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中国特色的毛泽东新闻思想[1]1
童兵
一 毛泽东新闻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
毛泽东新闻思想是在本世纪40年代全面形成的，它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同下列几方面的历史和文化条件是不可分的。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经久影响。
毛泽东一生好学，攻读不倦。还在青少年时代，凡是近代中国进步思想家所能见到的一切著作，从孔孟儒学、程朱理学到王船山、颜习斋，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到孙中山，从赫胥黎、斯宾塞的进化论、康德的二元论和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的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到托尔斯泰主义，毛泽东都如饥似渴地拿来阅读，进行深浅不同的研究。
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最深、最持久。中国古书，从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他几乎无所不读。年青时他推崇程朱理学，相信精神万能，认为“精神心思，愈用愈灵”。后期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失误，同他受到唯意志论以及唯我独尊等观念的影响，不能说没有关系。
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认为，中国思想从根本上比西方思想更为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这个事实，也许对毛泽东的思想有相当的影响，对他发生影响的还有佛教和道教——两者都倾向于按照对立面来思考——中的辩证法因素：每一种存在都包含着阴阳的矛盾。他无疑更直接地受到他读过的《水浒》那样的小说的影响，这些小说赞美了农民起义及其军事业绩。[2]麦氏的这一分析，大体上是符合事实的。在毛泽东的藏书中，除马、恩、列、斯和鲁迅的全集以外，一些著名的类书和丛书，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四部备要》、《万有文库》、《古今图书集成》等占有重要地位；他晚年还专门找人为他念《水浒》一类古典小说，并围绕农民战争发表了一些意见；他还钻研过《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等佛教宗派的经典，都是很好的说明。
毛泽东从大量古籍中汲取有用的东西，继承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他说，所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其中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也有它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时期。我们要注意区别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在发生和发展的时期，它有很多的东西还是不错的。[3]
毛泽东的这一分析是正确的，他从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汲取有生命力的东西，作为形成其报刊观点的营养。
毛泽东向新闻工作者提出“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的要求时，借用了《论语》中的一段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4]他指出，要像孔子对他的学生子路要求那样，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不要“猪鼻子里插葱——装象”。
反对书生办报时，毛泽东指出不能像刘备、孙权、袁绍那样多谋寡断，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而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他由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分析得出结论说：“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5]。
毛泽东强调记者的调查研究基本功。在论述这个问题时，他引用古代法学史上的一个经验。唐朝有个太守，他问官司，先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周围的情况，然后再审原告被告，这就是“勾推法”。毛泽东要求记者学习这种方法，“要善于比较”，“不要看到好的就认为全好，看到坏的就认为全坏”。[6]
甚至在讲到新闻的导语时，毛泽东也以晋朝文学家陆机的《文赋》中的一句话加以说明。他指出，陆机所谓：“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意即唤起阅者注意，使其脑子里先得一个总概念，不得不继续读下去。
毛泽东喜欢鲁迅的作品，把鲁迅奉为新闻工作者的楷模。他审阅编定的《宣传指南》一书收入了鲁迅的《答北斗杂志社问》一文。他一再要求人们把鲁迅精神和鲁迅的文风作为中国文化运动的宝贵遗产加以继承和发扬光大。
从《论语》到《鲁迅全集》，从孔孟到鲁迅，中国文化的一切优秀遗产，毛泽东都博闻强记，兼收并蓄，并且日积月累，学富五车，从而为他的新闻观点的形成，提供了极其厚实的文化沃土。
第二，研究马列著作。
毛泽东从1920年读第一本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共产党宣言》起，一生坚持不懈，孜孜不倦地阅读马、恩、列、斯的著作。在长征路上，他患病躺在担架上仍阅读马列的书。毛泽东似乎更喜欢列宁的书。在他看来，列宁的作品生动活泼，充分说理，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便和敌人交手，也是如此。
毛泽东特别看重列宁的著作和他的观点，还因为中国的情况同俄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7]因此，列宁关于党报的思想，最易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接受。有时，我党关于报刊工作的文件，几乎类同列宁的论述或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的有关规定。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关于宣传工作的部分，同1920年由列宁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第1条、第12条的规定几乎完全一样。1942年，以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为代表的党报工作的第一次改革，就是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根据列宁的党报思想进行的。这一阶段，发表了《列宁论党报》、《联共（布）党史论〈真理报〉》、《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报纸的决议》等阐发列宁党报思想的文章。《解放日报》还全文刊登了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当时译作《党的组织与党的报刊》）。由毛泽东编定的《宣传指南》还专门选了一节材料，介绍列宁是怎样做宣传工作的，要求我国党报工作者“依照列宁的精神去工作”。
