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需求结构失衡的风险传递效应
在一个开放经济中，GDP统计包括国内消费、投资和进出口需求净额，三个变量中任何一个增加都会促成GDP增加。注15然而，三个变量的不同特性使三者对GDP增长作用存在时滞和程度上差异，消费和进出口对GDP的影响由于受消费与交易习惯等影响需要一系列传导机制，所以具有较大不确定性。而投资对GDP作用是直接的，时滞极短，不仅如此，根据萨缪尔森乘数—加速度原理，投资对GDP还具有较大乘数作用。注16正是因为上述差异，即使我们不考虑经济社会治理结构下的激励问题，当经济遭遇外生冲击时，利用投资调控经济也是符合经济规律的，更何况投资较短的作用时滞对重振市场信心至关重要。就此而言，中国两次应对外部冲击采用增加投资方法是有其合理性的，而中国在两次危机中都能较早走出危机阴影，投资型增长模式不能不说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投资和消费不同，投资处于经济系统的中间环节，向前需要大量投入，向后形成生产能力。不仅如此，受边际产出率递减规律约束，投资型增长模式还具有自增强效应。
投资的上述特性，使得投资型增长结构具有许多潜在风险，这些风险既可向前传递也可向后传递。首先，我们采用逆推法分析投资型增长向后传递的系统风险。众所周知，无论是市场分散决策，还是政府计划配置，投资首先需要解决资金问题。而在中国，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有一种内在扩张冲动(郭庆旺、贾俊雪，2006)。但由于政府部门的特殊性，政府投资冲动主要通过企业得以实施。所以为满足投资冲动的资金需求，政府和企业往往形成战略联盟，战略联盟的任务是尽可能增加企业留存，以及为企业外部融资构筑条件。根据财务核算，企业留存是企业税后经营所得，为增加留存，企业需要尽量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各项税收以及支付居民部门的财产性收入。但在这三类支出中，企业和政府主要是控制联盟外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性收入支付，虽然经营费用也是可以控制的，但对政府与企业而言，控制经营费用的能力和意愿较低。而新中国成立之初为赶超战略实施的低工资、高积累发展策略也为尽量降低劳动者报酬提供了制度和舆论支持，再加上中国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更是为此提供了可能。注17
由于可以通过控制工资获取“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所以企业创新动力普遍不足注18，投资冲动主要通过不断挤压联盟外收入得以满足。在图2—5中，2000年之前，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都一直保持在50%以上，和许多发达国家较为接近，但从2002年开始，这一比例直线下降，下降速度之快令人惊叹，到2008年，这一比例已下降到33%左右。从非金融企业的劳动者报酬占其增加值比重看，整体上也呈下降趋势。除了挤压劳动者报酬外，较低分红水平在中国也非常突出，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多少年来一直未分过红。注19这一点在图2—6企业持续上升的可支配收入与储蓄中可见一斑。作为居民部门的主要收入来源，不断下降的劳动者报酬和较低财产性收入直接导致了投资型增长模式下的低消费。注20上述分析表明，投资型增长必然会遭遇低消费和内部经济失衡风险。
然而，即使在“廉价劳动力”优势下，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依然较低。
图2—5 劳动者报酬占比变化
图2—6 非金融企业可支配收入与储蓄占比变化
即便是一些依靠垄断势力盈利的大企业，其能力也相对较弱(顾保国，2008)。为了弥补自有资金不足，企业投资主要通过直接和间接融资。相对于间接融资，直接融资虽然具有较高市场风险，但无须还款和支付利息，所以企业更偏好直接融资(黄少安、张岗，2001；肖泽忠、邹宏，2008)。而企业资金需求往往能得到联盟内地方政府的有效配合。实际上，地方政府也将企业上市当成经济发展平台注21，这一点可以通过各种企业包装上市等报道得以证实。由于这些上市企业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力，所以通过包装上市后增加了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噪音，破坏了市场投资信心和市场资源配置效力。所以投资型增长在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下容易导致直接融资市场扭曲和社会信用危机。
当然，能够在股票市场进行直接融资的企业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企业还是需要通过银行进行融资。在以国有银行或国有控股银行为主的金融结构下，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融资需求很容易得到满足，而中国持续走高的社会储蓄和银行过剩流动性也为信贷扩张提供了可能。根据中国固定资产和金融部门本外币贷款业务数据，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至少有20%的资金来源于银行信贷，非金融类企业的中长期贷款占金融机构本外币信贷比重持续上升，2009年这一比重已上升至39%。注22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不仅直接带来了持续信贷扩张和金融风险以及信贷风险的财政化倾向，而且造成中国经济陷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的两难境地。注23图2—7描述了固定资产新建累计增速与GDP增速之间相位图，可以看出两者趋势基本一致，相关系数高达0.59。图2—8描述了固定资产投资来源于银行信贷的比例与固定资产新建累计增速相位图，两者一致趋势更明显，相关系数更是高达0.70。注24上述分析表明，投资型增长模式必然会导致经济波动风险，在软化的预算约束和风险大锅饭体制下，还可能衍生出金融和财政风险。实际上，中国各级地方政府为投资搭建的融资平台超过了8000家，各类贷款余额近6万亿元(郭立场，2009)，背负的各种债务超万亿，地方政府巨额债务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稳定的头号杀手。
