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民办高校教师权益实现理论分析及应用
一 组织平衡理论
（一）理论概述
组织平衡理论是社会系统学派中重要理论之一，由社会系统学派的创始人切斯特·巴纳德（Chester Barnard）提出。巴纳德把组织界定为一个有意识地对人的活动或力量进行协调的系统。[6]企业、大学和政府等都是日常生活中见到的组织现象。巴纳德对具体组织现象加以归纳，忽略这些组织现象中各种具体因素的差别，提出了一种抽象型的组织。巴纳德认为组织普遍具备三个要素：共同的目标、协作的意愿和信息的沟通。[7]
共同的目标是组织建立和存在的必要前提。每个组织成员都有不同的欲望和目标，并且必然要为实现其个人目标而采取某种行为。但是，组织成员也要基于组织的共同目标而行事。没有共同目标，组织成员协作的意愿就无法实现，他们就不知道应该为组织贡献何种努力，同时也不知道自己能从协作劳动中得到哪些满足。巴纳德认为，每个组织成员都具有“个人人格”和“组织人格”。另外，组织成员对组织共同目标的接受和理解程度将影响组织发展。组织成员之所以愿意为组织目标做出贡献，并不是因为组织目标就是组织成员的个人目标，而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实现组织目标有助于实现个人目标。[8]因此，巴纳德认为，组织的共同目标必须为成员所理解和接受，即组织或管理人员必须使其成员了解需要他们做出哪些贡献，并能从中得到哪些回报。只有这样，才能让成员有协作的意愿，实现组织目标和个人目标的双赢局面。
协作的意愿是组织程序不可缺少的环节。组织是由个人组成的，组织成员愿意提供符合协作条件的劳动和服务对组织至关重要。没有协作意愿，个体就不可能对组织有持续的付出和努力，更不可能组织协调不同的组织成员的个人行为。不同组织成员协作意愿的强度，取决于自己提供的协作贡献和组织因自己的协作贡献而提供的“诱因”之间的比较。因此，组织为提高成员协作意愿的强度，应为组织成员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精神鼓励，改变他们的协作参与动机，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
信息的沟通是达成共同目标和实现协作意愿的渠道。组织目标和不同成员的协作意愿，只有通过信息沟通才能真正建立；没有信息沟通，不同成员对组织目标就没有共同的认识和普遍的接受，组织就无法了解成员的协作意愿。同时，当组织运行后，信息沟通将促使组织成员的协作意愿不偏离组织目标，继续发挥信息传达和沟通作用，使组织成员的协作活动步调一致，组织目标得以顺利实现。因此，信息沟通作为组织存续的重要条件，必须要有畅通的渠道、正式的结构、便捷的路线和必要的权威性。
可以看出，巴纳德所理解的组织是一种开放式的系统，组织中的所有成员都是寻求取得平衡（即达到稳定状态）的协作系统，他们调整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力量，不断地使整个系统保持平衡。[9]组织平衡理论主要包括组织内部平衡理论、外部平衡理论和组织动态平衡理论。
组织内部平衡是组织得以维持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指组织整体与成员个体之间的平衡，也是组织诱因与个体贡献的平衡。达到平衡的条件是组织提供给组织成员的可用于满足个人需求、影响个人动机的诱因，必须等于或大于个人对组织的贡献，即诱因≥贡献。因此，组织诱因的配置对组织效率（即组织在实现其目标的过程中满足其成员为达到个人目的而提出的要求的能力和满足程度）有重要影响。任何一个组织，如果不能实现其成员的个人目的，人们就会认为这个组织是没有效率的，此时的组织就不可能使其成员具有协作意愿并做出为实现组织目标所必需的贡献，组织成员也就会不支持或退出该组织，从而使组织的目标无法实现，组织便会分崩离析。可见，组织效率就是组织的生存能力，组织要实现其目标，必须提供足够大的诱因来实现组织成员个体目标。这里的诱因既包括经济诱因，也包括非经济诱因。经济诱因，指依据对组织的贡献而提供给组织成员的货币、物品等物质报酬。非经济诱因，指超越物质报酬并促使组织成员协作努力完成工作任务的诱因，主要有职务晋升、荣誉授予、威信建立、权力赋予等形式；还有理想的达成与满足[10]、人与人之间的协调、舒适的工作条件和环境、参与机会的获得、心理交流的氛围等。巴纳德认为，与经济诱因相比，非经济诱因对激发组织成员动力、维持组织内部平衡的作用更为重要，因为即使是货币报酬，如果没有其他非经济诱因的辅助，也只不过是软弱的诱因。
巴纳德认为，从宽泛的社会大环境上理解，任何组织都是社会的一个组成要素，组织要想得到长期协调发展，除了有效维持组织内部各要素的平衡以外，还必须同与组织密切相关的外部因素（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之间保持平衡，以提高组织效力（即组织实现其目标的能力或程度）。达成这种关系即组织的外部平衡。实现组织与外部环境的平衡，主要取决于组织目标与外部环境状况的适应性和目标实现程度。巴纳德认为，为了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必须不断地改变组织的战略目标，组织如果失去对外平衡的状态，组织效力就会下降。为了维持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平衡，必须使组织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重视目的和战略的决策。
