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清中后期的社会现实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在经历了几度兴盛与衰落更替过程之后，到清代中后期的道光、咸丰年间，出现了“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这种变局不仅是封建社会发展到晚期的必然结果，而且体现出沉重的民族灾难与社会苦痛。内外交困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由此引发的文人心态，推动着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由此，中国社会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现代化进程。
一 内外交困的晚清封建社会景象
清代社会发展到“康乾盛世”之后，逐渐由盛转衰。无论是从国内的政治、经济、阶级矛盾、思想文化等情况来看，还是从其所面对的外部环境与遭受外族入侵的现实来看，清代中后期的社会已经是危机四伏。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中国在19世纪的经历成了一出完全的悲剧，成了一次的确是巨大的、史无前例的崩溃和衰落过程。”[3]从国内情况来看，首先，清代中后期的土地兼并和农民破产的现象十分严重，土地的高度集中迫使农民从事一定的家庭手工业劳动。而以自给自足为核心的小农经济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并且加重了生产关系的恶化与衰退。可以说，清代中后期的社会经济领域可谓矛盾重重，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危险。其次，清代中后期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高度发展与极限膨胀，政治黑暗，统治者腐败不堪，阶级矛盾突出。清代中后期的专制制度已经成为镇压民众和结党营私的主要手段，各地群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而统治阶级却沉醉于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与贪污成风，并且依然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清代中后期比较重大的群众起义，如清末不断兴起的天地会起义、1796年的白莲教起义、1813年的天理教起义、1851年开始的太平天国运动、1898年的义和团运动等，都促使清王朝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与此相关，清王朝的军队也极其腐败，不仅装备陈旧、作风腐化，而且队伍素质也极低，基本上丧失了国防能力，似乎只能在勉强镇压国内农民起义的举动中聊以自慰。此外，由于清王朝是少数民族政权，为了便于稳定政权，他们极力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大兴文字狱，迫使一些读书人远离社会现实，成为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而这种极端的思想文化钳制发展至清末，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而造成了思想文化领域的一种颓败与萧瑟气氛。总之，清朝中后期的国内情况极为复杂，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经济基础面临瓦解，政治极度黑暗，这些都似乎预示了一场变革的即将到来，“由于两千多年君主专制统治累积了诸多弊端，依靠其自身的力量已经难以消除，到此时完全暴露无遗，导致社会矛盾达到了总爆发的程度”[4]。
从外部环境来看，清代中后期的社会发展已经落后于世界潮流，并由此形成了落后挨打的局面。14世纪末到17世纪初，欧洲国家相继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到17世纪中叶以后，许多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并开始引领世界发展的潮流，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对外殖民扩张与掠夺的侵略行径。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西方的洋枪火炮敲开了清王朝的国门。从此，中华民族开始了漫长的民族屈辱史和血泪史。面对已经千疮百孔的晚清政权，西方列强通过各种武力战争，对其进行疯狂的掠夺，在经济、国土、军事、外交等方面全面控制了清政府。他们不仅通过各种不平等条约大肆掠夺黄金、白银，如通过《广州和约》搜刮670万两、《南京条约》2100万两、《北京条约》约1300万两、《天津条约》约600万两、《马关条约》2.3亿两、《辛丑条约》4.5亿两等，而且还利用武力最大利益化地取得了在中国进行贸易与走私的权利。此外，他们强迫清政府割让商埠和港口，将中国领土一步步蚕食。并且控制清政府的军事和外交，逐渐使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果综观帝国主义列强在整个晚清时期的侵华行径，被其攫取的权益有：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权、开商埠权、租借领土权、外国军队驻扎权、内河航运权、铁路修筑管理权、银行权、矿权、商业权、农业权、海关权、文化教育权、支配内政权、外交指挥权、司法权等等”[5]。外国势力的强势涌入，使清王朝面临着沉重的外来压迫与民族灾难，清政府在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丧权辱国，不仅使本来就处于风雨飘摇的社会形势更加复杂和动荡，而且深层地影响了传统的社会生活方式。也就是说，西方的物质文明伴随着坚船利炮进入中国，“打乱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固有周期，如错剪到中国历史拷贝上的‘蒙太奇’，强行将西方已经先行一步的‘现代文明’引入中国社会，从而对传统的社会生活造成巨大冲击，引发了城乡冲突、公私冲突、新旧冲突、强弱冲突和华洋冲突，这几类冲突又往往交织在一起，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构成了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景象”[6]。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晚清，也似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勾勒出了一幅封建社会的末世景象：政治腐败、经济凋敝、社会混乱、国防衰败、殖民侵略加剧、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激化……此种极度黑暗的社会现实，必然孕育着新的历史契机，“晚清中国社会的剧烈动荡和外国势力的涌进，猛烈地冲击着传统的社会生活，造成了几千年未有之历史巨变”[7]。显然，从各个层面来看，内外交困中的晚清社会正在经历着一场“惊奇巨变”的历史演变。
