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一 研究缘起及旨趣

为便于读者对本书体例框架及内容的了解，有必要首先将此项研究的缘起和笔者的基本构想向读者略做介绍。

此项研究系国家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八五”重点规划项目之一，项目的名称为“近代中国商会研究”。1991年底笔者申报这一项目时，只是计划对近代中国的商会从纵横两方面加以探讨，并无其他更多的设想。但近几年来，随着史学界研究近代中国商会的迅速进展，以及自己研究工作的深入，加之国外有关研究的最新发展，自己对此项研究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之所以产生新的想法，乃是为了使此项研究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不至于与已有的成果雷同，同时也是为了结合国际学术界有关的最新研究进展，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权作对于海外学者有关研究的一种回应。

近代中国商会史是近十年来国内史学界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发展十分迅速的一个新领域，但在此之前则基本上是一个研究空白。国外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领先了一步，不过成果也相当有限。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曾田三郎在《历史学研究》杂志第422号上发表了《商会的设立》一文。随后，另一位日本学者仓桥正直撰写了一篇题为《清末商会与资产阶级》的论文，比较详细地论述了清末商会的特点及作用。原文刊于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印的《1976年度历史学研究会大会报告》，中译文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1984年下半年）。除此之外，美国学者爱德华·罗兹（Edward Rhoads）在其撰写的《1895～1911年的广州商人组织》一文中，也曾以较多的篇幅论述了清末的广州商会。^[1]尽管外国学者撰写的有关商会的论文也为数甚少，但相对于中国当时的研究状况，仍可说是先行了一步。

1982年初，笔者考入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攻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在导师章开沅、刘望龄等先生的安排下参与整理编辑苏州商会档案。由于读本科期间，各种近代史教材中均未提及商会，因而对商会的情况毫无了解。查阅国内的近代史论文和专著目录，也未见到一篇全面论述近代中国商会的文章，专著更是付诸阙如。只是在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皮明庥先生提交了一篇讨论武昌首义期间武汉商会和商团的论文；另还有其他若干篇论述江浙、上海、广东资产阶级的论文，提到这些地区的商会，但未展开做详细论证。因此，近代商会在当时仍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然而，当时已有一些著名学者意识到商会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大力呼吁尽快开展对近代商会的研究。章开沅教授即曾多次在有关的学术讨论会上谈及商会研究的意义，并在数篇论文中阐明商会在近代中国的重要地位与影响，同时还从方法论的高度就如何研究商会提出了颇具启迪性的独到见解。此后，近代商会开始逐渐引起一部分近代史研究者的重视，并很快成为近代史研究，尤其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中的一个热门领域。

1983年，徐鼎新先生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杂志上发表《旧中国商会溯源》一文。据笔者所知，这是大陆学者发表的第一篇较详细地集中论述近代商会性质、特点及作用的论文。1985年以后，学术杂志发表的有关商会的论文日渐增多，其中既有许多从不同角度对近代商会进行论述的文章，也有对苏州、天津、上海等地区商会做个案研究的力作。1986年，还在苏州举办了以近代中国商会与资产阶级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近几年来，有关近代中国商会的研究进一步取得可喜的成果。1989年，将近190万字的《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下两册，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年，300多万字的《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共计四册，也得以出版。1991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约120万字的《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另外，卷帙浩繁的上海商会档案也早已完成编辑工作，即将公开出版。这些商会档案的出版，为研究者深入探讨近代中国的商会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大量第一手资料。与此同时，研究近代中国商会的学术专著在近年也开始陆续出版。1991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徐鼎新先生与钱小明先生合著的《上海总商会史》。199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虞和平先生撰写的《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同年还有由巴蜀书社出版、笔者与马敏先生共同撰写的《传统与现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

上述有关商会论文的发表和专著的出版，一方面表明商会研究已取得了相当一批成果，这自然是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大收获；但另一方面，也给商会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出了新的课题。笔者自1982年开始，即将近代中国的商会作为主要研究方向之一，至今已发表有关商会的论文近20篇，并与马敏先生合著《传统与现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一书。1991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拙著《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也以相当大的篇幅对商会进行了论述。在此情况下，笔者自承担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八五”规划项目“近代中国商会研究”后，即不断思考如何在自己和史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对商会的研究。如果仍按过去的研究思路，只是将自己原有的成果加以整理和补充，自然可以比较轻松地完成这一项目。但笔者自感这种做法意义不大，期望能在本项目的研究中，从新的角度提出自己的一些新见解。另据笔者所知，南京大学历史系的蔡少卿先生也承担主持同样的研究项目，并且也是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八五”规划项目。同一研究项目分别由两个大学的研究者承担，这种情况在过去是很少有的。它一方面表明商会研究越来越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另一方面也给这一项目的承担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我们都仍然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按以往的思路进行研究，势必会大同小异，唯有创新才能避免这种现象。

然而，从新角度提出新见解并非易事，这实际上是给自己出难题。正因为如此，笔者尽管原已具有多年研究商会的基础，但承担这一项目之后，并未马上动笔撰写此书，而是苦苦思考，寻求商会研究的新突破口，以使这一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