组织的动态平衡理论认为，组织内外部所有相关因素都处在不断变化中，且组织平衡不是一蹴而就的。一方面，当组织内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原有平衡状态即被打破，这就需要根据已经变化的情况建立新的平衡；另一方面，组织自身也潜存各种打破组织平衡的力量，例如组织内部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同时，组织的变革和发展也可能打破原有的平衡。因此，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就是不断打破原有平衡状态，建立新平衡的过程。实现组织动态平衡，关键是要处理好稳定和变革的矛盾，要用全面的、发展的、变化的观点看待和处理组织发展中的问题。
（二）对民办高校教师权益实现的启示
巴纳德的组织平衡学说是以组织和组织成员的区别和联系为基础，运用社会心理学和系统分析的方法，把组织目标和个人需求连接起来，把某类组织置于社会这一更大整体中，阐明了管理中的组织过程和决策行动，对“沟通”“动机”“目标”和“决策”等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专题研究。民办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主体，也是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满足教师个人目标，实现教师合法权益是民办高校组织效力和生存能力的重要体现。组织平衡理论对实现民办高校教师权益、提高民办高校的办学质量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第一，民办高校内部平衡是学校得以维持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学校内部平衡主要体现在学校整体与管理者、教职工和学生等成员之间的平衡，也是学校诱因与成员贡献的平衡，其中以满足教师个人目标实现的要求最为关键。当前，提供物质诱因是民办高校实现教师个人目标、保障教师合法权益的主要方式，比如提供合理的福利待遇、薪酬保障和绩效奖金等；但非物质诱因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比如教师的职称评定、进修培训、参与管理等权益没有全面实现。如何制定并使用合理的诱因方式，促使民办高校的目标和其教师个人权益达到平衡状态，既较好地满足教师的个人目标实现的要求，保障其合法权益，又保证民办高校的健康发展，是本研究的重要内容。
第二，民办高校是社会的一个组成要素，民办高校的健康发展和办学水平持续的提高，除了需要有效维持民办高校内部平衡以外，还必须与政策环境、经济形势和社会要求相适应。有效实现民办高校教师权益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教育的政策要求，也是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对民办教育资源配置作用的必然要求。保障和实现教师合法权益也是民办高校维持外部平衡的重要环节。因此，准确分析实现民办高校教师权益的外部影响因素，综合考量教师权益实现机制和推进方式也是本研究的内容之一。
第三，组织平衡理论把决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制定并落实民办高校教师权益的决策有重要参考价值。民办高校教师权益实现研究必须基于民办高校、外部影响因素和民办高校教师自身动态的环境框架设计，用发展的眼光和系统分析的视角来解决问题。
二 利益相关者理论
（一）理论概述
1963年，斯坦福研究所（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首次提出“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的概念，将其定义为“那些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组织就无法存在的团体”。[11]后来，有研究者将利益相关者定义为在组织的“程序性活动或实体性活动中享有合法性利益的自然人或者社会团体”，[12]主要包括股东、雇员、顾客、供应商、债权人和社团等。我国学者认为，利益相关者有三种界定：最宽泛的一种界定是“凡是能够影响企业活动或被企业活动所影响的人或团体都是利益相关者”；稍窄些的界定是“凡是与企业有直接关系的人或团体就是利益相关者”；第三类定义最窄，即认为“只有在企业中下了‘赌注’的人或团体才是利益相关者”。[13]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代表性观点如下。
第一，企业的最终目标是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企业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一系列多边契约，利益相关者是契约的主体，向企业提供了特殊资源，理应享有平等谈判的权利，这样才能确保契约多方主体的利益受到保护。因此，企业除了追求经济利润，还应该对利益相关者履行各种社会责任，在实现共同目标的同时应满足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利益诉求。
第二，强调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和满足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传统的企业管理思想视企业为资本所有者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股东是企业的所有者。但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不应仅仅追求股东的利益，而应追求各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因为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他们的共同参与和治理，他们一定程度上分担了企业的经营风险，为企业的经营活动付出了成本。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企业对各利益相关者利益要求的满足能力。
