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创院经过的追溯
1990年1月的中国文化书院简介，对于发起创院的表述是：“中国文化书院系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冯友兰、张岱年、朱伯崑、汤一介等人发起，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学院
等单位的以及海外、台港地区的许多学者、教授共同组成的。”这个简约版的表述在2014年的书院30周年庆典时印制的中国文化书院介绍中，发起人名单扩大为“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朱伯崑、汤一介、庞朴、李泽厚、乐黛云、李中华、魏常海、王守常等共同发起，以及杜维明、傅伟勋、陈鼓应等港台及海外著名学者共同创建”。1990年版简介发起人不提梁漱溟，估计是因梁先生已去世，当时有免扰逝者的想法。此间24年中，有关发起人的表述就在这两个版本之间。
那么，在八十年代呢？现在能找到的书院简介中，有两本八十年代印制的简介。其中一本48开大小，窄条黄面小本简介，没有提发起人的名字。另一本16开黑面42页全铜版纸印制的简介，参与书院建院筹备的李中华、魏常海、林娅认定这是书院最早的简介。这份简介中这样表述：“中国文化书院系由中国著名学者梁漱溟，北京大学教授冯友兰，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所长任继愈，北京大学教授周一良，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吴晓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虞愚，北京大学教授阴法鲁，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戴逸，北京大学教授朱伯崑，北京大学讲师鲁军、李中华、王守常、魏常海，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田志远等，于1984年10月在北京共同发起组织。”而据创院院长汤一介回忆，这最后提到的鲁军等几位青年人是创立书院最早的提议者，是他们首先有了想法并议论后去联络了老师们一起来发起建立书院的。
这几位年轻人中谁又是第一个倡议者呢？鲁军。李中华（当年40岁）、王守常（当年36岁）、田志远（当年31岁）都认可鲁军（当时31岁）是首议者。魏常海（当年40岁）1984年上半年时在日本进修，他是10月从日本回来后投入书院筹备工作的，他也认为是鲁军首议。
大致在1984年3月份，鲁军首先设想创办一个民营公司或民间教育团体，鲁军把他的设想告诉同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的李中华，两人一拍即合，就此常常在鲁军的宿舍商量谋划。随后，哲学系青年教师王守常、北京大学出版社青年编辑田志远都参加了筹划。晚上策划的地点总是在鲁军的宿舍，他们议论现在教师讲完课就走了，学生问个问题都没处找先生，何来“传道解惑”？谋划如何挣钱，有了钱才好办事。他们“常常一人拿一包烟，说到半夜两三点不想走”。年中，在日本进修的北京大学哲学系青年教师魏常海收到李中华来信相邀参与其事，魏常海慨然应诺，10月份从日本回国后也一起参与策划。所以，他们的讨论既互相激励，又不断丰富。对这个过程的追忆中，李中华更多地强调鲁军谋划在先，基本是鲁军把自己的设想拿出来讨论、补充和修正，而王守常、田志远则认为大家在一起“凑”是主要的。
为了让这个新办的文化实体更有号召力，他们开始和中年教授、副教授以及老先生们联系，得到张岱年、朱伯崑、汤一介、楼宇烈、许抗生等人的支持。因李中华当时是在职研究生，系里要求他做冯友兰先生的助手，他就常向冯先生等报告创办书院的设想，以求得到支持。汤一介8月后从夏威夷开会回来，他们联系了汤先生，并推举汤先生出面主持。这样，他们又邀请了梁漱溟、冯友兰、周一良、阴法鲁、任继愈、吴晓铃、虞愚、戴逸等著名学者共同参与发起。他们还通过汤一介认识了时为《科技日报》副总编的孙长江，并经常到他那里讨教。
在这个老中青的团队筹备书院的过程中，德高望重的老学者提供声望和指点；中年学者在书院历史中是主力，但此时是承上启下和把关者；策划和行动的主力还是那几个年轻人。田志远说，当时是“我们几个年轻人商定的事，鲁军、中华再找汤先生说”。李中华说：“我们策划好全部名单，汤先生都同意，该出面的汤先生出面。”
在整个夏、秋季，除了扩大联络、完善策划，最重要的有三件事：一是鲁军他们一开始就有实体化的明确目标，而且在文化机构难以注册的情况下先以企业注册，这在当时是极有远见和务实的表现。鲁军把这个机构取名为“九州知识信息开发中心”，在1984年10月26日拿到了北京市工商局颁发的工商企业营业执照。八十年代有全国性影响的三大民间文化团体：“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中国文化书院、“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只有中国文化书院实现了实体化。先于中国文化书院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直到1988年才正式启动实体化，但不考虑走公司化之路，没能成功注册。二是在10月间，经汤一介、鲁军、李中华、王守常议论，提出了用“书院”这一名称，经征求冯友兰、梁漱溟等老先生意见均表赞成，这就有了“中国文化书院”这个名称。那时还在设计放在北京大学内建独立学院，所以当时用这个名称的意思并不是指“中国的”文化书院，而是“中国文化的”书院。也正是这样的解释，后来才可以在北京市成人教育局完成登记注册。第三件事就是把筹备建立中国文化书院的情况写信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汇报，希望得到支持，耀邦同志收信后做出了批示。这为中国文化书院得以建立提供了重要支持。
10月后，因有耀邦同志批示，国家教委和北京大学都表示了支持，对于如何支持，也邀请了汤一介前去参会商量。此时，汤一介站到了第一线，代表文化书院与国家教委、北京大学协商、谈判文化书院的建制等事项，但终因对于在北京大学内办一个独立实体的中国文化书院，有关方面不能松口，几经会商，无果而散。
12月16日，中国文化书院召开会议，宣布“中国文化书院筹备委员会”成立；12月下旬，又在东厂胡同一号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召开了“第一次全体导师会议”。
这就是历时九个月的中国文化书院发起、筹备、创立的大致经过。后来文化书院的各种简介和宣传品中有1984年10月创立和12月创立两种说法，所谓“12月说”，自是以1984年12月16日的“筹委会成立”会议或此后的“第一次全体导师会议”为据，毋庸置疑。何以有“10月说”呢？缘由有二，一是1984年10月26日九州知识信息开发中心完成工商注册，“九州中心”可以视为文化书院的前身；二是1984年10月国家教委正式和文化书院洽谈、会商落实耀邦批示，可说是建立书院工作开始启动。但大多数文件和宣传品以1984年12月为中国文化书院建院，且每十年的建院庆典都在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