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道家研究的新方向
——从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四经》说起
晚近，由于考古文献的出土，丰富了古代思想史，也改写了古代哲学史。
出土的众多文献之中当属道家类古佚书最受瞩目，其他大批的医书、数术、方技、兵书也和道家思想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仅明确的道家出土文献，就包括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和《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经法》等四篇（通称《黄帝四经》）、《老子》甲本后古佚书《伊尹·九主》，以及不久前刚公布的帛书《系辞传》。此外，还有河北定县出土的《文子》残卷、湖北荆州出土的《庄子·盗跖篇》，再则1942年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也和道家思想有所关联。总之，近一二十年来，逐渐公布的珍贵文献，给我们在道家的研究上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新领域，从而使我们重新认识到黄老道家在战国中后期之所以成为百家争鸣中主要思潮的基本原因。
在众多出土的文献之中，道家黄老之学这一系的古佚书的确最为丰盛。1973年河北定县出土的《文子》残卷，原件虽然至今尚未公布，但这一实物证据最低限度可以证实它并非伪书，并可证实它的成书在《淮南子》之前。文子是先秦道家的重要人物，《文子》一书是文子学派之作，是以老子哲学为主体而融合了庄子思想和黄老之学的一部道家典籍。《鹖冠子》是战国后期楚国黄老道家的重要作品，此书长期受到冷落，近来由于马王堆《黄帝四经》的发现，参加帛书整理的学者开始注意到它与后者的关系。英国著名学者葛瑞汉（A.C.Graham）发表了《一部被忽视的汉以前哲学著作〈鹖冠子〉》的论文，提出不少新颖的见解。在马王堆汉墓帛书公布之前，《鹖冠子》曾被视为伪书，近来李学勤教授撰文《〈鹖冠子〉与两种帛书》，推定鹖冠子活动年代在战国晚期前半，并论证《鹖冠子》成书在秦焚书之前，并非伪书[1]。在各地出土的古文献之中，以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最受海内外重视，至今已有多国的译本，论文更是不计其数。不过，个人以为，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出土文献莫过于《黄帝四经》（即《经法》、《十大经》、《称》、《道原》四篇）。然而，这本书迄今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主要原因是大陆学者多推断它是战国末期的作品，为此我曾作过详细的考订，论证它的成书可能早于《孟》、《庄》，当在战国中期之初或战国初期之晚（详见《关于帛书〈黄帝四经〉成书年代等问题的研究》），因此，可以说，它是现存最早的一部黄老之学著作。《黄帝四经》全文约一万一千多字。第一篇《经法》主要是讲论自然和社会中所存在的恒定的法则。第二篇《十大经》主要讲形名、刑德、阴阳、雌雄等对立统一及相互转化的关系。第三篇《称》主旨是通过对阴阳、雌雄节、动静、取予、屈伸、隐显、实华、强弱、卑高等矛盾对立转化关系的论述，为人们权衡选出最有效的治国修身的方案。第四篇《道原》就是对“道”的本体和功用进行探源。这部《四经》的出土，使我们对先秦道家发展的脉络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与评估，同时对先秦学术流脉也提供了许多新的认识。兹分别申述如下。
一、帛书《黄帝四经》和《老子》的关系
（一）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帛书《黄帝四经》的发现，给《老子》成书早期说提供了有力的新证。
《老子》的哲学思想散见于《四经》各篇。据我概略的估计，《黄帝四经》一书引用《老子》的字词、概念多达一百七十余见。成书于战国早中期的《四经》以及成书于战国中期前后的《管子》书中，处处流溢着《老子》思想观念的影子，可证《老子》一书传布的久远，而司马迁《史记》所述老聃自著上、下篇当近于史实。
（二）由于帛书《老子》将《德经》置于《道经》之前，这使得学者们对于帛本与通行本顺序的不同，产生了广泛的争论。帛书《四经》的篇目排列，可以帮助我们解答这一疑案。
早先，高亨等学者便认为，“从先秦古籍的有关记载来看，《老子》传本在战国期间，可能就已有两种：一种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这当是道家的传本。……另一种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这当是法家的传本”，并认为，“《韩非子·解老》首先解《德经》第一章，解《道经》第一章的文字放在全篇的后部，便是明证”[2]。这种看法，在众多的观点中是较为可取的，而在我们对于帛书《四经》进行深入研究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道经》在《德经》前的《老子》通行本维持了《老子》的原貌，是老子道家的传本；而《德经》在《道经》前的帛书《老子》本，应该是黄老道家的传本。“道”的向社会性倾斜，是黄老学派对老子思想的一种发展，也是黄老道家的一大特点。《黄帝四经》之《经法》在前、《道原》在后，恰与帛书《老子》之《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相一致，这乃是黄老学派落向现实社会的表现。而以老子道家为宗的《淮南子》，则将《原道》列于书首，这恰与《老子》通行本“道”在“德”前的次序相吻合，《淮南子》之重视《原道》，似可作为祖本《老子》顺序的一个佐证。
