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创宗的社会背景
法藏创立华严学和华严宗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最重要的是，唐代统一的政治局面，最高统治者尤其是武则天的大力支持，固定的寺庙和雄厚的经济力量，有关学说的流传和《华严经》的翻译。
一、统一的政治局面
唐朝是南北统一的大国，又是长达近三百年的大朝。法藏生活的盛唐时期，经济繁荣，武功震烁，文化昌盛，国力强大。统一而强大的王朝不仅能容纳宗教存在，而且扶植宗教的创新，利用宗教为巩固自身的统治服务。对于佛教，此时的朝廷不仅足以吸引外国僧人的东来求学，保护中国僧人的西去求法，而且鼓励佛教宗派的创立，推动佛教的发展。
唐朝统一的政权，要求有相应统一的佛教。中国佛教一直是和政治密切联系的，在南北朝时代，南北两地政治情况不同，决定了两地佛教风貌差异很大。隋朝统一南北以后，隋文帝、炀帝就着手打破南北佛教各有所偏的局面，隋文帝命令京都和各州建立官寺，施行佛道。他还曾先后三次召天下名僧到京都，应召者南北两地都有。又“初，炀帝于东都(洛阳)建四道场，召天下名僧居焉。其征来者皆一艺之士，是故法将如林”注32。文帝、炀帝集中天下名僧，就反映了王朝建立统一佛教的热情和需要。唐王朝也是如此。政治是决定文化的重要因素。唐朝政治决定了佛教的某种特性，即带有国家意识与属性，唐王朝规定佛教从属于王法之下，僧人犯罪要受国法制裁，国家建立管理僧侣的僧官制度，由俗官负责执行，唐朝政治还决定了佛教的走向。隋唐王朝结束了分裂的政局，就要求在文化上有所更新发展，要求创建统一的新文化，要求佛教顺应南北两地融合的发展趋势，组织新的学说结构，走向新的历史阶段。隋唐佛教各个宗派正是适应这种要求，通过对各种经典、教义的统一安排，即通过所谓“判教”(详后)来建立各自的复杂庞大的思想体系，自立门户的。
唐朝统一的政治局面也为佛教融合南北不同学风，创立新的宗派提供了条件，开辟了道路。隋唐前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南北朝时期是我国秦汉以后政局分裂持续时间最长的时期，同时也是第二次民族大融合的时期。注33在这个时期里，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互相促进，佛教僧人在各地的传教活动，也促进了南北融合和文化交流。但是，由于南北分隔，政治背景和文化环境的不同，使南北两地佛教各有所偏，各有特点。在北方，佛教重行为信仰、宗教实践，偏于修持、禅定、造像，在南方，佛教重佛学悟解、宗教理论，偏于教理探索、论辩、玄谈。相应的，在北方，佛教中心势力在平民，而南方，佛教中心势力在士大夫。到了隋唐时期，政治局面由分裂到统一，为南北文化的融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统治者要求佛教统一，并且直接推动佛教统一；地理障碍被拆除，交通日益便利；文化传播地域扩大，南北往来愈益密切。正是在统一的政治局面的推动下，隋唐时期佛教宗派和僧人都是修持和教理兼容并重的。法藏本人不仅十分重视理论，而且也坚持戒行禅法，突破了南北朝时期僧人或偏于义理或偏于禅定的格局，而是禅义均弘，同步进行，相得益彰。
隋唐王朝虽然要求佛教以统一的、适应本王朝政治需要的面貌出现，但是由于改朝换代，先后不同的最高统治者出于或同宗教领袖的关系不同，或对佛教的具体信仰不同，或直接的具体要求不同，从而支持不同集团的佛教势力，如隋炀帝支持智
的天台宗的创立，唐太宗支持玄奘、窥基创立法相唯识宗，法藏的华严宗则是在武则天全力扶植下创立的。由于唐代具体的时代背景的变异，决定了佛教必然形成不同的宗派。
二、武则天的大力扶持
法藏生于唐太宗贞观十七年，卒于唐玄宗先天元年，整个生活年代经历了唐太宗、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和玄宗六代，其中以高宗、武则天、中宗三代最为重要，在这三代中，法藏又与武则天的关系最为密切，武则天对于法藏华严宗的创立起了异乎寻常的作用。
