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力提高和学界进步的重要标志——《中国对外援助与国际责任的战略研究》小序

王逸舟[1]

看到这本书的出版，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它既是作者们的心血结晶，也是中国国力提高和学界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据我所知，中国学者从事本国有关对外援助的研究，仅是最近十余年的事情。以专著形态出现，由国际关系和外交学者撰写的作品，实在不多见：印象里，第一本是中国社科院周弘教授主编的《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2002年版），其重点是中国援外体系本身的变化；现在这本书则探讨了中国成长为全球性大国时的援外事务，展现出更加开阔的国际景深和具备全球意识的责任感。它不仅材料丰富新鲜，还涉及不少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如中国援外方式与西方的区别、中国开发性援助的特色、中国对外援助与中华民族的国际责任、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对援外工作、承担国际责任的支撑作用等。但愿这之后，有更多的同行跟进，有更多的著述问世，为新时期的中国成为名符其实的风范大国、思想大国做出努力。

我始终认为，在选择对象、量力而行的前提下，我们国家的对外援助应当增加品种和数额。同中国不断成长的综合国力相比，与国际上对中国的迫切期许相比，我国现在的外援力度确实不太够，有改进的余地。本人最近做的一项研究发现，与世界主要国家对照，我国外交经费（包括援外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占中央政府年度预算的比重、与军费对比的权重，均处于比较落后的位置。即便做自身比较，目前的外交预算（含援外数字）比例，也远远低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多数时期。例如，20世纪70年代前期，外交预算一度占到政府预算7％的比重——就是说，国家每花费的一百元里，有七元钱搞外交；现在政府的经常性预算里，每一百元中只有六角钱左右用于外交，其中不到三角多是援助性开支。这个发现，可能与媒体及多数人的感受不太一样，但它有力地证明了适当提高外交预算特别是国际援助比重的可能性。

关于援外的阶段、品种与中国对国际责任的担当方式，《中国对外援助与国际责任的战略研究》做了很好的分类和探讨。我这里不打算重复书中的观点，只想补充一点自己的看法供讨论：在不同的阶段，中国领导人都有自己的援外战略及设计；现在更加需要的，是从新时期的国际责任出发，提供更多的战略外援和公共产品，彰显中国人的新世界观与引导力。在新中国的头三十年，根据毛泽东革命思想，我国对外援助的主要标准，是援助社会主义盟友和亚非拉新独立的国家，保证自身的建交范围的扩大和存活能力的增强。第二个三十年，以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引航，我国援外的尺度做出重大调整，适应国内经济建设重心的需要，其基本内容是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惯例下的对等与互惠，服务于开拓海外市场、加大能源外部供给等目标。最近几年间，随着中国成长为第二大经济体和军事上政治上更有进取意识的世界大国，我内外条件与要求都在发生变化，新一代领导人更加注重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平衡，也需要借用各种战略性的援外举措和公共产品形态，推进我周边区域安全和繁荣，寻求中国之全球性目标的稳步推进。我想特别指出，现在的领导人提出的中国“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无论如何离不开对外关系上的新思路、新手段；不仅国内改革与发展需要打造“升级版”，对外交往领域也应当有“升级版”。回归当下讨论的主题，可以说，精致、有力、复合性的对外援助，是“升级版”的中国外交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之一。

看过书稿，还有不少感受，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相信用心的读者，会从各自的角度与需求，获取更多有价值的阅读体会。祝贺作者与出版社，用好的出版物，为“进步中国”的目标做了一分贡献。

2013年11月下旬于北大朗润园

[1]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