（三）在《老子》与《四经》之间，仅从“道论”角度，便可看出老学到黄老之学的差异发展。
帛书《四经》继承了老子的道论，而向社会性倾斜。比如，无始、无名、无形、隐晦莫测等特征，构成了老子的“道”的本体论。而《四经》则从相对立的角度，从既不可感知又可以感知的二律背反的角度来阐释“道”，认为它既有原又无端，既隐微又显明，既运动变化又静止恒定，既高深不可企及又浅近可以企及，既虚无又实有……《四经》这种重新整合的“道”的本体论，就为人们对“道”的“握”和“操”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的依据，也为人们有效地掌握“道”的本体，以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功用提供了前提。老子道家与黄老道家在“道”的本体论方面的差异，就构成了道家的两个不同走向，即高深超诣与易简世俗，正与禅宗之北宗与南宗之分化相似。
“道”的具现，也即社会性，黄老道家对老子道家在此点上有着更突出的发展，并且多所
正。《四经》关于雌节的论述，对刚柔的论述，对争与不争的论述等等，都对老子道家有所正，这是众所周知的。关于无为与无不为（有为）的论述，黄老道家与老子道家有着明显的分歧。老子的治国次序是“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是术，是手段，“无不为”是目的。因此，《道经》在前而《德经》在后。而《四经》的治国次序则是有为—无为。有为，包括法、术、势、形名等等。有为是手段，无为是目的。这种理国的次序，用《四经》的原话说便是“太上无刑，其次（正法），其下斗果讼果……太上争于（化），其次争于明，其下救患祸”。所以，《四经》是《经法》在前而《道原》在后。
二、帛书《黄帝四经》和范蠡的关系
帛书《黄帝四经》引用范蠡的言论达十七八条之多，从其中思想线索来看，便可见范蠡可能是由老学发展到黄老之学的关键人物。
我们从《老子》、《国语·越语下》和帛书《黄帝四经》三书，可以看出老子、范蠡到黄老思想的发展脉络。范蠡是春秋末期人物，比老子晚约三四十年，从《国语·越语下》可以明显地看到范蠡受到老子的直接影响，在“圣人因天”、“必顺天道”、“知天地之恒制”的论点，以及“赢缩转化”之道和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等重要论题，都显示出范蠡上承老子思想而下开黄老学之先河。范蠡身处国家存亡危续之际，他的时代特点及其所处地位，使他将老子思想灵活运用到军事上。他认识到并说：“兵者，凶器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始于人者，人之所卒也。”这也是老子所说的“兵者，不祥之器”、“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遂”。范蠡说：“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老子尝言“大盈若冲”（四十五章），戒人“果而勿骄”（三十章），劝人“不自伐”、“不自矜”（二十二章），并谓“自伐者无功”（二十四章）。范蠡替越王勾践灭吴国，“勾践以霸，而范蠡称上将军”。权倾一朝的范蠡则“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遂“浮海出齐”（《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在中国历史上，范蠡是第一位真正体现老子“功成身退”哲理的人。
范蠡是楚人，他的入齐，在楚越文化与齐文化的交流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点，由现存《管子》和帛书《黄帝四经》抄录不少范蠡的言论可以为证。此外，老子思想的入齐，范蠡有可能是第一个重要的老学的传播者。并且，由于春秋末的范蠡之巧熟运用老子的哲理，这也给予《老子》成书早期说提供了另一个有力的新证。
三、《黄帝四经》和《管子》的关系
《管子》是一部“稷下丛书”[3]。这部书汇集了战国中后期在齐国首都稷下学宫百家争鸣时各家各派的论文，但“中心是黄老之学的论文。这部书还是稷下学术中心的情况的反映”[4]。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管子》四篇（《内业》、《白心》及《心术》上、下）被视为稷下道家的代表作而受到学界的重视。其中的精气说，为稷下道家首次提出，为《易传》和后代哲学及医学广泛接受。
《黄帝四经》出土后，由于它和《管子》有太多的相似之处，这两本书的内在联系首先引起学者们的极大兴趣，同时也使得《管子》书中保存的黄老学说的文献日益受到关注。
根据唐兰先生所列的“《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引文对照表”，可以看到《黄帝四经》和《管子》两书相同或相近的段落文句有二十三处之多（举例如：（1）《道法》“道生法”，《管子·心术》引作“法出乎权，权出乎道”。（2）《道法》“虚无形（刑）”，《管子·心术》引作“虚无刑谓之道”。（3）《道法》“故同出冥冥，或以死，或以生；或以败，或以成”，《管子·内业》引作“道也者……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败，所得以成也”。（4）《道法》“使民之恒度，去私而立公”，《四度》“去私而立公，人之稽也”，《管子·正》引作“废私立公能举人乎”。（5）《观》“春夏为德，秋冬为刑”，《管子·四时》引作“德始于春，长于夏；刑始于秋，流于冬”，等等）。经过我们仔细考察，认为当是《管子》沿袭《黄帝四经》。《管》书袭取《四经》的，计有《内业》、《心术》、《白心》、《枢言》、《九守》、《四时》、《五行》、《势》、《正》及《重令》、《幼官》等篇。除《重令》、《幼官》之外，其余九篇都是属于稷下道家的作品。黄老思想之盛行于稷下道家，于此可见。