唐朝统治者从加强政治和思想统治的基本需要出发，原则上采取儒道佛三教并重的方针，只是随环境机缘的不同而时有倚重倚轻之别。唐太宗、高宗、武则天等人对于佛教重在利用，并没有真诚的信仰。唐太宗以不信仰佛教著称，但对佛教又取扶植政策。武则天虽然十分崇佛，奖挹华严宗、禅宗等不遗余力，但她和道教也有深厚的关系。武则天一面改变道在佛先的格局，下令佛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一面又优礼道士，为其亡子李弘写三十六部《一切道经》，甚至在一敕书中竟说：“老君化胡，典诰攸著……道能方便设教，佛本因道而生。”注34实是对佛教的毁谤。
武则天信道拜佛，同时信奉两教，是为了笼络各方人士，利用佛道两教，为自己篡位当皇帝服务。由于儒家经典中根本没有女人当皇帝的论据，又道教的符谶虽可作为武则天当皇帝的根据，但毕竟比较勉强，而佛教有些经典的内容，则可作具体的比附，因此武则天确又是对佛教越来越产生兴趣，越来越佞佛，武则天对法藏的大力扶持就是崇佛的一个突出表现。
法藏自出家始就与武则天结下了不解之缘。武则天一直对法藏十分崇敬，渥礼有加。唐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武则天母亲荣国夫人逝世，她为了广树福田，而使法藏获准得以披度，并请法藏住在舍宅为寺的太原寺，主持她的家庙。法藏出家不久，尚未受戒，就承旨在寺内讲《华严经》，时值端午节，武则天特意写信并派人送去衣裳五事，信说：“今送衣裳五事，用符端午之事数。愿师承兹采艾之序，更茂如松之龄，永耀传灯，常为道首。”注35颂扬备至。唐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始，悉委政事于武则天，武后权同人主。咸亨五年(公元674年)，帝旨命京城十大德为法藏授满分戒，实际上这也是武后的旨意。
武则天正式登基后，更是推崇《华严经》，并经常请法藏入内道场讲经。永昌元年(公元689年)，武则天命于玄武北门建华严高座八会道场讲经，集有僧尼众数千人，她亲自撰写《听华严诗并序》。次年，沙门怀义、明法等进《大云经疏》，陈符命，称武则天是弥勒下生，当代唐作阎浮提主。同年，武则天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加尊号为神圣皇帝。这是武则天利用佛教的极为重要的历史事实。自此，武则天更为推崇佛教，利用佛教，明令佛教在道法之上，对于法藏，也更为宠信，大力支持了。史载：“暨女皇革命，变唐为周，遣使往于阗国求索梵本。”注36这里讲的梵本，就是指梵本《华严经》。经取来后，法藏奉命为笔受，于洛阳大遍空寺协同实叉难陀翻译。武则天时至译场，亲受笔削，施供食馔。此经前后历五年译成，共八十卷。武则天重视大型的、多卷本的《华严经》，是因此经影响巨大，更有助于为维护自身的皇帝宝座作论证。武则天曾亲为《八十华严》制序，《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序》说：
朕曩劫植因，叨承佛记，金仙降旨，《大云》之偈先彰；玉
披祥，《宝雨》之文后及。加以积善余庆，俯集微躬，遂得地平天成，河清海晏。殊祥绝瑞，既日至而月书；见牒灵文，亦时臻而岁洽。逾海越漠，献
之礼备焉。注37
武则天利用《大云经》、《宝雨经》和《华严经》，把自己篡位做皇帝说成是秉承佛的意旨，“膺命登基”是有神学根据的。新《华严经》译成后，法藏奉召于洛阳佛授记寺开讲，相传当法藏讲到《华藏世界品》时，讲台出现“地动”现象，有人向武则天报告，武则天当即御笔批答：“斯乃如来降祉，用符九会之文，岂朕庸虚，敢当六种之震?”注38乘机宣扬是国家的祥瑞，以粉饰太平美化统治。同时武则天还在长生殿召见法藏，请法藏讲说华严教理，这也是非同寻常的事。后来法藏为武则天贡《金师子章》。《华严经》的传译对于华严宗的创立有着重大的直接的意义，武则天是利用《华严经》来为自己的政治统治抹上神圣的灵光，法藏则以六十卷本《华严经》和奉武则天之命译出的八十卷《华严经》作为立宗的经典根据。