二 变革图强的晚清士人心态
作为士人阶层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不仅掌控着知识话语权力，而且充当了一股整合社会的中间力量，“士人阶层恰恰就是社会动荡、分化的产物，因此，重新安排社会秩序、为天下立法就成为这个阶层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8]。因此，动荡社会中的士人阶层往往走在历史的前列，以较为开明和积极的姿态游走在正统与异端之间，在协调矛盾、整合社会力量的场域中巩固既有的封建政权。清代中后期，民众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这种残酷的社会现实催生了一些文人志士心态上的变化。无论是传统儒家伦理中的“经国之志”，还是近代国家意识中的“实业兴邦”，都体现出晚清文人志士在社会现实面前的某种“变革”心态。他们致力于思索社会的发展和民族的振兴，以一种“变革图强”的心态彰显出强烈的民族意识与担当精神。他们或力主“开眼看世界”，或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或提倡“变革保种”，成为一批具有“近代”意识的新型知识分子。
中国传统士人的心态变化，是与清代中后期的社会现实紧密关联的。长期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不仅割断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而且造就了中国古代士人保守与自足的心态。即使是面对鸦片战争的沉重打击，中国传统士人最初仍然在天朝上国的观念下严守“华夷之辨”，以极其守旧与顽固的心态坦然面对社会的动荡。然而，面对“数千年未有”的历史大变动，晚清社会已经呈现出难以实现“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促使一些眼光深远的晚清士人表现出背离传统价值取向的内在要求，开始“开眼看世界”，如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的提出，就首先在器物层面体现了文人志士的此种心态转变，彰显了这一时期士人阶层在理智与心理上的矛盾张力。一方面，他们憎恨社会的黑暗与传统的约束；另一方面，他们又对西式的东西保持一定限度的崇仰与拒斥。正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他们又为了个人人格心理的某种平衡，也为了消除某种文化失重感，往往游离于传统与现代之间，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发展中最具双重人格的典型群体。却也正是这种双重人格的身份又致使晚清知识分子开始得以从传统知识群体中剥离出来，以极强的民族忧患意识，开始直面中西文明的交锋。”[9]而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以及西方器物文明的不断涌进，晚清文人志士也在心态上更加容易接受西方文明。近代中国长期以来的受挫意识使他们感受到，一味地沉迷于传统的朽木已经断然不能除祛民族的忧患与危机。从“夷务”转向“洋务”的观念变化，就体现了传统士人阶层的心态变更。[10]为此，以学习西方器物文明为主的“洋务运动”在19世纪后几十年里如火如荼地兴起了。以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王韬、马建忠、郑观应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与改良派，积极创办实业，发展商业，兴建各种近代政府机构，发展民族经济。洋务运动开启了晚清社会现代化的第一个高潮，而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士人阶层在思考民族自强的基础上，逐渐松动了其固有的保守心态，并且流露出渐趋理性的知识视野与观念意识。然而，以清王朝统治者及其权力机构所推动的“洋务运动”，并没有实现抵制外侮的初衷，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使那些仍然抱着国盛民强理想的文人志士重新反思自我，寻求新的救国路径。从器物层面的模仿到制度文化层面的接受，不仅符合接受的习惯，而且体现了晚清士人心态的相对成熟与稳重。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晚清士人表现出对西方政治文化极度崇仰以及对传统文化力主变革的心态。诚如费正清等人所说：“新知识分子作为一群从政治制度层面思考中国问题的‘边际人’，在政治文化方面表现出新的趋向：一是对西方近代民主政治学说的体认；二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之载体——科举制的离异。”[11]虽然他们的选择带有强烈的功利性与焦虑性，对传统的转换和对西方的接纳之间还缺乏足够的深入体验和辩证意识。但是，晚清士人心态的演变进程却是积极与深化的，这种变化也是他们从中国古代传统士人阶层向“近代知识分子”转换的必然环节。
面对动荡的时局与残酷的社会现实，晚清以降的文人志士的心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最初的华夏中心观念下的极端守旧与闭塞心态，到“中体西用”观念下的相对保守与进取心态，再到背离与变革传统的激进心态，晚清士人在一种变动的社会场域与文化语境中，以“世变”为主线，不断地营造与修正自身的心理态势，并且努力承担着以“变革图强”为中心的民族发展与振兴的宏图大业。
三 晚清社会的转型与现代化
关于社会的转型，学界向来有不同的看法。从现象层面来看，社会的转型常常伴随着一系列复杂的表象运动；从时空层面来看，社会的转型在短期内不一定表现为时空的线性演进；从精神特质及其表现层面来看，社会的转型往往体现为某种“过渡性”特质与“中间”意识。由于“转型”理念的特殊性，当下学者习惯从三个方面来界定社会的转型：一是体制的转变；二是社会结构的转变；三是社会形态的变迁。考虑到晚清社会的特殊性，我们可以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来审视晚清社会的转型。
从宏观方面来看，晚清社会的转型有两个明显的向度：一是国内不断兴起的起义和变革对晚清传统社会体制与结构的冲击所导致的社会转型。晚清近百年的历史进程充满了激烈的阶级矛盾，封建制度及其腐败成为众多有志之士抨击和反对的对象，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掀起了晚清社会的变革风云。洪秀全领导的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当开创新朝”为宗旨，虽然他们“并没有摆脱改朝换代的传统轨迹”，“只能是改换了自身枷锁上的印记而已”，“用洪姓的‘天朝’去代替爱新觉罗氏的‘清朝’”[12]，最终必然走向失败的命运。但是，他们所发起的起义，却对摇摇欲坠的晚清封建政权是一种沉重的打击，更加速了晚清社会的转型。晚清义和团运动高举“扶清灭洋”的口号，针对西方传教士及中国基督教徒进行了大规模的暴力活动，虽然没有将矛头直指晚清政府，却极大地削弱了晚清政府的统治势力，对晚清民族意识的觉醒具有警示作用，也促使晚清社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淖中越陷越深。19世纪末的晚清社会又出现了有名的戊戌变法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为代表的维新派，试图将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引入晚清政治领域，在“君民共主”的法制政体中实现晚清社会的近代转型。然而，即使是风靡一时、激荡人心的变法运动，也由于传统势力的反对与镇压，以及晚清社会所固有的顽疾而不治而终。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君不甚尊，民不甚贱”（严复《原强》）的美好愿望也最终落空了。