第三，接受新闻教育，投身报刊实践。
和马、恩、列、斯一样，毛泽东也堪称报刊活动大师。
早在少年时代，毛泽东就迷恋于阅读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报刊，其中受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影响最深，作文尽习梁体。他的老师袁吉六说，毛泽东的文章都是“报馆味”。梁主张报刊应有两大天职——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的观点，在毛泽东的报刊思想上常有反映。梁倡导的“纵笔所至，略不检束”、“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的文风，也是毛泽东政论的特色。
不久，毛泽东又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活动所吸引，进一步体验到举办报刊的意义。他指出，报刊不仅是人人要看的东西，是“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好办法，而且是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国民之新思想的最好的工具。在新文化运动的召唤下，他弃康梁，迎新潮，开始以报刊活动从事唤醒国民、鼓吹新思想的斗争。
毛泽东于1919年创办《湘江评论》并自任主笔，继而接编《新湖南》，该刊被封后又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文章。在驱张（敬尧）斗争中，他再赴北京，以新民学会代表身份组织平民通信社，身任社长，竟日编印，还在驱张刊物《天问》上撰稿。建党初期，毛泽东先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为党的刊物《向导》撰稿，继而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代理宣传部长身份担任《政治周报》主编。后来，他在《红色中华》、《斗争》、《红星报》等报刊上经常发表文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领导《共产党人》、《中国工人》、《八路军军政杂志》、《解放日报》等报刊的创办和出版，为它们撰写发刊词，拟定出版方针，指导新华社（及其属下的电台）的日常编辑和播发新闻的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新闻和宣传工作所发表的论述、指示、谈话，光收入《毛泽东选集》1—4卷的，就有120多篇，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为新华社撰写和修改的新闻稿、评论文章，超过200篇，其中以新华社社论，评论形式收入《毛泽东选集》3—4卷的，共18篇。
建国以后，毛泽东继续以许多精力指导报刊、通讯社、电台和电视台工作，光收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的有关新闻工作的论述，就达20余篇。他本人在日理万机之际，还常常撰写新闻稿件和评论，并修改了大量稿件。
毛泽东一生都以极大的兴趣和精力关注、参与新闻工作。长期积累起来的报刊工作经验，为毛泽东新闻观点的形成，提供了沃土。
比马、恩、列、斯幸运，毛泽东1919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曾经参加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系统地学习徐宝璜主讲的新闻学基本知识和邵飘萍主讲的新闻采编业务知识。这使他得以有机会全面了解资产阶级新闻学的理论与业务，日后在同无产阶级新闻实践的比较中逐渐形成自己的新闻观点。
二 毛泽东的新闻观点
毛泽东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逐渐形成自己的新闻观点。这些观点，有的同马恩列斯较为接近，有的则有创新和发展，本文重点分析后一部分。这些观点大致有：
第一，报纸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
毛泽东根据人的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的原理，认为报纸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在资本主义国家，报纸则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
毛泽东基于对报刊的这种本质属性的分析，正确地指出，首先，在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在资本主义国家，通讯社、报刊和广播电台，其性质都是由它们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即都毫无疑问地具有阶级性，为一定的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其次，在我国，通讯社、报刊和广播电台，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
第二，报纸的作用：迅速广泛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出自对上层建筑作用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十分重视报纸的社会功能，高度评价报纸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他视报刊为革命之手段，称报刊为阶级斗争的工具。
毛泽东如此重视报刊的作用，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认为报刊可以扩大群众的视野，增长人们的见识。他分析说，农村里头，小城市里头，都是没有报纸看的（指土地革命时期——引者注）。斗争的群众，革命以前和革命以后，在消息不灵通、见闻狭隘这一点上讲，是差不得很远的。井里蛤蟆井里跳的现象，依然在群众中保持着。这种现象是不好的，它会引导群众把斗争的热情降低下去，引导群众走向保守局面上去。所以，他竭力主张办报以扩大群众的见闻。[8]
其二，认为报刊是党实行领导的重要工具，党主要依靠报刊传达政策和政令。他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于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传达政令和宣传政策，是毛泽东一再强调的报刊的主要社会功能。
第三，全党办报，群众办报。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引入新闻工作领域，提出：“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9]
这个方针的要旨，其一是动员和组织各级党的组织和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参加报刊工作，加强党对报刊的领导；其二是实行“开门办报”，面向群众，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其三是要求办报人员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第四，舆论一律和不一律。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出版自由的观点，可以用“舆论一律”和“舆论不一律”来概括。
