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与汤因比的全面对话
关注池田大作的文明对话行动，首先需要关注的是池田大作对话实践得以拓展和扩大的重要节点，即1972年池田大作与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7]的对话。1972年5月到1973年5月，池田大作与汤因比博士进行了累计十天近40个小时的对话，对谈中二人的话题紧密关注人类与世界发展，广泛着眼历史与未来，最终探讨已深入宇宙与生命的精神层面，对人类发展的诸多相关难题及其产生的本质性原因进行了论析，许多话题和具体建议时至今日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池田大作与汤因比的这次对谈，最终集成了名为『二十一世紀への対話』的对谈录，迄今已被翻译成28种文字出版，于世界各地广为传播，反响十分强烈。
在与汤因比展开对谈之前，池田大作还曾与欧洲运动的倡导者、奥地利人库德诺夫·卡雷尔基及日本文学家根本诚有过正式的交流与对话，并先后出版了对谈集『文明·西と東』『古典を語る』，但无论是从对谈内容的广度和深度，还是从对于池田大作本人的思想和行动的影响来看，池田大作真正致力于文明对话实践，正式踏上对谈之路的“出发点”还是应归于与汤因比的对谈，这是池田大作有针对性地思考人类发展的现实问题，并且系统性地明确提出自身观点的开始，也是池田大作正式决定以“对话”的方式实现其宗教理想，奔走于世界各地广泛呼吁更多人关注人类发展的现实与命运、与全球精英人士共同探讨救世良方的开始。
首先，从直观原因来看，汤因比发出的对谈邀请，以及对谈结束后的积极评价坚定了池田大作开展和平对话实践的信心。作为致力于人类史、文明史与历史哲学研究的西方历史学家，汤因比曾对东方文明给20世纪的世界及其未来发展带来的影响进行过深入思考。他对于东方宗教，尤其是佛教抱有非常大的兴趣。这也是他向池田大作发出对话邀请的背景之一。收到汤因比的来信之后，考虑到汤因比博士的高龄，池田大作于1972年5月、1973年5月两次访问汤因比在伦敦的住宅，二人展开了共计40个小时的对谈。正如池田大作在后来的对谈和撰述的文章中多次提到的，对谈的最后一天，84岁的汤因比博士握着45岁的池田大作的手，动情而充满期待地说：“你一定要把这样的对话更加广泛地拓展下去！”，“不断地进行对谈才是最重要的，一定要与世界各方指导者进行持续的对话”，而这部对谈集也成为汤因比最后的著作。池田大作在与戈尔巴乔夫对谈时也曾明确地说：“我正是按照汤因比博士寄予我的殷切嘱托和遗志，不断开展这种对话形式的‘行动’，希望我们的此次对谈也能够全身心投入，互有启发。”[8]与汤因比的对谈为池田大作之后的对谈设定了基调，对池田倾尽毕生之力不断拓展其对话实践的影响是重大且深远的。
其次，池田大作是一位年富力强的新生代东方宗教领袖，汤因比则是毕生从事世界历史、文明发展史研究的西方知名学者。汤因比开阔的视野与深邃的历史洞见为池田大作更加深入地将自身的东方佛学理论与对人类社会现实问题相结合提供了契机，而池田大作的东方佛学特色的人文思想也给汤因比带来了思想上的反思、触动与激扬。更重要的是，作为历史学家的汤因比与作为宗教活动家的池田大作，都有着对当代社会种种现实问题的密切关注与深切的人文关怀，这一根本前提不但让二人找到了对话的共同基础，且在不断地探讨与深入对话的过程中，二人完成了思想的分享、激发与碰撞，对未来人类发展面临的诸多难题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深刻洞见。
另外，从“汤池对话”的时代背景与内容特色来思考，20世纪70年代初，正是世界宗教对话、文明对话展开各种尝试的起步阶段，汤因比和池田对话的成功可以说开辟了当代文明对话的范式。汤因比、池田大作的对谈之所以取得成功并产生了深远影响，有如下五点引人深思。第一，二人的对谈紧密围绕人类正在和必须面对的诸种基本问题展开，一方面对于诸如和平、环境、人权、科学、伦理等人类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进行了探讨，另一方面对隐于现实问题底层的人类史的永恒课题，即何谓生死、何谓人、何谓生命等亦有所论及，可以说，这次对谈在对谈内容的广度与深度方面都有所突破。第二，二人的宗教和文化背景各异，汤因比是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西欧学者，其思维方式与知识架构可作为近代西方知识人的代表，而池田大作则是东方宗教佛教信徒，其思想不但积淀着东方佛学底蕴，又涵摄日本文化的特质。因此，二人各自立足自身文明、文化传统而展开的对话，广义而言是一种“文明对话”，狭义来看亦可理解为一种东西方宗教代表人物之间展开的“宗教对话”。第三，尽管二人所处的文化、文明背景不同，成长经历不同，视角和出发点都不同，但是通过对话和探讨，二人在具体问题中找到了诸多思维模式的共通点，相对而言，差异却显得只有寥寥几处。通过对谈，二人还在相互学习切磋过程中完成了思想上的共鸣与成长。第四，二人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共通项”如此之多的原因。