继武则天即位的唐中宗，也对法藏十分推崇，他不仅赐法藏以鸿胪卿的褒奖，还敕令写法藏真仪，御制赞四章，高度颂扬法藏，“阐扬释教，拯济迷津”注39。后来又为法藏加五品阶，赐爵郡县公。中宗还礼法藏为菩萨戒师，赐号“国一”。又根据法藏奏请在长安、洛阳、吴、越和清凉山建造五座华严寺，在雍、洛一带普缔香社。对于法藏创宗活动的支持是很大的。又继中宗的睿宗也请法藏授菩萨戒，法藏寿诞睿宗赐衣财和食品，称法藏为“华严师”，同样是十分尊重，褒奖有加的。没有武则天、唐中宗等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法藏要顺利地创立华严宗是难以想象的。
三、雄厚的寺院经济
佛教宗派的创立，需要有固定的寺院和地方，需要有经济生活的保障和传教的阵地，这样，创宗人才能设立门庭，自树一帜，传授学徒，相承不绝。也就是说，固定的寺院和一定的经济基础是创立佛教宗派的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和以往流动不定的名种师说、学派不同，隋唐佛教宗派是建立在固定的寺院及其经济的基础上的。
佛教寺院经济主要类别有：一是经营碾硙、邸店(仓库)、车坊(出租车马店)、商店等，是经营带工商业性质的事业。二是设立“无尽藏”。无尽藏，本是德广难穷、无不包含的意思。佛教基于福田思想，经营借贷、典当等业务，世称“无尽藏”。无尽藏早期带有慈善事业的性质，后来则具有高利贷的性质，成为聚财营利的手段。有的索取利率竟高达月利百分之二十。三是寺田、庄田，由下层僧尼、奴婢和佃户(庄户)耕作。
早在南北朝时代，寺院就兼并侵夺民间田宅，如北魏迁都洛阳不久，洛阳民宅近三分之一被寺院侵夺。由于寺院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广大贫民纷纷涌入寺院，或出家，或为寺僧服役的“白徒”，为尼姑服役的“养女”，以致在梁朝就出现了“天下户口几亡其半”注40的严重现象。在隋代，如沙门慧胄主持的清禅寺“水陆庄田，仓廪碾硙，库藏盈满”。“京师殷有，无过此寺。”注41迄至唐代，“国家大寺，如似长安西明、慈恩等寺，除口分地外，别有敕赐田庄。所有供给，并是国家供养”注42。唐太宗为开国时因战争阵亡者立七个寺庙，每个都赐给家人、牛、马和田庄，寺庙实际也就是庄园。唐高宗仅赐西明寺就有“田园百顷，净人(寺奴)百房(百家)，车五十辆，绢布二千匹”注43。到武则天当政时，沙门怀义受宠信，其势力所及，“所在公私田宅，多为僧有”注44。唐中宗时，“贵戚争营佛寺”，“富户强丁多削发以避徭役，所在充满”注45。“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注46，一时佛教几乎垄断了全部社会财富，由此足见法藏生活的时代，佛教寺院经济是何等发达，它为佛教创立宗派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唯识宗、律宗、华严宗、净土宗等，于隋代和唐代前期约一百五十年间相继创立，绝不是偶然的。
法藏在武则天的直接关怀和支持下，曾为太原寺主，太原寺后改名为西崇福寺或魏国西寺，他还常住荐福寺、云华寺。这些著名寺庙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物质条件十分优越，是法藏从事翻译、研究、说法、著述、培养弟子、教化群众的据点，创立华严宗的基地。至于唐中宗下令法藏在两都、吴、越和清凉山五处建造五座华严寺，更为华严宗面向全国、由两都扩及华东、华北，拓展了势力范围。史载，中宗时“造寺不止，枉费财者数百亿；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数十万”注47。“盛兴佛寺，百姓劳弊，帑藏为之空竭。”注48可以肯定，五座华严寺耗资十分巨大。由此可见，华严宗乃至其他宗派的创立，是以巨大的经济财力为后盾，以耗费大量财货为代价的。
