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2.乱党之界说

惕

上

有叛逆之行为者为乱党，败法干纪、紊乱国家之宪典者为乱党，盗窃领土、破坏国家之机关者为乱党。今日明目张胆、谋叛国家者谁也？任私罔法、紊乱国宪者谁也？窃据国家领土，毁灭共和政府，以为一家一姓帝王万世之业者谁也？法律正谊，因党人二字湮灭也久矣。今已水落石出，逆迹昭著，虽欲不辨，焉得而不辩。

现行所谓约法，乃当局所创造者也。观其第四章第三十一条第九项所规定，“对于大总统有谋叛行为时，以总议员五分四以上之出席，出席议员四分三以上之可决，提起弹劾之诉讼于大理院”。今伪造民意，变共和为君主，是大总统显有谋叛之行为，显为约法上之罪犯。如曰中华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全体。今强以变更国体，本于民意，民意出于当局私心之制造，此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今姑且假定民意为真，一千九百九十三票之民意，以王莽时代劝进人数四十八万较之，尚少二百数十余倍，果足代表四万万民意乎？今姑且假定足以代表四万万民意，然依据当局所意造之约法第三章第十六条所规定，“大总统对于国民之全体负责任”。据法理言，大总统教唆人谋叛，直自谋叛。据今约法言，大总统不禁止谋叛，亦直自谋叛，以大总统对于国民全体负责也？况大总统已自有申令，已承诺做皇帝耶？前只见谋叛之意思，今已实现谋叛之行为。据斯人之法，定斯人之罪，是某氏者谋叛之首领也。一千九百九十三人谋叛之党与也，皆叛党也，皆乱党也。自为叛逆，自为乱党，犹日日以乱党诬人，如某氏者于国法上尚有苟生之余地乎？暂行新刑律乃国家法定机关所认定而颁行者也，观其第二章内乱罪第一百零一条所规定，意图颠覆政府，僣窃土地，及其他紊乱国宪而起暴动者，为内乱罪。今当局破灭共和政府，身为皇帝，是为颠覆政府；变民主为君主，以国土为私产，是为僭窃土地；违背约法，图谋叛逆，以兵威暴力蹂躏人民财产言论居住种种权利，是为紊乱国宪而起暴动。据现行之律，定当局之罪，是当局者，内乱罪之首领也；其他附和盲从者，内乱犯之党与也，皆叛党也，皆乱党也。自为叛逆，自为乱党，犹得假乱党以诬人而愚民乎？《国贼条例》，《报纸条例》，又当局所意造者也。与外人订约害及国权领土，是为国贼，显犯《国贼条例》；为淆乱政体，妨害治安之言论，是为乱言，显犯《报纸条例》。一则应处以极刑，一则应科以四等或五等有期徒刑（《报纸条例》二十二条）。今言对外，甘以帝制为交换条件，固无在非害及国家者也；以言报纸，固无在非淆乱政体、妨害治安也。据斯人之法，定斯人之罪，应蒙国贼之诛。其他热中劝进、淆乱政体者，亦应科以相当之罪。总之皆叛逆也，皆乱党也，今犹得假乱党诬人而愚民乎？夫如是吾今始得振词声辩矣！夫如是吾今始得直笔诛乱矣！四年以来，国内所谓党人者，虽未尽洽人意，行事容未有尽纳正轨，然牺牲国家，冒犯不韪，穷一己之私欲，陷溺吾民于万劫不复，以图帝王之乐者，无论何党，无论谁某，吾可决其必无。今罪人斯得矣，乱迹已显著矣。吾今有一言质证国人，曰：今国中所谓乱党者，果为谁氏耶？是犹可淆乱是非、欺罔国人耶？吾民其将安心加入乱党，而不之省察耶？抑将急谋自卫之道耶？今日强暴横行固无法律可言者，然以当局意造之法律证之，当局之造乱叛国，已罪无可逭矣。