作为对谈双方，二者能够不单纯委身于自身的文明框架之中，而是以开阔的胸怀与宽容的态度接纳对方，展开真诚的交流与智慧分享。不但力求超越自身的文化藩篱，还尝试去思考和解读世界其他文明的特质，因此能够在相互的启发中寻找人类的“共通点”。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二位对谈者通过哲学论与宗教论进行分析，发现如果深入反映人类本性的意识层面与心理层面，那么无论任何时代、身处何处的任何人身上都能找到一些反映人类本性的要素。进而得出结论，“所谓人类本性的诸要素，最终还是发端于构成包罗万象之根源的终极性存在这一基础”。关于“终极性存在”的讨论，汤因比将其概括为“存在于宇宙背后的精神性实在”，而池田大作则将其表述为“宇宙之根源法”，亦称“宇宙生命”。这种着眼于宇宙与生命的终极——宇宙生命·法、精神性实在的基础的“对话”，亦是当代文明对话、宗教对话所追寻的境界和努力叩问的基础性课题。
最后，还需进一步思考的是，池田大作展开的跨国度、跨领域的文明对话实践与其对话思想的成熟、创价学会发展模式转换的相关性问题。学者冉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将池田大作思想的发展大体划分为四个时期，即信仰坚定时期（1947～1958）、宗教政治理念形成时期（1958～1970）、宗教文化思想形成时期（1970～1979），和平文化的使者（1979～）。[9]由于该学位论文提交于2002年，池田大作作为“和平文化的使者”的活动仍在继续，故论文中的年代划分尚未完整。事实上，直到2010年前后，池田大作才鉴于高龄等原因，不再公开出席活动。因此，可以说，池田大作作为“和平文化的使者”积极开展对话活动的时期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21世纪最初的10年，持续了40年之久。换言之，池田大作文明对话实践的开展是其宗教文化思想日臻成熟的必然要求。而与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对话，恰是池田大作将东方佛学的传统理念与当代新佛教团体的积极入世、救世观念相融合，从宗教家的宗教哲学、宗教文化、人文关怀的角度进行的一次全面的思想理析、激荡和升华。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有助于池田大作完成自身对话理论框架的构建，也为未来池田大作不断拓展其对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作为日本新佛教团体创价学会的第三任会长，池田大作大力拓展与世界各大文明、文化的代表人物进行对话的行动也代表了创价学会这一宗教团体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创价学会前身是创价教育学会，最初是一个以教育人士为主要成员的团体，初任会长牧口常三郎。1945年，创价教育学会更名为创价学会。创价学会信仰有着近800年古老传统、独具日本特色的日莲佛法，以《法华经》为第一宗经，以宗主日莲撰写的遗书《御书》为行动指南。在第二任会长户田城圣领导下，创价学会有了较大的发展，到户田会长去世的1958年，会员人数增加到76万户。1960年，池田大作出任创价学会第三任会长，在池田大作的领导下，创价学会积极拓展并实现了飞跃性的发展，会员达到300余万户。到1970年第三十三次本部会议召开时，会员人数已经增至750万户。随着创价学会一跃成为日本最大、拥有会员人数最多的宗教团体，在日本的发展空间已经很有限，从组织发展的长远目标来考虑，如何突破自身与国别的局限走向世界，是学会在未来发展路径方面面临的重要抉择。随着进入教团发展稳定期，作为一个宗教组织，采取更合理、更能够与世界诸文化相融合的发展战略，这是非常必要的。因此说，池田大作以与汤因比的对谈为基础，进一步拓展跨国度、跨文化、跨领域的各大文明代表人物的对话实践活动，是创价学会这一宗教组织向世界拓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其宗教文化发展战略的代表性实践活动。
关于池田对话的具体原因及更深入的背景，笔者将在后文进一步展开具体分析。总之，池田大作的对话是在与汤因比对谈之后逐步正规化与拓展的常态化的。由于池田大作领导下的创价学会在20世纪70年代确立了以宗教文化活动促进教团发展，让教团更接近社会、融入民众、倾听民声、救世救民的指导思想，大力拓展宗教文化交流事业的发展方针。池田大作作为学会领袖也更加积极地投入与世界各大文明的代表人物的对话之中。在这样的对话实践中，池田对话思想不断充实和具体化，同时，他也在与众多对谈者的切磋与交流中反思与发展着自身观点，并尝试从东方佛学立场加以阐扬大乘佛学的传统对话理念，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了具有池田特色的“实践论”的对话理论与对话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