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4.宪政与政党

引夫

民生有群，群有其治，治必有权，权之集分。关于治之进退，是治之进退，全存乎出政之门也。古之论治者，在专制之一君；今之论治者，在众治之议院，何者？古之民，质淳而智浅，尊君畏上之念，著以为天经之当然，人事之不可或废。是以一正君而天下定，普天率土，莫非王臣，朕即国家，无敢携贰。迨民智稍开，国家之思想以富，知夫圆颅方趾之伦，恒与国家为枢机消息，遂不复蠢蠢雌伏，栖息于一人之下。故十八世纪以后，政家莫不以立宪为唯一主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民主治制，固无论已，即君主国家，亦以权与众，不敢独专。适者生存之例著，占国者，恒察其当然之政象，以测其方来之治效。于是各国孜孜然，唯宪制之是求，一方依法准规，以实施政策；一方探丸出占，以广集民情。虽专制如俄，冥顽如土，亦不敢不应时作法，以洽下情，而宪政遂为念世纪之美词矣。然实质不明，无以彰用。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心寄于人。自一人之不足以专政也，则人与人集合之政党以兴。政党兴，而宪政之实质益著。

律岛吕曰：“人生在世，幸福恒与事俱。劫夺之者，厥惟政治组织。”尔蒲罗曰：“国家社会之进步，非倚内阁之结合，非恃命令之发布，亦非关于法律之制定，实由于人人本心所生之纯粹感情。”以上二说，深味其意，固非遮拨国家之言，不过痛政治组织之不良，愤主政者之不德耳。盖国利民福，为政之大本；劫民之利，甚于袗兄之臂，则于政治乎何有?内阁可随意拔擢，命令可朝令夕改，法律得任意增削，则非归本乎人情又何若？质言之，前说则痛专制，后说则愤伪宪而已。呜乎，宪政宪政，天下几多假尔之名以行其罪恶耶！

世之言立宪者，岂不以国政准据宪法，民意集中国会，即为完全无缺已乎？不知国而有政，宁独无法，上而祖宗遗训，下而小民习惯，以及宗教规约，何莫非为政之准据。书曰：“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惟克永世，匪说攸闻。”然则不独宪法，始为准据之法也。就日本而论，德川时代有公式法十八条，以示政治组织概要，为施政之精神，宪法具矣。犹必待明治维新后始云立宪国者何故？此其一也。国会为民意所集，监督政府，协赞政权，民权彰矣。然第六世纪，英国有所谓百家团体者，选代表组织总会。国政措施，咸经干预，时或坦怀申议，时或正式弹劾，左右国权，王不能制，于斯时英亦不云立宪国者又何故？此其二也。夫宪法与国会，诚为立宪根本条件，无之固不足以云立宪国然；有之亦未必即云立宪国也。然则吾国淹淹数年，政状何似，则亦止如律岛吕、尔蒲罗二人之所云云已耳？噫，吾民主国也，安可不解宪政之实质，任一人操纵其上，而民为之犬马哉？惟然，则请以专制与立宪一比对之，以明其实质。

法律派之言曰：专制立宪之别，必依据分权主义。一人总揽国权，立法司法行政诸端，概行兼并，则压抑之弊生。分权即所以制一人之独裁，故立宪主分权，专制主集权也。然自政治方面观之，权之集分，固为区别之一端，其于实质则未明著，何则？日本于封建时代，立法有儒者以编纂法典，司法则专员以科刑罚，又有所谓大老家老者，以之行政，三权分立，此其是已。即明治维新之初，宪政未颁布以前，曾设元老院以为立法机关，又寓司法于裁判所，并设大政官以掌行政，固俨然分权主义也。然其封建之时、明治之初，犹未得目为立宪国者。诚以专制与立宪，其统治机关虽同，其统治机关之根本实异也。近者说宪诸书，表之最明确者，厥有三纲如左。