在帛书《四经》发表之前，虽然司马迁曾一再提到稷下道家人物，如环渊、田骈、慎到、接子等“皆学黄老道德之术”，还说“申子学本于黄老”，然而学界普遍以为这说法可能是出于司马谈崇尚黄老而以己意立说，直至帛书《四经》公布，才证实“黄老”并不只是个名词，而是实际兴盛于战国中期的学说思潮。
“黄老”是黄帝、老子的合称，它以老子哲学为基础，而寓托于黄帝以进行现实政治的改革。这股政治哲学的思潮兴起于战国中期。它之渊源于齐或楚越固有争议[5]，但它昌盛于齐，为稷下道家所倡导并在稷下学宫百家争鸣中取得主导地位，当无疑义。黄老思想经稷下道家的发扬而流传于全国各地，儒家的孟、荀和法家的申、韩，都受到黄老道家的重大影响。
黄老学说为稷下道家所倡言，它的中心思想为“道法”。帛书《四经》开首便标示“道生法”，《管子·心术》亦说“法出乎权，权出乎道”。这派学说以老子道论为其哲学理论而融入齐法家的形名法度思想。稷下道家流派繁多，可能有的讲老学，有的讲易学，不必然全都是主张黄老“道法”思想。而主张黄老之学的，也可能有不同的倾向，有的偏重于治身，有的偏重于治国。前者如《内业篇》的作者，着意于修心静意、养精理气；这一系可能直接继承杨朱贵生思想（也发挥老子“专气致柔”的摄生观念）。后者则致力于现实体制的改革，为纠正传统文化中人治之弊（儒家之推崇人治为其代表），故而提出“道法”思想；这一系成为整个战国中后期的主流思潮。
稷下道家的人物，除彭蒙之外多有著作传至汉代，《史记》称环渊著上、下篇，《汉书·艺文志》则载《蜎子》十三篇，今佚。田骈，《汉书·艺文志》道家类有《田子》二十五篇，已佚。慎到，《史记》称他“著十二论”，《汉书·艺文志》著录《慎子》四十二篇，明时仅存五篇，现《慎子》七篇，为钱熙祚校本。接子，《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载《捷子》二篇，已亡佚。宋钘，《汉书·艺文志》著录《宋子》十八篇，已佚。尹文，今传《尹文子》一书，似是尹文的语录集，可视为尹文学派的作品。这些齐道家都是战国时代在稷下学宫讲学的著名的“稷下先生”。环渊、田骈、接子、季真等人的思想或许较近于原始道家。宋钘可能是道墨融合的人物，班固说“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依此可归黄老道家。现存尹文学派的《尹文子》，则明显是属于黄老学派。慎到学派的归属问题，学界看法不一，一般认为他是由道转法的关键人物，有的学者认为他是兼有道家、法家思想的早期道家[6]。自帛书《四经》见世后，晚近学者认为他属于黄老学派[7]。可惜，这些稷下道家的著作多已佚失，幸赖《管子》一书保存较完整的稷下各派的言论。
《管子》一书，虽然杂纂各家各派的论文，但如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其“中心是黄老之学的论文”。统观《管子》全书，虽编入法家、阴阳家、兵家、农家、儒家、墨家等论文，但以论“道”为核心，现存七十六篇之中言道论道者有六十五篇，“道”字约四百五十见，而老子所提出的作为万物本原的“道”，散见于《管子》重要篇章之中。明确属于稷下道家作品的，除了通常所说的《管子》四篇之外，《水地》、《枢言》、《宙合》也被公认为稷下黄老的作品。此外，《形势》、《势》、《正》、《九守》、《四时》、《五行》等篇，亦属稷下道家之作，我们把这几篇和《老子》及帛书《四经》对照，便可明白看出它们的学派性质。
四、《黄帝四经》与庄子学派的关系
帛书《黄帝四经》对于稷下道家的影响，如上所述，保存在《管子》书中的稷下道家作品（如《内业》、《心术》、《白心》、《枢言》、《九守》、《势》、《正》及《四时》、《五行》等篇）都曾征引《黄帝四经》中文字，可证《四经》与《管子》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如果我们再考察《管子》与《庄子》两书，就会发现它们之间也有不少相同或相近观念与文句，这反映出稷下道家与庄子学派相互交流的迹象。这一点，学界鲜有人探讨。《黄帝四经》联系着《管子》及其他战国黄老著作。这可看出黄老思想流传之广，而庄子后学之渗透着黄老思想，就有着较为明确的线索可寻。
庄子本人是否到过齐都稷下，史无记述。但《庄子》书中文句曾被稷下道家所引述，则由《管子》书中《枢言》、《白心》等篇可以为证。王叔岷老师曾说：“五十年前，岷曾撰《管子袭用庄子举正》一文，所举《管子》与《庄子》相关之文约二十条（未发表）。”他在近作《先秦道法思想讲稿》书中曾列举主要的七条，以见在论道问题，修养、处世乃至生死问题中，《管子》所受庄子思想的影响[8]。《管》书引用《庄》之文，最明显的有这几条：（一）《管子·白心》（“白心”，盖取《庄子·人间世》“虚室生白”之义。“虚室”，喻心）：“为善乎毋提提，为不善乎将陷于刑。”《庄子·养生主篇》：“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即《管子·白心》二句所本。（二）《白心》：“故曰：功成者隳，名成者亏。孰能弃名与功，而还与众人同。”《庄子·山木》：“功成者隳，名成者亏。孰能去功与名，而还与众人。”《白心》既言“故曰”，明是引自《庄子》。（三）《管子·枢言》：“故曰：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庄子·知北游》：“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管子》既言“故曰”，亦明是引自《庄子》。凡此，可以见出庄子对稷下道家有所影响。此外，《管子·心术》：“能专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毋问于人而自得之于己乎？”《管子·内业》：“能抟乎？能一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勿求诸人而得之己乎？”而《庄子·庚桑楚》亦云：“老子曰：卫生之经，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诸人而求诸己乎？”《管》书与《庄》书互见重出，这里又是一个显例，于此可见庄子学派与稷下道家有所交流。