当然，维新派揭露了封建专制的“赘疣”，他们在为挽救晚清社会政体做最后努力的同时，也为其唱响了挽歌。晚清社会的真正转型肇始于辛亥革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以建立共和国为宗旨，力图将“三民主义”深入人心，最终铲除了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们的革命果实容易被篡夺。但是，晚清社会作为一个政治上的概念已经不复存在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就此结束，晚清社会也由此实现了真正的历史转型。二是国外殖民势力的入侵和殖民对晚清传统社会体制与结构的冲击所导致的社会转型。19世纪的欧美已经处于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时期，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促使众多西方列强开始了全球扩张与殖民侵略。西方列强对晚清的殖民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与民族苦痛。但是，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方式、价值观念、文明进程等“西学”因子，也伴随着他们的殖民活动输入中国，客观上加速了晚清社会的历史转型，“鸦片战争的炮声使西学在硝烟的掩护下强行注入了中国的政治、思想领域，晚清知识界的价值观乃至世界观的转变成为整个社会思想文化结构变化的先导，进入近代以来的半个世纪内，西学以动摇中国传统精英阶层的传统价值观，以及促使其新价值观的萌生而强化了它的影响”[13]。可以说，“西学”的入侵几乎是全方位的，对于晚清社会的转型，它与“坚船利炮”一样，具有十分明显的功效。
从微观方面来看，晚清社会的诸多变化不只是一种简单的社会结构调整，而是孕育和显现了社会转型的某些复杂与多变的新动向。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在晚清时期，以君主专制为主体的政治权威受到了各方面的质疑与挑战，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模式受到西方学说与政治哲学的冲击而逐渐走向瓦解。以一些城市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崛起挑战着长期以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买办与军阀作为新的阶层颠覆着传统的权利分配与政治格局。以道德伦理为中心的传统价值观念受到了疏离与审判而成为一种不断生成与抉择的理念置换……晚清社会的这种转变实质上是一种社会转型的表征，是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进行现代化努力和发展的必然趋势。
此外，晚清社会的转型是伴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的，现代化是晚清社会转型的突出特征。关于什么是现代化，学界有不同的看法。如有的学者认为，“现代化即是现代性在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三个层面的增加和扩展”[14]。也有学者把现代化“看作是一个在科学和技术革命影响下，社会已经或正在发生着变化的过程”[15]。但是，现代化并不是西方的特产，“1500年以前，中国有一些早熟的现代性因素，比如，技术的‘四大发明’，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民众忠诚集中于国家层面，等级身份的流变，文官考试制度（科举考试），尊重知识与学习，平等的社会价值取向，等”[16]，只不过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形成一股潮流，最终迷失在强大的封建专制政体之中了。到晚清时期，由于国内矛盾的高涨，以及外来势力的入侵，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出现了剧烈的变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才得以真正起步，“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自强运动（即洋务运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即从自强运动经过维新运动到立宪运动，大约半个世纪，这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初始阶段”[17]。由于晚清的现代化进程在表面上是一种“晚发外生型”，为此，一方面，晚清社会内部领域，如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一体化、知识和教育等方面，都体现出现代化的一般化表征；另一方面，“原有的和外来的要素都在一个国家实行现代化的道路上起着作用”[18]，西方文明的“这种冲击同时也使中国输入了现代化发展所必需的因子，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得以起步”[19]。也就是说，内在的与外在的原因共同推动了晚清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而晚清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具有其特殊性的，它与社会的转型及其变动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革命化不仅仅是中国巨变的四大趋向之一，而且是中国现代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20]。因此，就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体而言，摆脱民族生存危机，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政治共同体，无疑是其基本理路与发展趋势。晚清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与晚清社会的转型一样，在顺应社会发展进程与规律的同时，体现了晚清社会文化“主变”的历史形态和内在诉求，晚清时期的“中国社会开始了其以大规模的社会解体和文化解体为特征，并伴随着持续、剧烈的社会动荡与变迁的过程”[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