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949年是个分水岭

上海：中国电力工业的发祥地

上海显然是中国电力工业的发祥地。1882年，英国人李德尔在南京路190号大楼里，招股筹银五万两，从美国购买11.63千瓦的发电设备，筹建了中国第一座发电厂，创办了上海电气公司。这座电厂比法国巴黎火车站电厂晚7年，和爱迪生在美国建立电厂是同一年，比俄国圣彼得堡电厂还早一年，比日本东京电灯公司早5年。这一年的7月26日，在上海这座发电厂马路对面的电灯被点亮，而这一天也成了中国的电力工业诞生日。后来，这一天又被确定为中国电力主题日。由此可见，中国电力工业的起步，几乎与许多国家公认的世界上开始出现电力工业的时间同步。而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家公用电业公司则出现在1890年的台湾，即清朝台湾巡抚刘铭传在台北创立的兴市公司。

中国第一座火力发电厂，也出现在上海。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中国火电厂乃至亚洲火电厂的标杆。1913年4月12日，杨树浦发电厂落成发电，总容量为4000千瓦，两年以后，装机容量又增加到14000千瓦。如果按当时上海的用电需求，发电厂的扩容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当时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厂商的机器与材料不能及时启运，影响电厂的扩建也在意料之中。后来，上海的缺电现象愈演愈烈，继续利用欧洲设备鞭长莫及，电厂方面转而将目光投向美国，美制发电设备进入杨树浦。至1923年，全厂的发电装机总容量增至12.1万千瓦。这个容量，在当时的远东地区独占鳌头，因此，当时的杨树浦电厂被冠以远东第一大电厂的美誉。到1948年年底，杨树浦发电厂的地位进一步稳固，装机容量达到空前的19.85万千瓦，年发电量达10.42亿千瓦时。更让人惊讶的是，它的发电装机和发电量分别占到上海全市的78%和81%。在全国，它的地位也不容小觑，发电能力占到全国发电量的10%以上。但令人遗憾的是，杨树浦发电厂的创办者是英国商人。其实，在中国电力工业萌芽初期，大多数发电厂都是由外商投资创办的。比如1887年，英国商人在厦门鼓浪屿安装直流发电机，专供侨民用电；1889年，英国人在香港设立电灯公司，筹建发电厂；1898年，德国人在青岛装设移动式发电机组，专门为军事设施和机关供电；1899年，德国商人在北京东华门开设电气灯车公司，并且建立发电厂。除此以外，天津、汉口、广州等地均出现了外商建立的发电厂。只不过在外商建立的众多发电厂之中，上海杨树浦发电厂装机容量最大，远远超过了亚洲其他国家发电厂装机容量。

从培养火电厂人才角度而言，杨树浦堪称电力系统的“黄埔军校”。这样一座重要的发电厂，当年自然让已经撤到海峡彼岸的蒋介石寝食难安。蒋当然清楚杨树浦对新中国工业重镇上海的巨大影响力，所以，扼杀杨树浦以威胁上海的工业，并以此引起民心的恐慌，就成为他在台北草山行馆规划“光复大陆”的重要环节。

1936年的上海杨树浦发电厂

轰炸大陆沿海大城市的决定的确是在台北市郊的草山行馆里做出的。那次会议史称草山军事会议，轰炸的主要目标是发电厂等基础设施。很显然，蒋介石希望通过使大陆原本就十分薄弱的基础工业瘫痪，来阻止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经济振兴计划。上海杨树浦发电厂是蒋军飞机的首选目标。第一次轰炸是在1949年8月7日，飞临上海空域的蒋军飞机先用机枪袭击由黎平路码头驶往高桥的渡轮，接着向杨树浦发电厂飞去，瞄准发电设备就是一阵疯狂扫射。这次偷袭成功让蒋介石信心大增，事后就有了那次草山军事会议，扩大了对大陆沿海发电厂设施的轰炸目标，并且加大了轰炸力度。