而《黄帝四经》的出土，又让我们在《十大经》的最后一段文字中看到这样的语句：“能一乎？能止乎？能毋有已，能自择而尊理乎？”这些语句，在文义上与上下文之间是整体而完足的。而且，《十大经》的成书要早于《庄子·庚桑楚》和《管子·内业》与《心术》。还有一点值得我们留意的是，《庚桑楚》引述之文称“老子曰”。而战国中期的道家已将黄、老混同起来，例如《列子·天瑞篇》曾引《老子》之文而称《黄帝书》。这个旁证，或可说明《庄子·庚桑楚》的引文是来自黄老之作。总之，庄子后学已有吸收黄老思想的痕迹，最明显的莫过于《天道篇》第三节“夫帝王之德”至“非上之所以畜下也”一大段。此外，《在宥》最后一段的“贱而不可不任者，物也”至“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与人道也，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一大段明显是黄老思想。以前我写《庄子今注今译》时将它们删除，现在看来，庄子后学确曾受到黄老思想的影响，帛书《黄帝四经》的出土，更加修正我以前的看法。
《庄子》一书的形成年代约在百年之内，庄子本人在中青年时代就可能有作品问世（孟子要到晚年才退而与万章之徒著书立说，这在《史记》有明文记载）。其后学之作较晚的《盗跖》，不晚于战国后期（年前《文物》发表的荆州出土战国竹简《盗跖》可以推翻“古史辨”学者疑《盗跖》作于两汉之说）。一般来说，《庄子》外杂篇成书晚于内篇，战国中后期是道家黄老派成为百家争鸣中的主潮，这一思潮对庄子后学有所冲击，也是很自然的。
五、《黄帝四经》与《易传》的关系
《易传》的解《易》受到当时哲学思想的启发，这在作品中有充分的反映。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曾有极少数学者指出，《易传》在宇宙观方面来自于老庄哲学。晚近，我们才注意到，在哲学思维方式上（如天道推衍人事的思维方式及天地人一体观），《易传》受到黄老道家的重大影响。而《系辞传》之抄录《黄帝四经》中的文句，尤足为证。
《易传》与道家的关系，最初引起我兴趣的是《系辞传》里出现如此之多的老子思想及其概念，甚而有的语句也模仿《老子》（如“其孰能……哉”、“古之……”、“是以……”，乃《老子》书中惯用的语法）。以此，我在一九八八年写了《〈易传·系辞〉所受老子思想的影响》。接着，我又发表《〈易传·系辞〉所受庄子思想的影响》和《彖传与老庄》等文。其后，我由于对稷下道家和《黄帝四经》的研究，逐渐注意到黄老思想在《易传》中的体现。
在《易传》的七个传中，《彖传》的写作最早，它成书约在战国中期孟、庄之后，《彖传》的主体部分乃是自然观、宇宙论。中国古代的宇宙论始建于老子，发扬于庄子学派与稷下道家，为《彖传》所继承发展，而战国中期以前的孔孟儒学，则未涉及自然观、宇宙论。孔孟大儒以礼学与仁学为核心，遍查《彖传》全书，却没有出现过一个“仁”字，也没有出现过一个“礼”字。反之，《彖传》中重要的哲学概念“天行”、“刚柔”、“阴阳”等范畴，均源于道家著作，尤其屡见于黄老道家作品中。如“天行”概念（“天行”，指天体或自然的运行变化及其规律，这是道家自然哲学上的重要概念），最早见于《黄帝四经·十大经·正乱》：“夫天行正信，日月不处，启然不怠。”此外，见于《庄》书的《天道篇》、《刻意篇》及《管子》的《白心篇》。有趣的是，这个概念全出现在黄老思想色彩的作品中。“刚柔”是《彖传》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黄帝四经》出现十一次；“阴阳”概念，《四经》出现四十七次之多。而孔孟著作则既不谈“阴阳”，亦不见“刚柔”。再则，尚阳思想与待时而动的观念，《彖传》也完全继承黄老道家，前者见于稷下黄老作品《管子·枢言》，后者屡见于《黄帝四经》（《四经》一书“时”的概念多达六十五见），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称赞道家的一大特长为善于掌握时机（“与时推移”），指的就是黄老道家。
饶有意趣的是，我们将《黄帝四经》与《系辞传》对照，发现不少互见重出之处，这反映了它们在思想观念上的一些内在联系。成书于战国后期的《系辞传》在许多重要的思想观念上继承着稷下道家、黄老思想而发展。如众所周知的精气说是取自稷下道家；“天尊地卑，贵贱位矣”，这种天道推衍人事的思维模式本于道家，尤其是黄老道家[9]；而“贵贱位矣”的观念屡见于《黄帝四经》（如《经法·道法》宣称“贵贱有恒位”、“贵贱之恒位”，《君正》指称“贵贱等”、“贵贱有别”，《十大经·果童》进一步强调“贵贱必谌”）；《系辞》的动静观、阴阳观、刚柔说、三极之道以及尚功思想，都受到黄老道家深刻的影响。我们再将《系辞传》与《黄帝四经》两书原文仔细对比，就会发现《系辞》里有不少文句与《黄帝四经》有相同或相近之处，兹举数例为证：（1）《经法·国次》“天地位，圣人故载”，《系辞》引作“天地设位，圣人成能”；（2）《经法·六分》“物曲成焉”，《系辞》引作“曲成万物”；（3）《十大经·本伐》“方行不留”，《系辞》引作“旁行而不流”；（4）《称》“麋论天地之纪”，《系辞》引作“弥纶天地之道”。其他相近的句例也可发现，如《经法·道法》“明于天之反……察于万物之终始”，《系辞》则作“明于天之道，察于民之故”；《经法·君正》“地之本在宜”，《系辞》则作“与地之宜”。凡此，可见《系辞》作者熟读《黄帝四经》。
六、从出土文献重新评估黄老之学
战国黄老学派的发展，向来为学界所忽略，主要的一个原因是黄老派“稷下先生”的著作多已亡佚，而残存的作品亦被误判为伪书。近十年来，由于马王堆汉墓帛书的陆续公布，使我们对先秦黄老学派有了新的认识。除了上述《黄帝四经》之外，尚有多种与黄老思想有关的帛书，兹分项介绍如下。
（一）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伊尹·九主》亦属黄老学的佚文