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提出，必须剥夺反动派的出版自由，包括：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接收属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地方系统下的各机关、各反动党派（如国民党各个反动派系、青年党、民社党等）及反动军队的各组织出版和发行的报纸，接收他们的通讯社和电台。毛泽东把只许反动分子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的这一政策叫作“舆论一律”，而且指出，这种“一律”，不仅指舆论，还包括法律。
在人民内部，则实行舆论不一律的方针。这个方针提出了人民群众应该享有充分的出版自由权利的思想，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包括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两方面的思想。毛泽东指出，所谓“不一律”，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即唯物论）的自由，就是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
毛泽东指出，在人民内部实行舆论不一律的方针，是由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在内部，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缺点的批评，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而这些，在资本主义国家，则是合法的行为。在外部，放纵反革命乱说乱动是犯罪的行为，而专政是合法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资本主义国家正相反，那里是资产阶级专政，不许革命人民乱说乱动，只叫他们规规矩矩。”[10]
第五，报刊宣传的策略和艺术。
毛泽东指出，报刊宣传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毛泽东要求报刊工作者“迈开两脚”，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扎扎实实地做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也就没有资格从事报刊工作，因为不了解敌我友三方的状况，就无法正确地决定宣传政策和策略。
毛泽东提出：“注重调查！反对瞎说！”[11]他要求向人民作真实的报道，不仅充分地报道我们的成就，而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人民作真实的说明，天灾人祸，如实报道。他还提出，不要把党的政策保密起来，应尽可能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同时又要注意，新闻不要守旧，也不要赶时髦。
毛泽东强调新闻要力戒空谈，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
毛泽东提倡典型报道。他要求注意收集和传播经过选择的典型性的经验，用这些典型推动实际工作。
关于文章的“短”和“软”的问题，毛泽东认为，短是必要的，软也可以研究，文章不能太硬，文章应该通俗一些，使读者读起来亲切，引人入胜，这种软法就很好。板起面孔办报不好，即便批评，也不能把弓弦拉得太紧。报刊工作者应该懂得“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道理。
第六，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文风。
毛泽东身体力行，倡导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主义的文风。他要求报刊文字生动，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他指出，写文章要讲逻辑，要有一种内部的联系，不要互相冲突。还要讲文法，就是不要省掉不该省的主语、宾语，也不要把副词当动词用，更不要省掉动词。还要注意修辞，尽量把文章写得生动一点。总之，一个合逻辑，一个合文法，一个较好的修辞，这三点是作文时务必要注意的。
毛泽东提出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份，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力的东西。
毛泽东指出，“党八股”，“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还要求报刊要办得尖锐、泼辣、鲜明。他说：“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12]
第七，政治家办报。
毛泽东提出了“政治家办报”的观点，对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者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寄托着殷切的期望。
他说，办好报纸的根本问题是报社人员的思想革命化问题。为此，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刻苦改造世界观，学习社会，学习工农群众。
毛泽东提出，新闻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要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他为纪念邹韬奋所题的词是：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毛泽东特别告诫新闻工作者不要当只会跑衙门的记者。他指出，衙门没有多少东西，跑不出什么名堂。他要求记者常常到工厂和农村去，呼吸那里的新鲜空气，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反映他们生龙活虎般的生活。只有了解实际生活和群众的需要，同他们心心相印，呼吸与共，才能写出好东西。
毛泽东要求新闻工作者工作一生，学习一生，永不骄傲，不断前进。他指出：“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13]
新闻工作者树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掌握科学的方法，胸有全局，能一下子看到问题的实质，把握事物的要领，这就是“政治家办报”。[14]
三 毛泽东新闻思想评价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贡献，在于他把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同中国无产阶级报刊实践结合起来，使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在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
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
（一）毛泽东指出，一定社会的报纸，是该社会经济基础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报纸受社会经济基础的制约，又为这种经济基础服务，从而深刻地揭示了新闻事业同社会经济与社会政治的关系。
（二）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大力发动群众办报的传统上，毛泽东鲜明地提出了“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的方针，把群众路线创造性运用于新闻工作实践，更大规模地动员和组织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开创了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新局面。
