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没有信仰，幸福就会缺失
每个人的精神上都有几根感情的支柱，对父母的、对信仰的、对理想的、对知友和爱情的感情支柱。无论哪一根断了，都要心痛的。
——柳青（曾在北大西北临时大学俄文选修班学习，小说家、革命家）
作为人类最普遍、最深刻的精神活动和精神现象，信仰与幸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信仰可以是对内心的一份矢志不渝的守护，也可以是对理想的生活化和实践化。不过，信仰没有标准的答案。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李白诗云：“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杜甫曾叹：“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苏东坡写道：“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无论李、杜、苏，他们一生游历四海，曾经得意，曾经失意，却从没有心生败意。他们忧国忧民，见过社会的种种黑暗，却从没有舍弃心中的美好和光明；他们都活在自己的梦想中，活在自己的信仰中，活在对美好的憧憬中；他们坚信自己能够改变自己的人生，能够为这个社会带来一些美好，他们无疑是幸福的。
信仰的作用决定了信仰是幸福的源泉。在有限的人生中，信仰是人创造和享受精神生活的主观凭借和心灵依托。所以它决定着人是否幸福或幸福的程度，人的幸福感常常依赖于心灵的完满，而心灵的完满则来源于信仰的确立。
信仰是心中的精灵和上帝，为你守护着来之不易的快乐，带你走出暗无边际的黑夜。心灵就像一个装满石子的水杯，只要你愿意，总还是可以装得下一点水分。心灵就在那里，不动不移，却需要我们处理好它和自己、和幸福的关系，我们只有将光明、热情、智慧满载于我们的心灵之中，才能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坚强，信仰更坚定，从而人生更幸福。
苏轼是我国宋代著名的文学家，自称“东坡居士”，唐宋八大家之一。二十岁左右的苏轼进京赶考，因才学出众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中了进士。“三年京察”之后，苏轼被授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宋神宗登基之后，重用王安石，实行变法，由于苏轼、欧阳修等人与王安石政见相左，被贬出京城，由此，苏轼开始了一生的颠簸。
苏轼在杭州当了三年知州之后，又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做知州。后来因为“乌台诗案”，他遭人诬陷被捕入狱，几次险些被杀头。
出狱以后，苏轼被下放到黄州做一名不起眼的小官差，因为官职低微，俸禄微薄，苏轼为生计所迫，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过活。他的别号“东坡居士”就是在这个时候起的。过了几年，苏东坡奉皇帝诏谕，去汝州担任小官。
神宗死后哲宗即位，王安石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上台，当上了宰相，这一年，因为苏东坡与司马光政见甚合，便被召入朝中做官。在短短的两年内，就从一个小太守被提拔到了翰林学士知制诰，可谓平步青云。
由于他不喜欢新旧政党之间的相互倾轧，就自陈愿往杭州担任太守。这一次，他在杭州修建了苏堤，受到百姓爱戴。苏轼也很快乐，常常自比于白居易。可惜好景不长，王安石再度上台，苏东坡被流放到偏远的颍州。
在以后的人生中，苏东坡可谓历经宦海沉浮，几次入朝为官，又几次被贬出京城，甚至一度在偏远的海南被流放许多时日。苏轼做官虽然是不成功的，但是在文学上却成了大家，这和他的宦海生涯不无关系。
苏轼一直心怀“为官报国”的抱负，起起落落之中，未曾退出官场，“历典八州，行程万里”。然而，无论遭贬抑或被提拔，他无不淡然处之，苏轼是快乐的。
苏轼是幸福的，他的幸福来源于他淡然的心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利不是苏轼的梦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退也不是苏轼的风格，也许他所信仰的人生，就该有起起伏伏，欢喜悲伤，这样才足够的丰富和精彩。他一只脚在官场里，一只脚在田园上，既能满足自己为官为民的理想，又能贴近自然，贴近文学。他的路走得很艰辛，却因为心中那份信仰而幸福。
可以看出，真正的幸福并不在于主体所追求的信仰是否达到，而在于为追求这种信仰所进行的奋斗之中。当个体投身于自身所追求的信仰时，他不仅能体验到生活的充实感，而且能超越现实、超越自我，使生命获得一种连续感、延伸感，从而体验到一种至高无上的幸福感。追求信仰的过程同时也是人自身潜能不断展开、创造力不断发展、朝着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会领略到永久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