《伊尹·九主》是一篇政治性较强的论文，它和《管子·七臣七主》一文有直接的联系，余明光教授认为《七臣七主》一文是借鉴于《九主》写成的。我们再把《黄帝四经》和《伊尹·九主》两件帛书对比，仍可发现它们之间有不少相同或相似之处，如：（1）《九主》的“天企”和《四经》的“天开”观念相同。《九主》云“天不失企（启），四纶［是］则”与《十大经·顺道》云“大庭氏之有天下也，不辨阴阳，不数日月，不志四时，而天开以时，地成以财”，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在思想上的联系。“天企（启）”与“天开”同义，魏启鹏教授认为“天启”是商周时期天命观的重要内容之一[10]。（2）天、道“无朕”、“无端”说法一致。《九主》云：“天无胜（朕）……天不见端，故不可得原，是无胜（朕）。”《十大经·前道》云：“道有原而无端。”用“无端”、“无朕”形容天与道，两者近似。（3）两书都强调“明分”。《九主》云：“法则明分。”又说：“法君明分，法臣分定。”《四经·道原》：“分之以其分，而万民不争。”（4）两书都强调“无为”。《九主》云“以无职并听有职”、“佐主无声”。《十大经》云：“形恒自定，是我愈静。事恒自施，是我无为。”《九主》之作，约在战国中期或稍晚[11]，当在《黄帝四经》成书之后。
（二）《易》说古佚文《缪和》中的黄老思想
马王堆出土的汉墓帛书，至今已二十年，部分说《易》的佚书尚未正式公布，目前在我主编的《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马王堆帛书专号中，首次公布了帛书《二三子问》、《易之义》、《要》以及帛书《系辞》的释文。所剩帛书《缪和》、《昭力》两篇，未及刊出。这两篇古佚《易》说，虽未问世，我有幸阅读到原件的释文，写了《帛书〈缪和〉、〈昭力〉中的老学与黄老思想之关系》一文，在《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刊出。这两篇古佚《易》说，不仅吸收了许多《老子》的观念，也表现出不少黄老的思想，现在只就《缪和》与《黄帝四经》两者的联系加以对照。如：（1）《缪和》云：“古之君子……上顺天道，下中地理，中［合］人心。”相同的说法亦见于《黄帝四经·十大经·前道》：“治国有前道，上知天时，下知地利，中知人事。”相类的语句亦见《经法·四度》和《十大经·果童》。（2）《缪和》：“凡天之道，一阴一阳，一短一长，一晦一明，夫人道则之。”这思想继承《黄帝四经》。《十大经·果童》有言：“天有恒干，地有恒常，合［此干］常，是以有晦有明，有阴有阳。”《经法·论》云：“天明三以定二，则一晦一明。”而《缪和》的“长短”，即《四经》的“赢绌”。（3）《缪和》云：“［动］则有功，静则有名。”“动”“静”配合的观点见于《黄帝四经》，如《经法·亡论》云“赢极必静，动极必正”、《十大经·果童》云“静作得时，天地与之”（按“静作”即静动）。功名相抱的观念也见于《四经》，如《经法·四度》云“名功相抱，是故长久”、《经法·论约》云“功合于天，名乃大成”。（4）《缪和》云：“诸侯无财而后有财，今吾君无身而后有财。”而《经法·六分》有言：“贱财而贵有知，故功得而财生；贱身而贵有道，故身贵而令行。”此外，在守愚、名实、趋时取福以及反对群臣比周、擅权外志方面，都可看出帛书《缪和》承袭《黄帝四经》的思想脉络之发展。
（三）《易》说古佚书《二三子问》、《易之义》、《要》中的黄老思想
以《黄帝四经》为代表的黄老思想，不仅在同一流派中有着重大的发展，即使在儒家的作品中也产生广泛的影响。如近日公布的帛书《二三子问》、《易之义》、《要》等《易》说古佚书，在形式上是属于儒学的作品，但在内容上则以黄老思想为主导。兹举原文为证：
1．帛书《二三子问》全文约二千六百余字，为战国末至秦汉间儒生依托“二三子”与孔子对话，主要讨论乾坤与卦爻辞的意义。这篇文章形式上为儒派之作，但对原始儒家的中心思想仁学与礼学却无所阐释，通观全文，其重要概念多出自黄老道家。例如，（1）文中反复出现的“精白”这一概念，为道家所喜用，道家常说“抱素守精”，“素”即“白”；庄子说“虚室生白”，亦即稷下道家所谓的“白心”（《管子·白心》）。“精”与“白”为庄子学派与稷下道家所普遍推崇，但《二三子问》中所标举的“精白”概念，可能直接取自于《黄帝四经》。《四经》的第一篇《经法·道法》谓：“至素至精……然后可以为天下正。”《经法·论》云：“宁则素，素则精，精则神。”《道原》云：“前知太古，后［能］精明。”“能精明”，或与“能精白”通。《二三子问》文末还说“能精能白”，而“能精”一词已见于《道原》：“服此道者，是胃能精”。《黄帝四经》将守道称为“能精”，从这里可以了解《二三子问》所重视的这一概念乃源于黄老道家。（2）文中提到“黄帝四辅”以及“立三卿”之事，这一说法已见于较早的帛书《黄帝四经》。按《十大经·立命》讲述黄帝“方四面”以及“立国置君、三卿”之事，此为《二三子问》所袭取。廖名春《帛书〈二三子问〉简说》文中也认为，“它写成时，也受了战国黄老思想的影响。……先秦儒家尊崇尧舜，《论语》、《孟子》、《荀子》诸书对尧舜的推崇盈篇累牍，但从不提及黄帝，更不会将黄帝置于尧前”。此说甚是。（3）文中强调务“时”，谓“时至而动”。“动善时”的观念源于老子（语见《老子》第八章）。黄老之学的先驱者范蠡强调要善于掌握时机，他说：“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又说：“圣人之功，时为之庸（用）。”《黄帝四经》中更加强调，“时”字出现多达六十五见，散见全书。《二三子问》中之务“时”（“时至而动”）乃继承黄老思想而来。（4）文中将天地人与鬼神并提，谓：“天乱骄而成嗛（谦），地
骄而实嗛（谦），鬼神祸［骄而］福嗛（谦），人亚（恶）骄而好［嗛（谦）］。”这是抄袭《彖传》释谦卦。而天、地、人与鬼神并举之例，较早见于稷下黄老之作《管子·枢言》“天以时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更早屡见于帛书《黄帝四经》（如《十大经》的《前道》与《行守》）。这一黄老学派的说法，为《二三子问》作者所接受。（5）《二三子问》文中，“广德”一词，源于老子（见《老子》四十一章）。慎戒高傲的观念谓：“骄下而不殆者，未之有也。圣人之立正也，若遁（循）木，俞（愈）高俞（愈）畏下”，亦源于老学。“德与天道始，必顺五行”，这是黄老思想的表述。
