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人文理想及其现实困境

人文理想来自于“人文（humanities）”“人文主义（humanism）”。“文”的古意为“纹理”，即规划与形式，“人文”指的是与人有关的事物；儒家传统一向以“人”和“文”作为归依，“人文”就是“以人为本”的文化。所以，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是存在强调“以人为本”的人文的。在西方文化中，现代人文传统的诞生与脱离宗教的“世俗化”密不可分，它是经由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演变而来的，它强调的是回归尘世，以及对今生今世的关注，特别突出人的价值和主体性，是一种经过自我努力、自我修炼的“自我繁荣”（查尔斯·泰勒语）。在人文主义思想谱系中，西方社会出现最早的是古希腊时期的“教化”理念。古希腊人认为人的本质是其特有的理性，这一本质的实现依靠教化使人灵魂热爱智慧、追求完美；罗马人真正提出了人文主义的概念，但其内涵是对希腊人教化理念的继承，意即通过教化使人合乎其本质，成为有理想人性的人，这样罗马人就把人文主义核心内涵“教化”演化成了“人性”；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通过罗马人文主义传统间接回到了希腊“教化”理念，德国人文主义复兴则是直接嫁接到了希腊化之上，她从“教化”概念中发现了人性与人道的最高理想。

所谓人文理想（humanistic ideal），是指一种对“人文”和“人文主义”理念的美好想象与向往。人们向往人文和人文主义的根源在于相信人文和人文主义内在核心元素是美好的，是人人渴求的。而人文和人文主义的核心元素其实就是“人文精神（humanistic spirit）”，所以人文理想本质上是一种对人文精神的追求。学者周国平认为，人文精神内有三元素，一是“人性”，也就是对人的尊重，人性强调人的尊严，即广义的人道主义精神；二是“理性”，也就是对真理的追求，即广义的科学精神；三是“超越性”，也就是对生命意义的追求。所以，可以把人文精神抽象概括为“人性”“理性”和“超越性”。人文理想是对人文精神的向往，也就是对“人性”“理性”和“超越性”的追求。需要强调的是，人文精神是东西方普遍存在的，并不是西方的土特产。而对人文精神的向往和追求，也一直贯穿于东西方历史，所以，人文理想无论在哪一种文化场域中，都是客观存在的，因为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是普遍而永恒的。通过对人文精神的哲学反思，我们知道人文理想，它强调人要善待和敬畏生命，尊重生命的价值，要正确处理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它强调人要秉持科学精神，尊重理性；它还强调尊重灵魂的价值，善待生死，保持人灵魂的丰裕与高贵。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梦”既是民族复兴之梦，也是人民民生之梦，我们只要审思人文理想的实质，就可知道，人文理想也是伟大的“中国梦”的核心内容，建设具有人文精神的东方文明，是“中国梦”的应有之义。

人文理想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科学技术高歌猛进的背景下，人文理想退守到了一个逼仄的角落。究其因，举其要者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传统的人文精神流失。儒家文化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时空中，发挥着类似意识形态的作用。虽然“外儒内法”的统治格局事实存在，但是由科举文化所引导的整个社会，特别是在广大基层社会，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人文精神构建了民众的关系网络和精神世界。20世纪前，儒家文化被教条化和形式化，实质性的人文精神内核严重流失，接着历史就走到了转折处“五四”时期。20世纪以来，儒家文化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批判，孕育其中的人文精神也在一天天地流失。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一直在反对全盘西化，但是事实是，由全球化市场经济所裹挟的文化西化在中国大陆地区客观上严重地存在着。在乡村，由于受教育者流向了城市，古代承载儒家人文精神的士绅阶层不复存在，乡村文化开始荒漠化，遑论人文精神与人文理想。在城市里，民众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但是由于承载传统人文精神传承任务的人文教育的荒芜与形式化，导致人文精神在城市中成了社会进步的稀缺资源。

第二，市场经济与科学技术压迫人文精神传播。市场机制是人类社会到今天为止所找到的“最不坏”的调节经济的机制。人性发展到今天，还是以追求个人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为主要成分，市场机制正是在资源相对稀缺的人类社会中，驱动人类进取的“最不坏”的制度设计，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石。但是西方市场经济是以宗教伦理为基础的，而我国社会没有宗教传统，人口众多，资源稀缺，政府长期坚持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的社会管理模式，这些因素都导致民众过度重视以物质财富为表征的竞争结果，社会在习惯性地忽视甚至背离人文精神。同样地，科学技术虽然方便了人类工作与生存，但其负面影响却使人、特别是年轻一代更加忽视了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相处之道。在“网络一代”身上，我们越发难以寻觅滋润社会文明进步的丰裕的人文精神。

还有一个重要元素，它既与当前社会人文精神流失息息相关，也是改变这一困境的关键所在，它就是人文教育。所谓人文教育，简单地说是培育人文精神、实现人文理想的教育。我们应该对人文教育持一种广义的理解，它不只是人文类的课程实施，而是弥散在整个教育文化、制度和实践之中的一种“成人”教育。在西方教育传统中，人文教育的主要载体是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或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也可译为自由教育）。人文教育是贯穿于整个纵向教育体系之中的，在大学本科教育中尤为突显。教育是社会文化传承的主要途径，当一个社会人文教育边缘化、形式化时，其人文精神肯定难以得到传承。这一情况正是在我国发生的现实，这也是当前我国社会人文精神匮乏、人文理想难以实现的第三大主因。人文教育的边缘化和形式化，在基础教育阶段最大的诱因就是单一化的教育评价体系，准确地说是以高考成绩为单一指标的大学选拔录取制度，以及这一制度所传导给各级基础教育的、以追求更高考试分数为圭臬的、事实存在的教育制度安排，使广大中小学甚至幼儿园人文教育存在的空间尤其逼仄。在高等教育阶段，由于毕业生就业压力空前，简单的“应职教育”成为大学教育的主流，从大学一年级开始，教育就开始围绕“找工作”转，使看似无用的人文学科和整个通识教育边缘化、形式化，甚至虚无化。如此，传承和培育人文精神的人文教育没有在我们社会发挥应有的功用，人文理想的实现面临着需要突破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