图2—7 GDP与固定资产新建走势图
图2—8 固定资产新建与固定资产投资银行贷款走势图
投资型增长模式除了向后传递风险外，也会通过经济链条向前传递风险。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就业问题总是一个关乎社会稳定的大问题，所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总被认为是一种理性选择。然而在投资型增长模式下，产业结构必然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占主导，尤其是重化工产业。所以投资型增长不仅会形成扭曲的产业结构，而且总会潜藏巨大就业风险。实际上，中国始终存在产业结构畸形发展困境，整个经济发展过度依赖第二产业。《国际统计年鉴》数据表明，自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不仅严重依赖第二产业，而且依赖程度不断上升。而同期发展水平相近的金砖四国和发达经济体，第二产业产出贡献率不仅远低于中国55%水平，而且大部分呈下降趋势。相反，第三产业在这些国家的产出贡献率却普遍较高，其中金砖四国中的印度超过60%，巴西超过70%，俄罗斯为57%。扭曲的产业结构也可在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严重失衡中得到证实注25，应该说，严重失衡不是城市化太慢，而是工业化过度。对第二产业的过度依赖不仅造成了城乡日益扩大的二元发展格局，也造成了增长就业效应不明显。根据各国统计年鉴数据，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就业弹性不仅较低，而且持续下降，2005年就业弹性已下降到0.08，2008年进一步下降到0.07。而同期美国平均为0.2，欧盟平均为0.37，巴西则为0.85，印度与俄罗斯则分别为0.3和0.2。
除了不断加剧的就业压力和产业结构扭曲，投资型增长还将引致过剩产能下的粗放式竞争局面和通缩倾向。受边际产出递减规律约束，投资型增长一般具有明显自增强效应，这种效应将使经济增长进入结构锁定状态，出现所谓投资依赖症。而在中国，扭曲的金融结构与政府主导模式塑造了投资冲动，由于缺乏必要的预算约束和市场约束，所以出现了大量无效投资，最为典型的就是不断出现的重复建设和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以钢铁为例，中国欧盟商会的调查报告显示，到2008年年底，中国钢铁产能过剩为1亿~2亿吨，2008年在全球钢铁产量下降20%的大势下，中国钢铁产量却上升了15%。注26为了消除过剩产能形成的工业品库存，粗放式价格战不可避免。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中后期中国由卖方市场过渡到买方市场后，企业之间的价格战就持续不断，相关报告可以说不胜枚举。投资型增长为何必然形成粗放式价格战？除了过剩产能，更主要是因为投资的外延式扩张挤占了企业用于技术创新的投入，从而降低了企业竞争力。对于缺乏竞争力的企业，价格战又会不断压缩其利润空间和技术创新投入能力。所以投资性增长在微观层面必然导致价格战和低竞争力之间的恶性循环。随着价格战的不断激化，价格持续走低是一种必然，进而使经济始终有一种通缩倾向。然而在工业品价格因市场竞争出现不断走低的同时，投资型增长却导致了原材料价格的不断走高。众所周知，不断走高的原材料价格最终是需要反映在终端消费市场，所以使得消费品始终有一种潜在通胀倾向。在图2—9中，耐用消费品价格始终位于0度线以下，说明价格始终处于走低之势，而生产资料价格与终端消费品价格的走势基本一致。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对投资型增长模式下的潜在风险及其传导机制作如下概述：
图2—9 投资型增长模式下的各类价格走势
向后风险传递路径：投资型增长→收入分配结构扭曲→较低劳动报酬→消费需求不足的内部失衡；投资型增长→筹资行为扭曲→信贷扩张→金融和财政风险、经济波动风险。向前传递风险路径：投资型增长→产业结构扭曲→持续增加的就业压力；投资型增长→重复建设与产能过程→粗放式价格战→经济通胀通缩风险。
上述需求结构失衡的潜在风险在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社会治理中将会更加凸显。首先，为应对危机采取的扩张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原本具有的投资冲动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从而使正在进行的经济调整重新回到投资型增长路径，逆转了企业正在进行的转型升级进程，并进一步强化了投资冲动，而投资冲动又直接带来了信贷急剧扩张。在投资直接带动下，投资型增长模式下固有的原材料价格上升压力得到了释放，同时信贷过度扩张导致的过剩流动性和原材料价格上升压力相结合，将会很快使经济陷入结构性通胀状态。其次，投资型增长下的过剩产能在后危机时期将会集中涌现，过剩产能大规模聚集，随着各国经济平衡政策的调整，将会导致大批企业退出市场，从而出现集中性的失业压力，这种情况在缺乏适当调控政策下极有可能与前述分析的通胀交替发生，从而使经济陷入滞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