2．帛书《易之义》全文约三千一百字，可能也是战国末至秦汉间作品。句首“子曰：易之义”，全文均为依托于经师之言而立说。《易之义》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帛书本《系辞》比通行本少约近千字，而通行本增加的字数约计五百四十六字，竟出自《易之义》。其中，如“三陈九德”以及“《易》之兴，与文王之事”等重要段落，均见于《易之义》（疑通行本的形成可能在汉武帝置五经博士期间，其编纂或与经学博士的设置有关，为编定本，乃自帛本的基础上抽取《易之义》与《要》篇的若干段落补续而成）。再则，《易之义》文中亦散见黄老思想。如：（1）它通篇的重点在于以“阴阳”解易，这是出于道学的传统。盖儒家著作无论《论》、《孟》、《学》、《庸》，均无一字言及阴阳。朱伯崑教授在《易学哲学史》曾说：“从《庄子·天下》……解易的倾向看，以阴阳变易说明《周易》原则，是可以肯定的。此种解《易》的倾向，不是出于孔子的传统，而是来于春秋时期史官的阴阳说。此说后被道家和阴阳家所阐发，用来解释《周易》的哲学。”此说甚确。（2）《易之义》将阴阳概念与刚柔、动静结合——阴阳相感、刚柔相济、动静互涵，是道家黄老派在论述自然法则与人事规准时反复强调的。（3）《易之义》将刚柔与文武并举，对“文”、“武”概念之阐释，明显是沿袭《黄帝四经》而发挥的。在先秦诸子典籍中，“文”、“武”并提始见于帛书《四经》。《经法·四度》有言：“动静参于天地谓之文，诛禁时当谓之武。静则安，正则治，文则明，武则强。……文武并立，命之曰上同。”又说：“二文一武者王。”（4）《易之义》使用“神明”概念，亦源于道家。“神明”一词，为庄子所喜用，且见于《黄帝四经》，如《经法·名理》篇首便说：“道者，神明之原也。神明者，处于度之内而见于度之外者也。……神明者，见知之稽也。”可见黄老学之推崇“神明”。
3．帛书《要》全文约一千六百余字，成书当在西汉前期。《要》文中有言：“《尚书》多于（阏）矣，《周易》未失也。”这话反映了秦火之后的情况。因秦焚《诗》、《书》而不及《周易》，故而说《尚书》多缺失而《周易》无损。而且，《尚书》乃汉以后的名称（“尚”即上，指上古之书），战国以前皆称《书》，先秦典籍可以为证。《要》篇中亦多见黄老思想。如：（1）贵身益年之说（“安得益吾年乎？……□而贵之”，“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
，定位而后求”），为杨朱及黄老中的一派所重视（如稷下道家保存在《管》书的《内业》、《心术》等篇）。（2）刚柔相济之说（“易刚者使知瞿（惧），柔者使知刚”），较早见于帛书《黄帝四经》。（3）天道、地道、人道三者并举，并谓“天道”——“不可以日月生（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地道”——“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这种思想也见于黄老著作中。
七、从《黄帝四经》与传世文献看黄老思潮
道家黄老派与老庄一系的最大不同，在于它的援法入道。黄老思想的起源或可能早于稷下道家，但它的盛行于全国各地而成为战国的显学是因着稷下道家的倡导。倡导黄老学说的各家彼此间虽仍有歧异，但多推崇老子的道论或自然无为说，同时强调形名法度的重要性。从这共同主张看来，现存《尹文子》、《鹖冠子》、《文子》，固然是典型的黄老著作，而现存《申子》、《慎子》的辑本，仍可视为黄老学派之作。这些作品的学派性质和真伪问题，需要在这里作一点说明。
《文子》等著作，曾被古史辨派学者误判为伪书，所幸河北定县已有《文子》残卷出土，则伪书之说得以澄清。《鹖冠子》、《尹文子》也有专家学者结合出土帛书（如《黄帝四经》等）论证其非伪书[12]。从《黄帝四经》的关系上来说，《文子》、《鹖冠子》与它的内在联系最为密切，两书与《四经》重出互见之处触目皆是。依唐兰先生列举的引文对照表，多达二十三处。其中，《鹖冠子》征引《四经》多达十七处（每处征引二至十余文句不等）。《尹文子》是尹文学派的作品，这书的黄老色彩比《慎子》较为明显。卷首云“大道无形，称器有名”，《系辞传》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或直接本于此。《尹文子》书中引《老子》六十二章文“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认为“是道治者，谓之善人；借名法儒墨者，谓之不善人”，这里强调“道治”；并谓：“大道治者，则名法儒墨自废；以名法儒墨者，则不得离道。”《尹文子》把“道治”凌驾于名法儒墨之上，以“道治”为主导，故而认为：“人君之事，无为而能容下。”（见《说苑·君道》）尹文一派反对人治，主张法治，书中记录彭蒙的一段谈话说：“圣人者，自己出也；圣法者，自理出也。理出于己，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圣人之治，独治者也；圣法之治，则无不治矣。”这是黄老学派的一段极为精辟的言论。《尹文子》的最大特色，是从道家立足点出发，阐发了“正名”的形名学说和名为法用的政治思想。这种宣扬道法形名的学说，正是稷下道家黄老学派的共同处。
《慎子》的黄老色彩，不如《尹文子》明显，但它的“因道全法”的思想，仍是属于黄老学派的。司马谈《论道家要旨》，谓“其术以因循为用”。《慎子》有《因循》篇，阐扬因循之义云：“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因人之情”，正合道家之旨。而“因天道而顺人情”——这种以天道为准则而推及人事的思想，正是黄老之学的一大特点。慎子主张：“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这种“君道无为”、“臣道有事”的思想，正是黄老派对老子思想的发展。慎子主张“以道变法”（《艺文类聚》卷五十四引），与《黄帝四经》“道生法”的观点是一致的。而《慎子》征引《四经》之文约五处。如《十大经·本伐》：“诸库藏兵之国，皆有兵道。”《慎子》引作：“藏甲之国，必有兵道”。《称》云：“不受禄者天子弗臣也，禄泊者弗与犯难。”《慎子·因循》引作：“是故先王见不受禄者不臣，禄不厚者不与入难。”此外，《称》中“故立天子［者不使］诸侯疑焉”、“天有明而不忧民之悔也”及“臣有两位者其国必危”三段文字，亦俱见于《慎子》残篇内。凡此可见两者的内在联系。