（三）强调政治家办报原则，指出报刊工作者应是又红又专、坚持实事求是作风、善于调查研究的无产阶级战士，从而对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的素质和修养，提出了明确的规范和严格的要求。
（四）积极倡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培育具有民族特色的文体和文风，引导中国新闻事业走出了一条民族化、群众化的发展道路。
总之，毛泽东继承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特别是列宁新闻思想，运用苏联报刊工作和通讯社工作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和党性，奠定了新中国新闻工作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和体制模式。伴随着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毛泽东新闻观点，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未被彻底清除的封建意识的严重影响，以及毛泽东个人的缺点错误特别是后期所犯的严重错误，加上向苏联新闻界学习过程中由于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影响所造成的弊病的干扰，致使毛泽东新闻观点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些缺陷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在中国的进一步普及和发展，而且干扰了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在一个时期的历史悲剧中，新闻事业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
毛泽东新闻观点的缺陷，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片面强调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他虽然在个别场合，比如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过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要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来进行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但他总的指导思想，是把报纸、广播、通讯社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仍一再强调报纸的主要任务是从事阶级斗争。他的这一观点和对于报纸工作的错误指导，不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而且对中国的新闻事业造成了重大的失误和破坏。
（二）片面对待新闻自由问题。毛泽东认为新闻自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虽然偶尔他也谈到，要是在西方，就不可能出现像斯大林那样的破坏法制的现象，[15]但他很少公正对待知识分子呼吁更多的新闻自由的要求。他甚至过于夸大地对待思想文化战线的阶级斗争，认为新闻界“牛鬼蛇神”最多，最容易出修正主义，唯心论最多，他们要求新闻自由，就是“秀才造反”。
（三）轻视报刊的监督功能。毛泽东后期很少提到报刊的民主监督和批评与自我批评，很少注意和支持报刊独立负责地发挥这一职能。相反，他把报刊批评视为“钓鱼”，“引蛇出洞”，即引诱人们批评尔后抓辫子、打棍子的一种手段，而他还把这种手段称为“阳谋”。他提出的人民内部允许舆论不一律、在文艺界和学术界实行“双百”方针，对报刊批评实行“开、好、管”三字方针等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在新闻工作中很少真正有效地付诸实践。有的时候，他把报纸工作看成主观意志随意驰骋的领域，要求党委更多地干涉报纸的具体业务工作。
这里还必须指出，毛泽东提出新闻事业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这是一个正确的命题，是毛泽东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一个贡献。但是，他提出这一观点的动机，是为了论证“舆论一律”，即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是计划经济的反映，它要求集中和统一。正是受到这一观点的影响，我国新闻事业长期处于统得过死、管得过细、“婆婆”过多的状况，妨碍了广泛的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实现。因此，对于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新闻事业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这一观点，以及他对此作的贡献，应作恰如其分的估价。
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党性，毛泽东新闻思想中的这些缺陷给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在中国的普及带来重大损失，在某些方面，直至今日还在起着不良的影响。我们在充分肯定毛泽东新闻事业的贡献，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所起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在批驳所谓“毛泽东新闻思想过时论”、继续牢固确立毛泽东思想对于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指导思想地位的同时，也不能低估它的缺陷和不良影响。分析和消除这些影响，是发展中国新闻事业，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在中国发展的重要前提。
[1]本文原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2]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68页。
[3]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00页。
[4]《论语•为政》。
[5]《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16页。
[6]《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12页。
[7]《毛泽东选集》1—4卷合订本，第1358页。
[8]《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6—27页。
[9]《毛泽东选集》1—4卷合订本，第1214页。
[10]《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58页。
[11]《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上册，第27页。
[12]《毛泽东选集》1—4卷合订本，第1217页。
[13]《毛泽东选集》1—4卷合订本，第500页。
[14]《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16页。
[15]《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