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当前《尚书》历史思想研究的主要成果

当然，当前学术界的《尚书》历史思想研究，仍比过去受到更多重视，不少学者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开创了崭新的局面，为后学者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从文献载体的不同形式看，当代《尚书》历史思想研究的成果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考索：

一是史学史著作。比如白寿彝、尹达、吴怀祺、瞿林东诸位先生主编或亲著的著作，对《尚书》历史思想都作了论述，而且影响深刻、广泛。二是史学理论专著。有一些史学理论专著对《尚书》历史思想研究做过深入开掘，譬如下面要谈到的刘家和等先生的著作。三是学术论文。一些学术论文在相当程度上涉及了《尚书》历史思想的内容。比如：王记录先生的《〈尚书〉史学价值再认识》（《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指出应该充分重视《尚书》的史学价值；这当然也应该包括历史思想的内容。夏祖恩先生的《〈尚书〉创建哪些重要史观》《〈尚书〉“治国论”史观刍议》（分别见《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1996年第3期和第4期）两篇论文重点从史观创建的角度探讨了《尚书》历史思想；郭旭东先生的《试论〈尚书·周书〉中的“殷鉴”思想》（《史学月刊》1996年第6期），王定璋先生的《〈尚书〉对历史经验的认知与总结》（《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第4期）和游唤民先生的《〈尚书〉法先王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船山学刊》2001年第4期）等论文分别就《尚书》的历史鉴戒思想和“法先王”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何根海先生的《论五经的历史思想》（《池州师专学报》2004年第2期）也涉及《尚书》历史思想。这些学者的专题探讨都使得《尚书》历史思想研究更加全面深刻。四是《尚书》研究著作和儒学类著作。这两方面的一些著作中也部分涉及《尚书》历史思想。比如游唤民先生的《尚书思想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和许凌云先生的《儒学与中国史学》（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等书，虽然没有专门章节谈到《尚书》历史思想，但也论述到“先王”观念等内容。这些研究成果丰富了《尚书》历史思想研究内容，提升了研究内涵，嘉惠后学者。

从具体思想内容看，当前《尚书》历史思想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和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尚书》“殷鉴”思想研究。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史教本》指出：“《尚书》在史学萌芽时期的重要成就，是它发展了金文记载中的自觉的历史意识和历史鉴戒观念……这种重视历史鉴戒的观念，是人们对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之初步的认识，这在后来的史学中不断有所发展。”[54]尹达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也特别指出《尚书》“神意史观”的地位和演变问题，其中同样涉及“殷鉴”思想。[55]瞿林东先生指出：历史鉴戒思想属于“功用论”范畴，“从历史观念上看，历史鉴戒思想不仅是中国古代历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中国古代政治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史学发展上看，《尚书》（尤其是其中的《周书》）所蕴含的历史鉴戒思想，对于后世史家认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进而认识史学与社会的关系，都有深刻而久远的启示。”[56]吴怀祺先生将“殷鉴意识”与“稽古”观念结合起来，认为二者一脉相承，都属“历史盛衰总结的意识”；而“稽古”观念是“《尚书》以上天为外衣，证明历史变动是合理的”；而历史盛衰总结的意识，除了可以留下历史教训外，“还能考察一个朝代在发展过程中兴衰变动的原因”。历史教训则可以从“敬德”和“保民”两方面去考察；关乎历史兴衰的因素还包括“知稼穑之艰难”和“用人”等方面。[57]可以说，《尚书》历史鉴戒思想（“殷鉴”思想），是《尚书》历史思想中最受关注的方面。这些研究具有启发性，对《尚书》“殷鉴”思想研究非常深入。

其次是《尚书》“先王”观念研究。“先王”观念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具有中国特色。侯外庐先生在相关论著中，曾用相当大的篇幅谈到了“先王”观念，对其地位和影响给予极高评价。游唤民先生在《〈尚书〉思想研究》专辟一章对《尚书》“法先王”思想（亦即拙著所言之“先王”观念）进行论述。他特别指出《尚书》在“先王”观念上的文献“源头”地位：“先秦诸子各家几乎都提出了法先王的主张……这就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化现象及思维模式，对后来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文化现象及思维模式，究其源出自《尚书》。《尚书》虽说没有正式出现‘法先王’的名称，却含蕴了丰富的法先王思想。”[58]游先生的专章论述把《尚书》“先王”观念研究推进了一步。

再次是《尚书》历史“治道”论研究。历史中的“治道”问题是中国历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视作对历史中“兴衰”“治乱”原因的探讨，或看作历史中“人的选择”问题。有不少学者对《尚书》“治道”论予以阐发，并往往和《尚书》的历史鉴戒思想结合起来，比如，吴怀祺先生在《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总论先秦卷》中用较大篇幅，从“敬德”“保民”“用人”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述。[59]张富祥先生曾从“德治思想”“民本思想”“任人唯贤的思想”“中道思想”“轻刑思想”等方面进行论述。[60]

还有《尚书》华夏历史意识研究。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历史意识（简称“华夏历史意识”）在《尚书》编纂中的体现，是《尚书》历史思想较隐蔽但又非常重要的方面。对这一意识，刘家和先生在谈到“三代观念”问题时曾经谈到过。[61]

张富祥先生认为“大一统”观念堪称“大义”中的“大义”，对《尚书》历史思想的重要影响予以极高评价。[62]易宁先生指出：周人已经认识到了夏、商、周三代相承及其与“天命”的关系，这是中国古代历史认同观念的滥觞。[63]总之，华夏历史意识是《尚书》隐含的但又非常重要的历史思想，学者们各抉精微，令人耳目一新；当然由于它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影响，还可以进一步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探讨。

此外，还有一些相关研究成果没有直接以“《尚书》历史思想”为题，但是，其论述内容以《尚书》的内容为根据或者背景，这种情况比较多且零碎。

总之，从古代到当前，《尚书》历史思想研究成果累积至今，相当可观，值得后学者汲取和借鉴。学者们的筚路蓝缕、辛勤耕耘为后学者奠定了良好基础、提供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