申不害是介于道、法之间的人物。《史记》称：“申子之学，本于黄老。”又说：“太史公曰：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申子是否依托于黄老而立说，不得而知，但从残存的《申子》辑文来看，它之推崇老学是无疑的[13]。其引形名法治入老学，大体上合于黄老派思想，但申子之学能否称为黄老之学，则有争议。
综上所论，帛书《黄帝四经》与战国中期以后的学术流派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和《管子》、《慎子》、《文子》、《鹖冠子》有着更为紧密的内在联系。而《黄帝四经》和《易传》的某些思想脉络的发展，尤为值得深入研究的崭新课题。
八、古代道家的现代化
黄老学说崛起于稷下而独盛于战国，稷下道家著述繁多，到汉代还流传着，其后由于独尊儒术，在攻乎异端的空气下，黄老道家则首当其冲受到排斥，以致著作难以保存于后世。长期以来，由于稷下道家典籍的尽多亡佚，致使先秦黄老之学几近淹没，所幸马王堆大批汉墓帛书出土，而其中埋藏两千年之久的《黄帝四经》得以重见于世。以这部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黄老作品为基准，可以窥见先秦黄老之学的发展概况。兹将战国黄老学派著作列表于下：
此外，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尚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鬻子》二十二篇、《黄帝君臣》十篇、《杂黄帝》五十八篇、《力牧》二十二篇，较可能都是属于黄老学派的作品。而1973年河北定县已出土竹简《太公》，惜迄未公布。从以上所举黄老之学的著作篇目之多，也可见出黄老道家在战国的盛况。
再则，《管子》和《吕氏春秋》这两部最具有时代总结性的巨著，也可反映出道家（尤其是黄老学派）在战国思想史上所占的突出地位。《管子》是一部反映战国百家争鸣的言论总汇，《吕氏春秋》则是先秦各家融合趋向的思想总结。这两部具有时代经验与智慧特色的著作，都显示出道家在哲学思想的领域里占据着主体的地位。
另一方面，先秦儒家集大成者的荀子著作所受稷下道家的深刻影响，以及先秦法家集大成者的韩非所受黄老思想的巨大影响，也充分反映了道家黄老学派的炽盛景况。
此外，从道家文献出土之丰富，也可证实老学及黄老之学的主导地位。马王堆出土的这批珍贵帛书，确实是“道家学派的资料汇编”[14]。《老子》甲、乙本及《黄帝四经》之震撼学坛固不用说；新近帛书《系辞》之全文公布，可以看出它是现存最早的道家抄本[15]；而其他《易》说类的佚书《二三子问》、《易之义》、《要》及《缪和》、《昭力》等，则全都渗透着浓厚的黄老思想。
总之，马王堆珍贵文献的出土，给我们在道家研究上带来了一个新的方向。
长久以来，人们一提起道家，就联想到老庄。除此之外，战国初期“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的杨朱学派固然被一笔带过，而影响庄子颇深的列子，其学派之作《列子》，竟人云亦云地误判为魏晋之作。至于作为百家争鸣中取得主导地位的黄老道家，更少人讨究。马王堆《黄帝四经》等珍贵帛书与传世典籍相结合，在推动我们给老学、庄学重作评估的同时，也给我们研究黄老之学的兴盛与发展带来了新的课题：老学在经历百余年之后，不仅在庄学中获得了无限的发展，也在黄老之学中获得了巨大的生命力。“黄老独盛”的局面，在中国思想史上延续了三四百年之久。它建构了一个具有强大活力的政治哲学——在这方面一直影响到汉代董仲舒[16]；它建构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宇宙论，并发展了道家独特的思维方式（天道推衍人事的思维方式与循环往复的思维方式）——在这方面对《易传》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这既有助于对先秦黄老道家的重新认识与评估，也为先秦道家主干说提供了更为坚强的论据。
在中国哲学史上，儒家经历过三次重大的质变，第一次重大的质变是先秦的荀子，第二次重大的质变是汉代的董仲舒，第三次重大的质变是宋明理学。前两者是直接受到黄老道家的启迪与渗透，荀子的自然哲学与认识论直接继承稷下道家，董仲舒的天道观亦沿袭黄老思想。从哲学思想方式与理论建构的角度来看，儒学发展过程的深层结构实为道学化的过程。儒学的道学化是另一个有待发掘的新课题。
黄老独盛于秦汉数百年之久，自有其时代的必然因素，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诸子起于救世之弊，各家关切的一个重大的议题便是制度改革的问题。老子首先批评行之已久而弊端丛生的旧制度；孔子则欲图在体制内作若干改良而多方维护不合时宜的礼制；墨子则针对孔儒对宗法“亲亲”之政的曲意坚持，猛烈抨击“骨肉之亲，无故富贵”的血缘政治。对于制度改革以及施政方案的争论，诸子的见解虽各有所长，但儒家滞于拘泥守旧[17]，墨家流于自苦为极，法家则过于严酷绝情。在这方面，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有过敏锐的观察，他指出：“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法家严而少恩。”百家中，唯有道家能博采众长而发挥自己的特点。司马谈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