第三，员工和企业之间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劳动和雇佣关系，还有一定的法律关系和道德关系。企业与员工之间还有相互尊重、信任的关系，企业对员工的发展和完善负有一定的责任。作为对劳动付出的回报，企业应为员工提供安全稳定的工作、公平的薪酬福利、适合的工作环境、平等的升迁机会和教育培训机会等。同时，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雇员也是投资者，应该参与到组织决策中去，甚至可以成为战略决策的积极参与者。[14]
利益相关者理论在企业战略和公司治理等领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经历了“利益相关者影响”“利益相关者参与”和“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三个发展阶段，也得到了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等众多学科的关注、借鉴和运用，并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社会影响也迅速扩大。
高等教育领域的利益相关者研究方面，美国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前院长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按照与大学关系密切程度，把大学利益相关者分为四个层次：最重要群体（包括教师、学校行政管理者和学生）、重要群体（如董事、校友和捐赠者）、部分拥有者[15]和次要群体（如社会公众、当地社区、媒体等大学利益相关者中最边缘的部分）。[16]国内也有研究者根据利益相关者与大学的密切程度，把大学的利益相关者分为核心利益相关者、重要利益相关者、间接利益相关者和边缘利益相关者四个层次。[17]借鉴罗索夫斯基关于大学的利益相关者的分析，有研究者结合我国大学的实际情况，提出三类利益相关者：“教师、学生、学校行政人员、出资者、政府等是大学的权威利益相关者，因为他们才是正式决定学校主要政策的人，因而非常关心学校的声誉；校友、捐赠者则是潜在的利益相关者；市民、媒体、企业界、银行等是第三层利益相关者。”[18]
米切尔（Mitchell）根据合法性（legitimacy）、影响力（power）和紧迫性（urgency）三种属性，对可能的利益相关者进行评分，然后根据分值的高低确定某一群体是不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或是哪一类型的利益相关者。[19]在我国，有研究者根据米切尔的分类方法，将大学的利益相关者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确定型的利益相关者（definitive stakeholders），他们同时具有合法性、影响力和紧迫性，如政府部门、教师、科研人员和学生等；二是预期型的利益相关者（expectant stakeholders），他们同大学保持密切联系，拥有上述属性中的两项；三是潜在的利益相关者（latent stakeholders），即只拥有合法性、影响力和紧迫性属性其中之一的群体。”[20]
综上，不同研究者在借鉴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础上，对高校利益相关者作了一般性描述和个性化的分类。
（二）对民办高校教师权益实现的启示
当前，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教师权益没有全面实现是我国民办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普遍性问题，利益相关者视角有利于建立起最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网络，聚集相关资源，破解民办高等教育改革难题。利益相关者理论能够为本研究提供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通过利益相关者的框架和视角，我们可以重新设计民办高校利益相关者网络和教师权益实现机制。
第一，民办高校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即谁是民办高校的利益相关者，这些利益相关者在促使民办高校教师权益实现的过程中扮演哪些角色，应该承担哪些责任？毋庸置疑，政府部门、举办者（出资人）、学校管理者、社区、教师和学生等都是民办高校的利益相关者，因此必须十分关注这些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和诉求。尽管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或期望可能存在部分的冲突，但如果存在重新定义民办高校教师权益的可能性，我们就可以更加关注于教师权益实现的诉求结合点，而非冲突。可将民办高校与利益相关者关系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将研究重点置于多方互动的结构与过程中，而非仅仅关注民办高校教师一方的权益，力求民办高校教师权益实现过程中多方利益者视角的结合。
