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家对社会孕育的三种影响
从中外的历史看，国家对市民社会或是民间社会的孕育与建构所产生的影响，不外乎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国家对社会的酝酿和生成并未发挥特别明显的作用。尽管在这方面国家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并非决定性因素，主要是社会自身发展壮大到一定程度之后独立建构而成。由这种方式生成的社会，自身的力量一般都比较强大，对国家的依赖性也较少，而独立性则比较明显，对国家的制衡作用也比较突出。
第二种情况，是国家对独立社会的孕育与建构，产生了非常明显的阻碍与破坏作用。这种情况的形成，一般都是由于国家通过各种强制性的政策和措施，自上而下地实行严密的控制，特别是将社会的基层组织也纳入其严格控制，使社会无法形成自己独立的生成与活动空间，从而也就难以建构起脱离国家直接控驭，具有自治权利和独立性质的社会。
第三种情况，是国家出于特定的目的，有意识地实施有关政策，对于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市民社会或是民间社会的产生，起明显的推动作用；有的则是无意识地推行若干具体措施，为具有一定独立性社会的孕育创造了有利的客观环境，也从各方面促进了社会的生成与发展；还有的甚至为独立社会的建构提供了某些制度性和法律性的保障，主动直接地倡导成立民间社会组织，在推动社会的孕育和建构方面，发挥了更为突出的作用与影响。
上述第一种情况，大多是发生在自下而上实现内源型现代化的西欧国家。这些国家往往具有城市自治的渊源与传统，资本主义一般都产生较早，而且发展较快，并拥有力量较为强大的市民阶层，是现代化过程中强有力的经济中坚力量。在这些国家中，现代化是通过社会自身力量的内部创新，经历漫长过程的社会变革得以实现的。之所以称内源型现代化，乃是因为“内源的现代化是一个自发的、自下而上的、渐进变革过程”，“它的原动力即现代生产力是内部孕育成长起来的，具有较强的自我发挥能力。工业化投资主要来自本国内部积累，从而本国资产阶级起主导作用。经济生活通过不断扩展的市场来实现自我调节，而政府的职能主要是保证经济的自由运转”。[1]在自发完成现代化的过程中，这些国家的市民阶层也相应地自发建构起市民社会，这两者是互为促进、互为依存，并共同发展起来的。其所出现的这一发展道路，显然与西欧国家的历史传统与经济发展的一系列特点，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第二种情况则一般发生在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以及封闭的高度一元化国家，而且往往是一些落后的封建国家，或者是相对而言现代化发展比较滞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即是如此。如前所述，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通过各种手段和措施，自上而下均实行严密的控制，严禁民间结社，连行会与宗族组织也被纳入封建国家机器控驭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独立的民间社会由于国家多方面的压抑和阻碍，自然难以孕育形成，更谈不上获得比较迅速的发展。
第三种情况大多是发生在外源型现代化国家中特定的某个历史时期。这些国家原本也比较落后，现代化的发动远远滞后于西欧的经济发达国家。而且，这些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市民阶层的力量也比较薄弱，其自身内部往往并不具备发动现代化的经济原动力，只是在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国家面临存亡绝续的危机时，统治者为了致富求强和救亡图存，同时也为了维持自己日益衰弱的统治，主动向西方或是其他现代化先行一步的国家学习，自上而下地推行一系列现代化的改革，尤其是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近代中国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如此，其内部因素尽管在早期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发挥着比较重要的作用，但现代化的推动力显然主要是来自外部世界。在推行现代化改革的过程中，这些国家实施的许多新政策和新措施，往往为市民社会或是独立民间社会的孕育创造了有利的客观环境，甚至直接推动了市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与此十分相似的现象，在清末的中国也曾一度出现。
当然，有些国家的统治者并非在主观上具有扶植市民社会孕育萌生的意图，有的也不了解市民社会究竟有何功能与作用，还有的甚或仍反对具有独立自治性质的市民社会产生，但其推行的改革措施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却在客观上确实为市民社会的产生提供了过去所没有的环境与条件。类似的这种情况，也应当视为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孕育与建构，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探讨市民社会的孕育与形成，不能不涉及上述问题，因而学者们对此也较为重视。1993年8月，上海历史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杂志社在上海联合举办了“市民社会与中国现代化”学术讨论会。会上，与会代表就国家在建构市民社会中的作用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市民社会的生成大抵有两种主要模式：一种模式是市民社会自发地孕育和形成，它与国家的关系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体制外抗衡—一体化发展—体制内自治”，这是内源型现代化早发国家市民社会生成的一般情形；另一种模式与之相异，即市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与国家的作用密不可分，外源型现代化后发国家大都具有此特征。由于缺乏推动现代化的社会中间力量，后发国家在发展经济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国家的这种推动作用与市民社会的形成有直接的关联，因为市民社会诸要素的发展正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故而，在后发展国家自上而下的运作是市民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面向。[2]上述两个方面的情况，都是就国家对市民社会的生成所起作用的大小而言的，没有涉及国家阻碍市民社会形成的负面影响。事实上，这方面的负面影响在有些国家中也是非常突出的，它直接关系到这些国家能否孕育出市民社会。因此，如果全面论述国家对市民社会生成的多重影响，应该注意包括前面所介绍的三方面的情形。
下面，我们即对本书所限时间范围内近代中国的有关情况，做一番具体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