（一）立宪政治，为政准据之法，是法制规定，且须公布治者与被治者，咸有遵守之责。反之专制政治，其法为治者自制，无正式公布也。

（二）专制政治，治者之遵守法律与否，一任其意，国民无质问之权。立宪政治则反是。

（三）立宪政治，有国民代表议会，以监督政府，又有协赞质问诸大权。专制政治，多无议会，有之亦非法立之国家机关，特谘询机关耳。

综察以上三纲，而宪政之实质以彰。夫吾国自袁氏当国以来，曷常不以宪政自矢，以为无负于民国乎？训电风行，策令雨下，其行之诚不为不巧。然一见而不可揜者，行也。为问擅改约法，是否为共同守法之行？根本推翻，所布法令，等于自制，鱼目混珠，徒自欺欺人耳。且废国会而立之参政院，非谘询机关而何，字之曰民意总会当乎？其余兼并司法，裁止自治，宪政之形式已不具，遑论实质。民国有此，岂不怪极？噫，行之恶也，萃以为菑。今袁氏恶行既暴，菑及其身，吾民盘根错节，宪政将呈一道之光明矣。虽然，吾国人恒迷于有治人无治法之言，故言人治之利者，常过于其实；而受人治之害者，则身被而不知。夫以国家之大，若任一人掌握国柄，则将见治者，擅作威福，只厚其私耳。而宪政曷克以纲维耶？处今日之世，犹欲以尚爵之俗，为取决之具，则民国前途，必堕暗昧。余度理揣情，以为所以救人道过不及之偏，国家得以察两用中而无弊者，惟政党政治而已耳。

虽然，余一提及党字，想国人必掩耳咋舌，不欲闻问，且前此国会中，所以捣乱扰攘诸现象，将复一一呈于脑中无疑。不知前此政党，多中从来私党之弊。夫吾国之有所谓党人者，自东汉始，经唐宋以迄明清，嚣然五世。迹其所以为党，大率以竞逐当道，借交养名为世戒；或渴暴利禄，交相贼杀为世忌。郤芮所谓有党必仇，孔安国所谓相助为匿者耳。呜乎，从来党人之死权而忘国事，诚难为讳，然余所言，果为此党人，则自诋之不暇，又曷敢为国人告。盖党有公私，其界不同。世之政党公党也，吾国从来之所谓党，私党也。国人不践其公，而踵其私戒之忌之，亦奚足怪。惟因噎而废食，则智者所不为矧。欧美各国之兴，莫非由政党政治而致者乎？若逆此潮流，立见陶汰，以言图存，犹有望耶？

然则果何为政党也？政党者，基于一致主义，或特别主义，联合其势力，以增进人群利益之团体也。简言之，即一众之人，利益相合，而共为所事耳。在昔民智浅薄，前已言之，故彼时对于事物，无意见之发表，亦即无舆论之可言。盖无协同之智识机关，以之指导已。当封建与专制时代，其君利用民愚，民即智慧灵敏，克平衡事物，而对于政治，亦不敢下其评断。有之则为民间秘密党，或出于个人利害之朝宦诸私党耳，是焉得与今日之政党同日而语哉？夫自十九世纪，选权日扩，而众治之局愈固。议院议员，皆为民使。立法最高之府在是，监督政府之机关亦在是，以是国中政治，蔚成政党政治，此事实也。谚曰：民之声，即神之声。政党之所发表，为民之声。议院三占从二，势大者得握政权。政党一起一伏，以秉国柄，由是政治内阁，变为政党内阁，此势力也。阿里士多德曰：“人类为政治的动物。”政党为人类之代表，故与政治如形影之相伴，不可或离。虽不获谓无政党非立宪国，然立宪国，则必有政党可断言也。况自众治之局，成庞杂之众庶，实不克为有系统之活动。行一事也，决一议也。使无政党以为中心，则必纷纷扰扰，莫衷一是。即国会而论，苟非两党之对峙，则此是彼非，十人十义，纵讨论终天，亦如一盘散沙，随风而扬，议案必无由成立。苟有政党，则各种问题，先有预会，取一定之态度、程序历历。及至议会，出而讨论者，不过各党代表数人，而事遂得圆满解决，政策即见实行。此政党实为吾人心理上之所必要，抑亦事实上之当然者也。