第二，现代民办高校不是出资人或股东的个人资产，也不是教师自己的组织和“董事会能够随意摆布的私人机构”，而是众多利益相关者共同拥有的组织。利益相关者不仅仅是影响学校决策和管理过程的外部环境，更是学校管理和决策的积极参与者。因此，从利益相关者视角看，民办高校的社会责任就是大学对全部利益相关者所承担的责任，表现为向政府和社会保证教育质量，为教师提供待遇保障和专业发展机会等。实现教师合法权益是民办高校举办者（出资人）的社会责任，也是政府和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我们可以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出发，引导政府、举办者（出资人）、社区和民办高校管理者创造性地思考教师权益实现问题。
第三，建立政府、举办者（出资人）、学校管理者和教师等利益相关者的合作伙伴关系至关重要，这可为教师参与民办高校治理，满足教师权益诉求提供理论基础。民办高校教师权益实现本身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不仅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和民办高校的积极参与，而且需要举办者（出资人）、媒体舆论、社区和全社会从共同利益出发，以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为基础，建立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这种合作伙伴关系可以为民办高校教师权益实现提供有力帮助。
三 委托代理理论
（一）理论概述
委托代理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是制度经济学契约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现代意义的委托代理理论的概念最早由罗斯（Ross.S）提出，其基本含义是：“如果当事人双方，其中代理人一方代表委托人一方的利益行使某些决策权，则代理关系就随之产生了。”委托代理理论发展到现在，主要指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根据一种明示或隐含的契约，指定、雇佣另一些行为主体为其服务，同时授予后者一定的决策权力，并根据后者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对其支付相应的报酬。授权者就是委托人，被授权者就是代理人。因此，委托代理关系可以理解为一种契约关系，委托代理理论的核心即是要解决委托人和代理人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委托人如何建立健全代理人激励机制以实现委托人最大化利益。[21]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是“经济人”，各自的行为都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委托人最关心的是资本利润的最大化，但这个结果往往要取决于代理人的努力程度。然而，代理人愿意付出更多努力，也是为了追求自身合法权益、福利待遇和闲暇时间最大化。如此看来，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关注点是不一致的，甚至会相互冲突。对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该理论认为，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需要建立某种协调机制（契约）以减少代理问题，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代理效率。
委托代理关系的建立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委托人支付给代理人的报酬应不低于代理人从事其他工作所获得的报酬，如果低于这一报酬，代理人就有可能不参与委托代理契约；二是在委托人无法评估代理人努力程度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下，要使契约可以顺利执行，委托人必须充分考虑代理人的利益。同时，代理人的努力程度也应该符合委托人的利益”。[22]
（二）对民办高校教师权益实现的启示
委托代理关系普遍存在于各种组织之中，组织内部的代理人激励问题必须得到重视。在委托代理关系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双方利益冲突的普遍性，委托人和代理人的道德冲突风险较大，甚至违规违法行为屡见不鲜。因此，委托代理理论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具有现实意义。
从委托代理理论的观点分析，民办高等教育领域，出资人（或董事会）是民办高校的实际控制人和委托人，以校（院）长为首的管理者是凭借专业管理知识和能力履行学校管理运行职责的代理人，而教师是凭借专业的教学知识和能力履行学校人才培养职责的代理人。此时的委托人也可以理解为民办高校。
除了上述比较清晰的委托代理关系，还出现了政府和民办高校的委托代理关系，这种关系之所以能够形成，在于合作双方都有一定的利益诉求。对于民办高校来说，主要是为了增强自身的合法性；对于政府来说，则是为了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弥补办学经费之不足。因此，民办高校承担的人才培养工作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政府在不能充分满足多样化教育需求的情况下，委托民办高校进行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工作。
