、蒲鲁东派、新雅各宾派等等，以及各种工人俱乐部，都有自己的报刊。资产阶级报刊，凡不同凡尔赛勾结、不从事破坏公社行动的报纸，都允许出版。马克思为写《法兰西内战》而做的报刊摘录所引证的公社方面对事实的叙述和评论，绝大部分是从巴黎出版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报纸《口令报》和作家维克多·雨果的报纸《号召报》（一般认为是自由派报纸）上摘录的。这些报纸在具体问题上对公社的措施有看法，但并不敌视公社。
与公社对立的是凡尔赛政府，“只许外省通过凡尔赛的变形镜来观察巴黎（只有凡尔赛报刊散布的谎言和诽谤传到各省，垄断视听）”。“警察局长瓦伦顿的命令：凡是在这座叛乱的城市里刊印的报纸，不问其倾向如何，一律予以没收，并当众销毁，与神圣的宗教裁判所鼎盛时期的做法一模一样。”（17 卷568页）马克思做的报刊摘录还记载着：当局只要发现谁身上有巴黎出版的报纸，这个人便立即被判刑三个月；在凡尔赛给各省长的通知中，要求检查所有的旅店和酒馆，不让放置任何一种巴黎报纸供顾客阅读。
在法国，日常生活中教会对自由的精神交往是一种巨大的遏制力量。公社成立后即开始改变这种情况。马克思写道：公社“立刻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势力’，方法是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教士们应当重新过私人的清修生活，像他们的前辈即使徒们那样靠信徒的施舍过活”（17卷359页）。宗教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交往，公社并不予以否定，但将它划入“私人清修”一类，因而大大解放了世俗的精神交往活动。
关于教育，马克思写道：“公社没有时间来改组国民教学（教育）；但是，公社清除了其中的宗教和教权主义成分，因而在人民的思想解放上开了一个端。它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组织（初级的和职业的）教育”（17卷574页）。“从一切公立学校中取消宗教教育（同时实施免费教育）”（17卷647页）。
公社查封了十几家报刊，这不是违背关于出版自由的宣言，而是因为这些报纸超越了报纸的职责，从事反对公社的阴谋活动。马克思指出：“凡尔赛人不仅对巴黎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战争，而且还千方百计地在巴黎内部进行收买和阴谋活动。在这种情形下，公社若不愿可耻地背叛自己的使命，能像在太平盛世那样遵守自由主义的程式吗？”（17卷367页）马克思把公社封闭报纸的行动不是看作交往政策，而是列为公社的“公安措施”（17卷577页）。
凡尔赛政府“力图用谎言的城墙、思想封锁和警察封锁把巴黎和各省隔绝（隔离）开来”（17卷654页）。由于这种情况，马克思十分重视公社与外部的联系。他两次用着重号记述了公社突破凡尔赛封锁，用气球发送公社宣言《告法国人民书》一事。但公社总的说来过多地埋头于内部事务，而对与外省联系的努力注意不够，致使它在孤立无援的境地下失败。
公社的报刊担负起了报刊的社会监督职责。从4 月15日起，公社的机关报《公报》每天公布公社的会议记录（军事部署除外），会议上每个人的言论和行为都受到人民的监督。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初稿和报刊摘录中几次提到这件有意义的事情。马克思写道：公社的“勤务员经常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17卷590页），“公社并不像一切旧政府那样，自以为永远不会犯错误。公社公布了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它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告诉民众”（17卷368页），“不以承认错误为耻而勇于改正”（选集3卷97页）。
巴黎公社充分展现了工人阶级的首创精神，但仍然存在着一些早期工人运动的宗派及由此带来的眼界狭隘问题。公社的交往政策主要由多数派（布朗基派）掌握，他们要求人民聚集在少数领袖周围，“要求把全部权力最严格地专制地集中在新的革命政府手中”（恩格斯语，22卷226页）。但这种思想被工人群众本能的民主要求冲破了。马克思没有被公社内部复杂的各派争论遮住视线，他敏锐地抓住了布朗基主义者在公社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所做出的恰恰与他们学说的信条——例如，在交往政策方面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在教育、宗教、新闻、集会等方面的自由权利，保障报刊对社会公仆的监督，等等——相反的事实。他把公社作为全体工人阶级的创造性事业，总结了它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使得公社的各派都感到满意。而公社本身，则是公社各种工人宗派的坟墓。（陈力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