夫政党之立，果因此增其党派，心泯真理而堕品性，或出其不正方策，以冀获多数，假公而为私也，则吾无以论已。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吾敢决人民程度稍高，如是之党，必无由成立。今就其入于正轨而为利之最著者言之，国中之民，于门户各有所分，以胜负之为用，于国事有所关心，一也。政府行事，万目睽睽，常有其伺察监视之者，不敢放恣，二也。民之于国，其才智各有所施，其喜功自试之心，常有以自达，民德不至腐败，三也。饶实之民，与高才硕学，常与国同休戚，爱国之念，不劝自深，四也。人人有国家之思想，视国事同于己私，故代表治制立不至名存实亡，五也。（以上五利本甄克思之说。）然余私心隐度，政党有不可不注意者数端：各党须采一定标准收纳党员，人民亦须抱一定宗旨以入党籍，使不至为无主义之党，所以妨庞杂也，选举力政党最要之事。各党须设讲演会于通都大邑，示政纲以孚信国民，求获多数，又借以贯输政治常识于人民，引起其政治兴味，所以获有形无形之效也。各党本部，设政务分科主任，以研究临时发生问题，不至为政府所欺，所以尽监督之责也。各党所主张之利益，未必绝对为国家利益，故一面爱护己党，一面须尊重他党，伹求党论同情于国民为制胜之具，所以重党德也。党员议事，莫不欲己意为一党之政见，苟未采用，而仍居党籍，不宜以忿懥之情害事，须巩固党议竞胜他党，所以重党义也。议院多数党，即认为多数国民所信任，政党政治其根据在此；少数党须静以待时，不得徒恃捣乱，所以崇民意也。政权操于一党，使立法行政两部，不生冲突，元首亦不至任用其私，所以防专制维宪政也。凡此数端，皆吾国政党，知之而未行，或行之而未著者。继灭续绝，是在政家之责欤？

难者曰：政党之利，与其树立之道，既闻命矣。然欧美政党政治，莫不出于两大党，一起一伏，替执政权，故克行之无弊。若吾国前此国民进步二党，稍形两大政党之雏形，及后分裂，如国民党有所谓政友会、相友会、超然社、集益社、潜社，进步党又有所谓公民党、民社等，其余不具论。即此数党，既失两大党之原则，曷克以行政党政治耶？

应之曰：政党之势，现既趋于多数分立，盖一则关于国家施政事务繁多，二则由于人智日益发达耳。前此政务简单，司法一门，即足以概其范围。人智稍进，亦不过有警察行政而已。其时事务少，所以为政纲者亦不多。十八世纪后，国家职能范围较大，政务因而扩张，政纲亦遂繁剧。及学者间出，对于事物，分析愈微，前此对于一事，为黑白二意见者，今则红黄蓝层见叠出。意见多，则非一二政纲所能包括。故英虽名为两大政党，实有自由党、保守党、爱兰国民党、劳动党（即工党）五大党也。其余各国政党，莫不有多数分立之状。政党政治，岂必限于两大政党也哉？

难者又曰：政党趋势已如此，然所谓政党政治者，必有占多数之党，以操握党权，其政策乃克实行。夫人情耸于权力之私，果多数党分立，则必积不相能，各不相喻。其对于事物，善恶然否，大抵溢实。政纲适用以何党为准，公是公非，岂能以多寡定所决乎？

应之曰：政党以国利民福为前提，政务多端，已非一政纲所能概括，则各党提携，是为政党应有之义务。如英自由党内阁，论其党员实无组织内阁之资格。（保守党仍多一人。）惟与爱兰国民党及工党，互相提携，遂获握英政权，行之数十年而弊。观其提出之爱兰自治案，制定养老年金，设工人强制保险制度，及土地实价课税法案，皆爱兰国民党及工党之政纲，而自由党曷常有所偏，而逞其私也。即法国共和党名为多数党，实则有温和党、急激党、社会党等，联合而成。夫党之分立，已为时势所推移；政党政治，又为事实所必要。则提携之德，是在人人，又安见其不克行耶？