本研究关注政府和民办高校、出资人和学校管理者、民办高校和教师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当前，政府无法对民办高校在人才培养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进行全面、准确衡量，更无法对民办高校教师的工作付出进行全面评估。同时，民办高校对教师的教学工作也无法全程监督，这样，民办高校教师的合法权益有可能无法得到政府和民办高校的充分重视。那么，在现有委托代理关系中，民办高校教师权益实现到底是谁的责任？政府、出资人、民办高校该如何在实现各自利益的基础上，设计代理人激励机制并尊重教师的权益诉求？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将为减少各级政府、民办高校和教师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违法违规行为和道德风险，进一步实现民办高校教师权益提供借鉴。
综上所述，本书将组织平衡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作为民办高校教师权益实现的分析框架，问卷设计和访谈提纲征求政府相关部门管理者、民办高校举办者（出资人）、学校管理者以及教师等利益相关者的观点和意见，政策建议也从多方利益相关者的立场出发。本书力图厘清政府、学校、教师和社会等主体的职责，创新教师激励手段和方式，维持民办高校内外部动态平衡，为构建民办高校教师权益实现的长效机制提供参考意见。
[1] 卢彩晨、邬大光：《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回顾与前瞻》，《教育发展研究》2007年第6期，第1页。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商务印书馆，2016，第1082页。
[3] 张旭勇：《“法律上利害关系”新表述》，《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第43页。
[4] 张建邦、白岩：《论教师权益的法律保护》，《高等师范教育研究》2000年第5期，第34页。
[5] 张建邦、白岩：《论教师权益的法律保护》，《高等师范教育研究》2000年第5期，第34页。
[6] 巴纳德：《经理人的职能》，孙耀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59页。
[7] 巴纳德：《经理人的职能》，孙耀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66页。
[8] 郭咸纲：《西方管理思想史》（第四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第219页。
[9] 郭咸纲：《西方管理思想史》（第四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第216页。
[10] 巴纳德称之为“理想的恩惠”，即工作的自豪感、胜任感、对组织的忠诚等，是一种为理想而献身时所获得的满足感。
[11] 爱德华·弗里曼：《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王彦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第37页。
[12] Freeman R. Edward，“Stockholders and Stakeholders：A New Perspective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Califonia Management Review，No.3（1983）：25.
[13] 杨瑞龙、周业安：《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第129页。
[14] 爱德华·弗里曼等：《利益相关者理论现状与展望》，盛亚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第21页。
[15] “部分拥有者”指他们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成为大学的利益相关者，如提供经费资助的政府、向学生和大学提供贷款的银行家等。
[16] 胡赤弟：《教育产权与现代大学制度构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第160～161页。
[17] 李福华：《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大学管理体制创新》，《教育研究》2007年第7期，第36页。
[18] 胡赤弟：《高等教育中的利益相关者分析》，《教育研究》2005年第3期，第42页。
[19] 陈宏辉、贾生华：《企业利益相关者三维分类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4年第4期，第81页。
[20] 胡子祥：《高校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初探》，《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16～17页。
[21] 孙天华：《大学治理结构中的委托代理问题——当前中国公立大学委托代理关系若干特点分析》，《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年第4期，第29页。
[22] 刘有贵、蒋年云：《委托代理理论述评》，《学术界》2006年第1期，第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