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历史的民族兴亡来看东北的战略地位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诸如历代王朝的兴亡，政权更迭，改朝换代，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国家分裂，群雄割据，民族间和平交往与民族矛盾斗争，等等，都显示了这一进程中的历史变革，由此推动中国历史不断向前发展。每当中国历史发生变革时，东北地区总是置于其中，不仅参与变革，而且常常首当其冲，成为社会矛盾、民族矛盾斗争的策源地与兵家必争之地。故东北之得失，常系中原王朝之命运，关系国家政权之兴亡。”[40]
从殷商开始，殷起源于辽西赤峰一带，殷也是先占有辽东，而后进入中原，然后汤灭夏，建立起商统一政权的。燕(偃)本是商朝一古国，起于幽燕，而后占领辽东，并第一个在辽东设郡的部落，而又向东扩展，沿五郡边缘修筑长城，直至松花江对岸，二龙湖畔，留下最北一个长城遗迹，然后向南进入朝鲜半岛大同江入海口，燕在辽东与朝鲜半岛经略了800多年后被秦所灭。魏晋时期，东胡的一支鲜卑人从大兴安岭嘎仙洞起身，开始民族自觉的百年大迁徙，先占有辽东，而后南下到黄河岸边，建第一个少数民族在中原腹地建起辉煌的北魏政权。箕子于殷末周初东迁，由孤竹南迁至辽东，在辽东发展了一定时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受燕的驱赶，越江达朝鲜半岛，建立箕子朝鲜，维绪四十世，800多年，被燕人卫满所灭。
魏晋南北朝期间，中原汉政权渐行薄弱，东北的少数民族开始活跃起来，公元前一世纪，高句丽从扶余分化出来，南下占领辽东，因向西发展受公孙氏之阻，转向南攻占丸都城，又越江到朝鲜半岛。高句丽曾雄霸一方，有咄咄进逼中原之势，维系800多年为唐所灭。唐在灭高句丽之前，唐太宗就意识到了巩固辽东的重要意义，他说:“尽天下安定，惟辽东未宾，……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41]唐也是先巩固了辽东，才进一步安定了东北，出现贞观盛世。天宝期间，由于松懈了辽东治理，才爆发了安史之乱，唐行藩镇割据之弊，以致出现了五胡十六国天下纷争56年。
自商周以来，称雄“三北”草原2000年来的匈奴，四五个世纪后由盛而衰，趋于灭亡。代之而起的东北地区的游牧民族、渔猎民族逐渐强大起来，开始走向主宰中国历史的大舞台。中国的格局发生巨变，战略东移，那就是辽、金、元、清主宰中国历史进程。
高句丽灭亡200年后，东北有一个强大的民族即契丹崛起。契丹发于辽西，统一东北后挥师进入中原，在与北宋经年争夺，占据北方大部，取得辉煌的半壁河山。在大辽统治下的女真人在同辽争斗中，攻占辽东，创建大金，先灭辽，统一东北，挥师南下，直取中原，抢占开封，灭了北宋，与淮河以南的南宋对垒，有国120年，开创了比辽更辉煌的时代。其后生活在东北地区斡难河流域的蒙古人强大起来，由铁木真统领东北地区之后被尊为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统一政权，剽悍骁勇的骑兵，驰骋欧亚大陆，无往而不胜。它回身灭西夏，再灭金，最后渡江灭了南宋，统一天下。成为第二次统一中国的大元王朝。辽、金、元三朝，都是以辽东为发祥地，先领有东北，然后走向中原，或取半壁江山或统一天下，都显示出东北地区巨大的历史活力，也显示出东北民族的历史的主动性与开拓精神。这种民族开拓精神为什么偏偏都出现在东北大地，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民族就像得到东北人参精灵一样，得到汉文化的滋养。
明灭元之后，建立明朝，首重东北，洪武四年在辽东设置辽东卫指挥使司，而且以辽东司统辖东北。明万历十一年( 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先统一女真各部，然后与明反复交战，夺取辽东，皇太极即位后，先统一东北，而后入关，明亡。苏秉琦先生在他最后一部著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谈道:“满族开国史有特殊意义，不可小看起源于白山黑水间的满族，是渔猎民族，从黑龙江新开流文化到沈阳新乐文化都以渔猎为特色，两者不能说没有关系。渔猎民族天生没有国界概念，却能同赖以生存的自然界保持协调一致，这是渔猎民族优于农牧民族的地方。满族一开始就有一种一往无前的开拓精神，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善于总结历代经验，敢于说长城内外是一家。”[42]
清入关前，攻破明军最后一个东北重镇——宁远。宁远丢弃之时，也是辽东完全丧失之日，即明亡之际。早在崇德七年( 1624年)清太宗写给明崇祯皇帝的信中说:“予缵承皇考太祖皇帝之业，嗣位以来，蒙天眷佑，自东北海滨，迄西北海滨，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43]足证清入关之前，已经辖有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地区。辽、金、明、清，其覆亡的最大外因无不是“辽事”。关外苦寒，却是龙兴之地，这片山水相间、烽火不断的黑土地，又恰好处在中国与朝鲜半岛和日本之间，于是，中国的辽东和渤海，就成了各方势力争夺东北亚霸权的要冲。所以有论者称:“明亡始于辽亡，辽亡影响明亡。”
“故欲得天下者，先霸辽东。得辽东者得天下，失辽东者失天下。”这里，辽东乃全东北的概称。
历史的经验:明失辽东，终致亡国。清得辽东则得东北，得东北则得全中国。辽、金、元无不如此。
这里一茬接一茬的本属于落后的少数民族，为什么能入主中原或半入主中原，取得建成“中华一体”的国家，以东北为政治活动中心，演出威武雄壮的人间活剧来?