下

今日果成何种景象乎？举公共各种之机关，无形停滞；取国家一切之法度政权，根本毁灭。下至社会、民间所有之事业，恐慌惊怖，无可施措。吾小百姓之生命财产，又日日在惊涛骇浪之中，不遑安息。就吾所闻见，全国主动之势力，惟武力金钱魔术三者。其发扬表现者，则皇帝也。以外则运动皇帝也；以外则竭吾民之脂膏，供张皇帝也；以外则牺牲国土权利利益，以保护皇帝也，其他无闻焉。危害我国家，使陷于无政府之状态、无政治之状态者，果谁之咎耶？是今之当局者，自国法上言之为叛逆，自政治上言之为革命。当局固革命首领，攀龙附凤，热中帝制者，皆革命党。自图革命，日假革命以罪人；自为乱党，日假乱党以诬人，其谁欺？自欺乎？抑欺国人乎？昔章太炎先生谓近人不独善亦退化，恶亦退化。当局为恶，固退化者；为革命，亦退化者。昔之革命以公，今之革命以私；昔之革命为国家，今之革命为个人；昔之革命为国利民福，今之革命在使国危民痛。挈刘裕朱温篡窃之程式，以与二十世纪新政治之潮流相震撼。数十年总督宫保之余毒腐气，至今日全数尽量发泄无余。其手段则革命，其行为则篡窃，其才智则蛮酋，其心思则子孙帝王万世。是当局不独为民国之罪人，亦革命史上之罪人也。今日固无政治可言，然以政治之常轨，论当局之身为乱党，固无可辞避者也。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管子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者之中，尤推重于耻。王船山先生曰：“人之能为大不韪者，非其能无所惧也，唯其能无所耻也。”无耻者道义之蝥贼，亦即神奸巨慝、蠹国殃民之本能。当局固尝以保障共和一再申告国人矣，朝为盟誓，夕即越渝，无信义之心，无耻之心也。又尝以不亡先朝勉慰耆旧矣，前者凌孤逼寡，今则降帝为王，无仁让之心，无耻之心也。为一身安享帝王之计，摇尾乞怜于强大之间，此乞人所不屑也。百计求之，颜事之，利以陷之，盟以要之，无羞恶之心，无耻之心也。上以无耻求，下以无耻应，筹安会各请愿团，无耻者之总汇也；各省各区域投票一千九百九十三人，无耻之代表也。清流硕彦之有耻者，必以无耻之事奸逼之，今皆挂冠谢去矣。遗老元勋之有耻者，必以无耻之事引诱之，今多闭门坚拒矣。父子之间不能相信（见《新中华杂志》得一君北京通信帝制成立后之预测所述），骨肉懿亲、历年旧好，不能相结以诚。先之以诈欺，终之以无耻，市之以恩惠，尝之以软禁极刑，忍心害理，至于己甚。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十四日大阪《朝日新闻》北京特电，载某老儒之言，谓国民代表劝进之阿谀词句，毫不知耻，盖自共和国一转而堕落为禽兽之国矣。乱道德，乱廉耻，乱人伦，乱风化（本前申令语意），乱之道至今极矣。据斯以谈，谁为乱党者，谁非乱党者？人道者，人类社会生存共通之要件也。英文楚报社讥某氏维持中华民国郑重之誓词等于废纸，“谓此类之事与世界全人类有关，苟破坏信义，即为破坏人道”。是当局不独为国民之公敌，又实为世界之公敌也。今日固无道义可言者，以道义上之通则论，当局身为乱党，固无可辞避者也。吾最厌闻激急谩骂之语，吾且不信所言为切中。当局最信抑依赖外国人者，今外国博士充然盈庭。吾欲以吾所言者，求诸博士：先以良心之裁判，加以学理之应用，吾兹所陈，果有丝亳越于常理范围否耶？

（本篇选自《共和军纪事》,1916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