四、佛教自主性的提高
佛教宗派的创立，也是中国佛教僧侣思想日益成熟，佛教力量日益壮大的结果，是佛教自主性、独立性提高的体现。法藏生活的年代，佛教自主性、独立性的提高，主要表现在文化和组织两个方面。
在文化方面，佛教经过汉代以来约七个世纪的长期流传和发展，得以进一步发挥创造性思维，阐发独立见解。佛教初传入内地时，被视为我国当时流行的道术的一种，魏晋时佛教则依附玄学而流传，到南北朝时兴起讲说佛教经论之风。但此时的佛教经师、论师，一般地只擅长于讲解经论本身的内容，谈不上什么独立的见解和发挥，也缺乏全面评判其他经典及学派的知识和能力。到了隋唐时代，一些佛教领袖和学者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并随着以往中国佛教学者对印度佛教经典理解的不断积累，此时中国佛教学者对印度经典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刻，而且还能独立判断，独立发挥，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形成了若干独立的佛教宗派、文化系统。隋唐时代佛教学者在思想文化上创造性、独立性、自主性的提高，产生了两种结果：一是在与教外其他流派的关系上，已不再依附中国固有的文化，不是中国固有文化的附属分子，而是自立门户，形成独立的思想系统。此时佛教不仅与儒、道分庭抗礼，而且主动向道教挑战，攻击道教，表现了与道教争取宗教正统地位的姿态。二是在佛教内部，不同佛教学者分别对印度整个佛教经典和流派作出了自己的判断，把这些经典和流派作为一个统一整体的个别情况来区别先后高低，按照自己的理解对各派思想给以系统的安排，分别给予一定的地位，这也就是不同宗派所作的“判教”。中国佛教宗派对印度佛教作出了自己的独立评判，有所褒贬，有的甚至向印度佛经的权威地位挑战，这都是中国僧侣的重要创见。中国佛教各宗都具有浓厚的宗派意识，它们各认自己一派为正宗，这种门户之见，也是此时佛教独创性的特殊表现形式。法藏创宗时代，天台、三论、唯识等宗已经形成，他是在佛教各宗派对峙的情况下，面临着严峻的重压和挑战，着手立教创宗的，表现了他巨大的创造性和统摄能力。
佛教随着长期流传，地域扩大，信徒增多，经济壮大，影响广泛，在组织方面的独立性也日益提高。仅在法藏生活年代，著名的和尚就有道宣(596—667)、玄奘(600—664)、智俨(602—668)、弘忍(601—674)、神秀(606—706)、善导(613—681)、怀素(625—698)、窥基(632—682)、义净(635—713)、慧能(638—713)、神会(668，一说686—760)、鉴真(688—763)等人，集中了律宗、法相唯识宗、净土宗、禅宗的创立者和华严宗的先驱。真可谓名僧辈出、洋洋大观。这些著名的和尚，一时成为国内佛教徒信仰的中心，国际上求佛法者拜师的目标。连同华严宗在内，中国佛教宗派主要是在法藏生活年代创立的，这就表明此时的社会气候和社会环境对佛教创宗是多么有利，也表明此时佛教势力正处于鼎盛阶段。佛教虽受国家的管理，但也有自主的教会组织。此时佛教已不必仰仗他力，如借助皇帝和士大夫的提倡，也能继续流传，当然，有了皇帝和士大夫的支持就更有助于佛教的繁荣。此时，佛教宗派各有自己的组织体系，形成了以分布于京都和祖国名山的寺院为基点，以著名僧人为中心的庞大僧团组织。各宗还仿照世俗的宗谱制和世袭制，编制本宗的谱系和历史，形成一个世代相传的传法系统。随着佛教信仰、观法、忏法的流传，佛教的群众性民间组织和活动也日益形成和壮大。如北魏末已形成修持《华严经》的聚会，南齐有华严斋会，隋代有华严众，唐代有共同讽诵《华严经》的结社。佛教实际上已经成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这是佛教得以创宗的条件，也是立宗的体现。法藏华严学和华严宗的创立，是唐代佛教自主性提高的突出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