总体原因有三:
一是农耕文化与渔猎文化、游牧文化交叉活动，激发了少数民族生发一种不可遏制的创造激情与活力来;二是雄厚的物质基础，养育了骁勇剽悍的骑兵，进军风驰电掣，势如破竹;三是以汉字汉文化为底蕴，接受了汉文化滋养，使得原本聪明睿智的上层人物，如虎添翼，特别是儒家国家学说，使得这些部落从原始奴隶制社会迅速转变为初级的封建社会，利用汉体制、官制、礼仪、典籍，成为大有作为的中国皇帝。汉文化在各民族之间如灵魂、如筋骨、如韧带，俗语说“打断骨头连着筋”，不论如何争斗兴亡，都是高举“中国”一个旗号，绝不分裂。
最终说明，东北作为“雄鸡翘首”的战略地位，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狡猾奸诈日本人也是抢占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然后大造舆论“满洲[44]乃化外之地”，企图一举吞噬全中国。中国近代史，在解放战争中，中共中央英明决策，始于东北，首次决战决胜在东北，然后有京津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胜利，解放全中国。如今巩固和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就尤显此特殊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了。
[1]郭大顺:《为庆祝杨伯达先生八十诞辰而作》。
[2]石岩:《20世纪黑龙江地区史前考古简论》，《东北史地》2013年第4期。
[3]王承礼，张忠培，林沄，方启东:《东北考古的主要收获》，《东北考古于历史》1982年第1期。
[4]见2012年10月10日《辽沈晚报》，记者金松。
[5]叶舒宪:《龙—璜—虹——天人合一神话与中华认同之根》，《中华读书报》2012年3月21日。
[6]玉礼的标志。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
[7]周(文丁)十五年(公元前1043)。文见《国语》卷五《鲁语下》。
[8]参见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9]同上。
[10]郭大顺:《龙起辽河源》，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52页。
[11]锦州市博物馆原副馆长常春林在他撰写的《试论红山文化的族属问题》一文中提出:红山文化，正是黄帝族的时代遗存。( 2011年7月25日《光明日报》记者毕玉才通讯员张松)
[12]见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年5月。
[13]《大众日报》2011年2月22日《守望东夷——记东夷文化研究者丁再献》。
[14]参见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的相关论述。
[15]转引自王彩梅《燕国简史》，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265—267页。
[16]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内蒙古赤峰市兴隆洼聚落遗址2002至2003年发掘》，《考古》2004年第7期。
[17]见［韩］金得榥《白头山与北方疆界》，刘永智译，孙启林校，韩国思想社会研究所出版。
[18]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页。
[19]郭沫若:《十批判书》，群益出版社1950年版，第13—14页。
[20]参见田广林主编《中国传统文化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21]葛剑雄:《中国疆域的变迁》，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8—29页。
[22]参见于省吾《释中国》，《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23]参见张未民《东北论》，《作家》2004年第7期。
[24]陈正祥:《中国的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25]《史记·夏本纪》正义注:“舜分青州为营州、辽西及辽东。”又《通典·州郡典》青州项说:“舜分青州为营州，其辽东之地，宜禹贡青州之域也。”又说:“舜分青州为营州，置牧，宜辽水之东是也。”
[26]《尚书·舜典》，中华书局2012年版。
[27]《尚书·禹贡》，中华书局2012年版。
[28]李亚农:《殷代的社会生活》。转引自宁梦辰:《东北地方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29]《国语》卷五《鲁语下》，《四库备要》据士礼居黄氏重雕本第二册，《长白丛书》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渤海诗文辑校》第4页。
[30]《国语·晋语》，《国语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68年版。
[31]《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晋伐骊戎，骧戎男，女以骊姬”。杜注:“寐戎在京兆新丰县，其君姬姓，共爵男也。”《国语·晋语一》谓“献公卜住骊戎”。韦解:骊戎“在骊山”一带，“其君男爵，姬姓”。
[32]鲜虞姬姓，出自《世本》。《春秋穀梁传·昭公十二年》有“晋伐鲜虞”，范宁集解:“鲜虞、姬姓，白狄也。”杜预《春秋释义》亦说:“鲜虞，中山白狄，姬姓。”
[33]详见本书第六章第一节“各民族都追认炎黄为始祖”。
[34]佩雷菲特:《停留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35]见王炳根《吴文藻与民国时期“民族问题”论战》，《中华读书报》2013年5月1日第7版。
[36]转引自《中华读书报》《吴文藻与民国时期“民族问题”论战》2013年5月1日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正中书局1943年3月版。
[37]《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期，1907年7月。
[38]余英时:《中国史学思想反思》，《历史与当下》第2辑，陈恒主编，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4页。
[39]苏秉琦:《与日本富士山电视台内藤真作社长谈话》，《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
[40]李治亭:《论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东北史地(学问)》2006年第1期。
[41]《新唐书》卷二二○，《高丽传》;《二十五史》，上海书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版。
[42]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版，136页。
[43]《清太宗文皇帝实系》卷六一，第3页。
[44]满洲，原为部族名，而不是地名，这一点非常明确，见《钦定满洲源流考》卷一部族条;“按本部族名，……满洲满珠，……我朝光启东土，每岁西藏献丹书，皆称曼殊师利大皇帝，翻译名义曰:曼殊，华言妙吉祥也。……今汉字作满洲，盖因洲字义近地名，假借用之。”此处，亦用于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