1949年，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是一个重要的年份。政权的更替，让普通中国人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同样，事关国计民生的电力工业，也出现了巨大转机。但是，1949年新政府手上的家底实在过于薄弱，准确地说，新政府接收的电力总量是装机184.86万千瓦。为了更加通俗地说清楚这些装机容量的发电能力，打一个简单的比喻，把它们全部加起来，也不足3座新安江水力发电厂之和。而且，这些电厂一年所能生产的全部电量只有43亿千瓦时。如果要对这个数字再进行细分的话，其中90%以上的发电设备容量集中在东北和沿海地区，而火电与水电的装机容量则分别是168.56万千瓦与16.3万千瓦。这就是新政府能够得到的全部家当，而且，这些发电厂中的相当一部分设备并不是那么健康，残损不堪的发电厂在运转过程中随时需要停机检修，当时它们有一个比较生动的外号叫“蜡烛电厂”。更加糟糕的事情接踵而来，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非人人欢迎，将毛泽东领导的人民政府扼杀在摇篮中是某些西方国家领导人的战略选择，他们结成联盟对大陆实行封锁与禁运。而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和国民党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计划，发电厂更是首当其冲成为联军与蒋军飞机的重点轰炸目标。因此，蒋军在首次轰炸成功后，对杨树浦这座大陆最重要的发电厂进行了第二次袭击。

1950年2月6日对杨树浦发电厂的第二次轰炸后来被冠以“二六轰炸”。这次蒋军颇有些丧心病狂，出动17架各型飞机对发电厂分批进行轮番狂轰滥炸。发电厂差不多被炸平了，空袭中死伤七十多人中，除了发电厂职工还有解放军士兵。发电量在一瞬间就从9亿千瓦时剧降至零，当晚上海市区陷入一片恐怖的黑暗与寂静。据说，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在次日和副市长潘汉年一起察看轰炸现场，经历腥风血雨的陈毅面对惨不忍睹的发电厂设备也忍不住咬牙切齿。虽然杨树浦发电厂职工在那次空袭后只用了43个小时就让发电机恢复了运转，但这肯定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长久之计。在“二六轰炸”后次月的第一天，也就是3月1日，中央军委调空军进驻上海并组建上海防空司令部，蒋军肆无忌惮的轰炸终于得到有力遏制。

事实上，蒋军在大陆东南沿海的空袭并没有给联军带来太大的好运，麦克阿瑟在朝鲜战场上被中国军队打得恼羞成怒，他的轰炸机也开始飞越鸭绿江进入中国领土对民用设施实施轰炸。美军的做法与蒋军相比并不见得更加高明，相反却让人有黔驴技穷之感。丹东市在朝鲜战争期间叫安东市，在安东市有一条66千伏线路，是连接中国与朝鲜的唯一输电线。美军飞机在1950年11月8日飞临安东市上空对这条线路进行了轰炸。令美军飞行员意想不到的是，当他们的飞机还在空中盘旋时，抢修线路的工人就登上离鸭绿江仅40米之远的过江铁塔开始作业了。安东市电业局的职工冒着美军飞机轰炸的危险紧急抢修被损输电线，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供电，让美军飞行员在震惊之余也不得不对这些手无寸铁的电力工人肃然起敬。从朝鲜战场上与联军浴血奋战的中国志愿军和后方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电力工人身上，美军看到了一种令人敬畏的气度。拥有这样军民的国家，将有资本与世界上任何强大的军事力量抗衡并且不可战胜。

战争显然不能阻止新中国前进的步伐。尽管电力依旧短缺，但天安门的夜晚已经足以让诗人公刘放声歌唱了。诗人徜徉在天安门广场，如潮的人流在他眼前来来往往，灯光是那么璀璨地点亮了十里长街。公刘的心中诗情澎湃，终如飞瀑般喷涌而出：“天安门前，焰火像一千只孔雀开屏，天空是朵朵烟云，地上是人海灯山。”几年后，公刘又到了上海，他沿外滩一路漫步，黄浦江两岸的灯光汇成了河，淮海路上的街灯照亮了市民回家的眼睛。回到宾馆，诗人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情，挥笔写下“灯的峡谷，灯的河流，灯的山”这样豪迈的诗句。诗人眼中的上海夜晚再也没有黑暗，春天的鲜花开遍原野也美不过夜上海灯花如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