司马谈所说的道家，主要是指黄老派道家。道家各派虽多分歧，但有容乃大的精神，却是共同特有的。黄老派正继承老子“容乃公”的开放心态，一方面发挥本身的长处，另一方面吸收各家的特点。所谓“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正是融合他人之所长。而“精神专一”为道家各派所专注持修的生命内在之凝聚力。“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正是《黄帝四经》所说的“夫百言有本，千言有要，万言有总”（《十大经·成法》），把握事理的“总纲本要”，正是黄老道家的一大突出的优点；这一点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也再度加以肯定（“道家……知秉要执中”）。“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则是黄老道家的另一个特出的优点。《黄帝四经》有言“圣人不朽，时反是守”、“圣人之功，时为之庸”、“因时秉［宜，兵］必有成功”、“静作得时，天地与之”，这些都是黄老派的名言。黄老道家的重“时”，在哲学上对《易传》有深刻的影响；在政治上讲时功、重时效及其善于掌握时机，这正是黄老派在现实上取得数百年主导地位的重要因素。
总之，以“道法”为其中心思想的黄老派，一方面继承老子的道论，同时又引进时代所急需的法治观念，试图结合两者，以推动先秦政治体制的改革。老子之“道”以“无为”为特点，所谓“无为”，即是缩减领导意志，任各物自生、自化、自成、自长。老子的“道”，具有浓厚古代民主性、自由性的讯息。这为黄老派所全面接受，并进而援法入道提出“道生法”的主张。“道”、“法”结合，也正是古代民主性、自由性与法治的结合。这是古代道家现代化的重大课题。
注释：
[1] 李学勤《〈鹖冠子〉与两种帛书》，刊在陈鼓应主编、香港道教学院主办《道家文化研究》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 高亨、池曦朝《试谈马王堆汉墓中的帛书〈老子〉》，载《文物》1974年第11期。
[3] 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第6辑，1979年。
[4]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
[5] 学者多主张黄老思想渊源于齐，晚近青年学者王博独持异议，请参看王文《论〈黄帝四经〉产生的地域》，《道家文化研究》第3辑（马王堆帛书专号）。
[6] 见吴光《黄老之学通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4—89页。
[7] 参看江荣海《慎到应是黄老思想家》，《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1辑。
[8] 王叔岷《先秦道法思想讲稿》。
[9] 天道推衍人事的思维方式，遍见于《黄帝四经》，举例如下：（1）《经法·道法》：“天地有恒常，万民有恒事，贵贱有恒立（位）。”（2）《经法·国次》：“天地无私，四时不息。天地立（位），圣人故载。”（3）《经法·君正》：“因天之生也以养生，胃（谓）之文，因天之杀也以伐死，胃（谓）之武。”（4）《经法·四度》：“动静参于天地胃（谓）之文。”“因天时，伐天毁，胃（谓）之武。”“极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人之李（理）也。”（5）《十大经·兵容》：“兵不刑天，兵不可动。不法地，兵不可昔（措）。……天地刑（形）之，人因而成之。”（6）《十大经·三禁》：“天道寿寿，番（播）于下土，施于九州。是故王公慎令，民知所由。天有恒日，民自则之。”（7）《十大经·前道》：“圣人举事也，阖（合）于天地，顺于民。”（8）《十大经·顺道》：“慎案其众，以隋（随）天地之从（踪）。”（9）《称》：“知天之所始，察地之理，圣人麋论天地之纪。”（10）《称》：“凡论必以阴阳明大义。天阳地阴……上阳下阴，男阳女阴……诸阳者法天，天贵正……诸阴者法地，地［之］德安徐正静，柔节先定，善予不争。”
[10] 参看魏启鹏《前黄老形名之学的珍贵佚篇——读马王堆汉墓帛书〈伊尹·九主〉》，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3辑。
[11] 见余明光《帛书〈伊尹·九主〉与黄老之学》，《道家文化研究》第3辑。
[12] 有关《尹文子》的辨伪和论述的文章，请参看胡家聪《尹文子与稷下黄老学派》（刊在《文史哲》1984年第2期）、《〈尹文子〉并非伪书》（刊在《道家文化研究》第2辑）。
[13] 《申子》中沿用《老子》思想观念者颇多，举数例为证：（1）“故善为主者，倚于愚，立于不盈，设于不敢，藏于无事……示天下无为。”《申》文此处所用“愚”、“不敢”、“无事”、“无为”，皆为《老子》习用语词。（2）“名自正也，事自定也，是以有道者自名而正之，随事而定之也。”此处“有道者”、“自定”，亦为《老子》常用语词。（3）“天道无私，是以恒正，天道常正，是以清明；地道不作，是以常静。”此处所用“天道无私”、“正”、“明”、“静”见于《老》书中。（4）“治乱安危存亡，其道固无二也。故至智弃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无言无思，静以待时，时至而应，心暇者胜，反应之理，清静公素而正始卒焉。”
[14] 见陈松长《马王堆汉墓帛书的道家倾向》，《道家文化研究》第3辑。
[15] 详见陈鼓应《马王堆出土帛书易系辞为现存最早的道家传本》，刊在《哲学研究》1993年第2期，后收在《易传与道家思想》书中。
[16] 从帛书《黄帝四经》看董仲舒与黄老之学的关系，晚近为中外学者所关注，请参看余明光《董仲舒与黄老之学——〈黄帝四经〉对董仲舒的影响》（刊在《道家文化研究》第2辑）；萨拉·奎因（Sarah A.Queen）《董仲舒和黄老思想》（刊在《道家文化研究》第3辑）。
[17] 司马迁《史记》批评孟子，则说他“迂远而阔于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