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做人文学人要有坚忍不拔的毅力

问：你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多年，请你谈谈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把握中华传统文化？怎么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张岂之：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精神”二字。一是中华文化中渗透着的精神是什么。在我国，从西汉时起建立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共同文化体，即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学习，构成中华文化的整体，构筑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的精神家园，其中体现出民族的智慧、民族的价值尺度、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等。中华儿女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会从自己的精神家园中找到克服困难和奋勇前进的力量和智慧。二是我们今天以怎样的精神来对待民族精神家园的建设。在建设民族精神家园的活动中，虽然不能缺少应有的物质内容，但更加重要的是文化设施要有精神内涵，具有净化社会环境的积极作用，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和奋斗精神得以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我们还要有鉴别地汲取人类的优秀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学习、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中华优秀文化蕴含的深沉追求精神。

个人怎么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我认为应当多读几本中华文化的经典，从中吸收精神营养，提高自身素质。2014年4月，我曾经到南京东南大学参加《中国教育报》组织的学术活动。在那里我作了一个讲座，题目是《感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亲和力》。我给大学生们推荐了四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希望提高大学生们阅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的兴趣，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亲和力。我说读老子，可以感受探索宇宙和人生大智慧问题的勇气；读庄子，可以感受人生的哲学，获取精神的力量；读孔子，可以感受仁爱精神，明晰“君子”之意；读孟子，可以感受“民本”与人性，让内心更加坚强。

问：你最早提出了“人文学者”这个概念，却又自称为“人文学人”，我们怎样理解呢？

张岂之：我希望人文学者能跟自然科学家一样重要。我在纪念任继愈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说，任先生“言行一致，扎扎实实做学问，体现了当代人文学者的风范”。我就是这么来理解，来定义人文学者的。

我是一个普通的文化宣传工作者，在大学教书，不能和老一辈学者比。但他们身上的精神，是我们要去认真学习的。所以，我说我是个“人文学人”。简洁地说，就是人文学科的学习者、研究者。“人文学人”，虽然平实，但却不乏内涵与魅力。我在读中学时就对人文学科有兴趣；上大学，学的是哲学、史学人文学科，后来到大学教书，成为人文学科的教师。我选择人文学科这条路，自感有浓厚的兴趣，也有社会责任感。20世纪90年代，我就将人文学术研究譬喻为“绿色的春草”。我喜欢清代诗人张维屏的诗句：“沧桑易使乾坤老，风月难消千古愁。多情唯有此春草，年年新绿满芳洲。”“春草”虽然不是参天大树，但人间却需要充满生机的春草。世界如果没有春草，岂不是变得十分单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如果离开了人文学科，那将从何说起呢？所有的尖端技术，以及由此推动的经济生活，无一不是“人”的创造，而最后必须是为“人”服务的。因此，研究“人”自身的学问，即人文学科；由此引导人们实现自身价值，即所谓“人文精神”，亦可视为科学技术和经济生活的本根。这样看来，人文学科是不可轻视的。

问：张先生年近九旬，耄耋之年还在讲学，实在令我们敬佩和高兴。你对你的学生们，包括对所有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者们有什么样的希望呢？

张岂之：我现在还能讲。估计两三年内还能看书，还能讲东西。讲不动自然就不讲了。我曾经给研究生们说过三句话。一是开题要从中华文明5000多年大的文化背景中去选题，要让传统文化深入到自己的血液中去。二是做人文学人要有坚忍不拔的毅力，我们从事的是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在历史学家看来，我们研究的是哲学，在哲学家看来，我们是研究历史的，我们是“杂家”。做一个杂家，比做一个专家更难，更需要有一种毅力。我也给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同志讲，我们不必改名为国学所，也不在乎招多少学生，一年招三五个博士生就够了，重要的是在人才培养的质量上。三是研究中国思想文化，要有中国历史的修养，要读历史著作。

问：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能否谈谈陕西与你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关系？

张岂之：我在陕西工作了60多年了，陕西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从事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和人文教育工作，与陕西有密切关系。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绕不过周秦汉唐，其中凝聚着陕西丰富的思想文化精髓和悠久传统。特别是作为陕西文化标识的黄帝陵，我写过一些研究文章，应珍惜历史文化重要遗迹，更珍惜其中内蕴的人文精神，直到今天也一直在关注和参与相关活动。1991年我们成立了陕西省轩辕黄帝研究会，创办了《华夏文化》季刊，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术研究与文化普及提供了阵地，到现在已经出版了98期，其中有不少是与陕西思想文化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90年代我主编出版了《五千年血脉》，这是一本有关黄帝的资料书。后来举办过不少关于黄帝与黄帝文化的学术研讨会。特别是从2007年起组织承办省政府主办的清明节祭祀黄帝陵学术专题研讨会，已经举行了九次。20世纪90年代，我在担任省社科联主席的时候，曾经与当时法门寺博物馆馆长韩金科同志等成功举办了两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我们率先成立陕西省老子研究会，1991、1993年分别召开“老子与中华文化”、“老子思想的现代价值”学术研讨会，在老子思想与道家文明的研讨、推广上做过一些工作。近几年在“关学文库”的整理出版中，也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看法。细数起来，这些都是在陕西思想文化的研究与宣传方面所做的比较具体的工作，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咨询、教学、研讨等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我也有很多收获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