难者又曰：政党分立，即获提携。吾于党之为物，及其所谓政策者，实不能无疑。尝见国会矣，甲党之所建白，则乙党黜之，及乎发于乙党，斯用之焉。其纯乎意气之私如此，是故国家每行一政，发一令，欲知论者之然否毁誉如何，视当事者与言者所属之党派而可得。盖论者固不在事实，以如是之情，而以定国是，岂庸有当？且其政策所谓国利民福者，果能使天下无一人不被其泽乎？故华盛顿为民主之恩人，毁政党为从政之敌。培根为英之学者，诋政党为无赖团体。此可见政党为物，利亡害著，国家实不宜采取此种政治也。

应之曰：为国之道，不徒恃有治具，而治制之源，存乎一群中之民品。今试与人论事，其任情逞意之论多，征实询事之言少，则其人必无足称，然不得指人人为然也。譬如织纴焉，以致结之丝织之，其布必精纯；取粗脆之丝织之，其布必陋劣。布之精纯与陋劣，不得论布之自身，而当论其丝之致结与粗脆，诚以布者丝成之耳。夫政党者，人组成之者也。论政党亦如论布焉，难者岂不以政党任意气之为害，不知他方有不任意气者在。夫代议政治所以必选代表，而不使庞杂之众议国事者，以其必得良分子故耳。果欲普善其源，则当从政治教育入手，一方为理性及情欲之调和，一方使良心与私心之折衷，使其爱国心盛于党派可也。英儒孛来司曰：爱国心具三种要素，一则凡事之发生，当究其有益于全国否；二则当以国利为前提，不得倚重党见，或个人利益；三则人人当有为国牺牲志愿，使政党克以此为励，其所以为害者自消矣。至采取不采取，为是非问题，非利害问题也。夫一说之见行，大抵论是非，不当论利害，是者采之，非者斥焉。诚以任如何之学说，利害恒杂其间，则惟有补救之而已，非如是非之，截然可判定也。譬如机械之兴，产业革命之结果，人莫不认以为是，然其生产多，足以压抑小工也。乃不能以其有害工人而斥之，何也？机械应乎时势之必要，为是而非非也。专制政治，绝迹于廿世纪者，以背叛人道，不合公理而为非。故伹有贤君出，收统一之效，威震四海，百姓乐之。虽有利，各国亦不认之为是也。诚以凡事实非以有利为是，而即可采取；有害即为非，而可斥废之耳。难者认有害不当采取，则是认有害为非无疑。认有害为非，则必认有利为是，然知害之非，而事终不能免于害；知利之为是，而终不能竟为利。是则害也者，出乎是非之外（即不关乎采取不采取之问题），即利亦不能入于是非之中。故采取不采取，不当以利害为准也。况有百利而无一害之事，往古来今未之或闻。即以政党，论其所行之政策，能使全国无间然者夸言耳？无论如何善政，只能代表国利民福之一部，同时他部不免为所牺牲，此无可如何者。故为政方针，当抉择利害轻重以向一鹄进行。立宪国民，对于政党有主观之判断，虽政党如何任意行政，苟合国民多数利益者，则其党可得多数赞成。久而久之，国民利害与彼政纲或有冲突，则众势又集于他党，于是他党起而代之。故政党一起一伏，无非国民为之操纵，岂政党自政党，国民自国民哉？至华氏培根之厌恶政党，而英美政党，不能灭迹。呜乎！政党者非时势要求之产物耶？英美诸邦，非文明国耶？使文明诸国果无政党者，斯焉取斯。

右之所论，特就抽象立言，冀使国民多数，略知宪政之实质，及政党之真谛而已。吾国共和国也，乃枭杰之徒作，而政治遂日趋于专制，而又惧政党之将不吾利，即以“只论才不才，不论党不党”一语而扑灭之，其结果遂生今日之现状。夫今日之果，根于前日之因；今日之因，复得明日之果。其转如环，无有终始。吾惧吾国人之再种恶因也，故略推而论之。呜乎，论党乎？论才乎？愿国人择于斯二者。

（本篇选自《民铎杂志》第1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