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与“东北”的历史内涵

“中国”一语，从远古到现代，完全是不同的概念。

侯外庐先生认为“殷周之际”，“卜辞殷代文字，有‘封’字、‘邑’字、‘鄙’字。古封邦一字，国、城一义，野、鄙则为农村，在殷代，国家已有萌芽，在周人东下之时，也有所谓‘封邑’。”[18]《国语》:“国有班事，县有序民。”韦昭注:“国，城邑也。”国家:“古代诸侯封地称国，大夫封地称家。”《孟子·离娄上》:“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赵岐注:“国谓诸侯之国，家谓卿大夫之家。”柳宗元《封建论》:“今国家尽制郡邑，连职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古代国家也称“公家”，犹言“官家”，指皇帝。“诸侯卿大夫所受封地上的城邑。”郑玄注:“国家，国之所居，谓地方也。”诸侯建立的叫“国”，士大夫建立的叫“家”。郭沫若说:“古时候所谓‘国’本是等于部落的意思，所谓‘封建藩卫’也不过是建置大小不等的各种殖民部落而已。异姓之国大抵是原有的部落，同姓之国则多系重新建社的。”[19]中国的“中”，最早是指中部，而“国”，本义是城邑。所谓中国就是居于中部的城邑。在春秋时代这样的“国”极多，数不胜数，所以成为“万国”。最早的中国人是指华夏人。《说文》:“夏，中国之人也。”1963年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这是“中国”一词最早的出处。居于西部地区的周人在建立西周之前，称商人所居之地为中国。《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西周之后，随着疆土扩大，西周版图之外称为四方，或称四国，《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意思是说中国受惠，四方也就安定了。又曰:“惠此京师，以绥四国。”这里的“中国”，指西周及其臣民;“四方”和“四国”，至周边各族政权及民众。“中国”一词，与“四方”、“四国”对举，只是地望上的文化概念。[20]

“国”，繁体字写作“國”，一横代表一片国土，这个“口”原来是椭圆形的，表示一只眼睛，就注视着这片土地，旁边一个“戈”，表示那个人拿着武器守卫着这片土地。这还不够，周围还要围上一圈墙，这就是“國”的本义。所以，国开始就是一个人守卫、有用防卫的围墙，居民点或聚落，一座城，一个邦或者一个邑。国的外面是郊，再远的地方是野。住在国里的称为“国人”，住在外面的就是“郊人”，再远一点的地方的人称为“野人”。

中国的“中”，原来是一面大旗，篆写的“中”那上边靠顶端还有两小横，表示旗上飘起的流苏。但这种旗帜不是随便能用的，在商代是专门用来召集部众的，需要时把这种旗往空地中间一插，部众知道有事，就聚集在旗的四周。由于这种旗总是处于人群的中间，时间久了，变成中间的“中”的意思了。[21]

“中国”一词的本义，又是一座中央之城[22]，《说文》解“城以盛民也”，中国的城使用以保护人民的。而这座中央之城的“中国”在文人地理上，向四方延展和衍化，正使“城”遍被华野，最终使“中国”成为一座与天地相应和的时空广大之“城”，以此视之，长城正是其后一种“大中国”之城或中国城池化理念的绝佳体现和实践。[23]《孟子·离娄下》有一条常为人们所忽略了的记载:“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这段话中提到的诸冯、负夏、鸣条三个地名之所在，其“中国”仍是中央之城的理念。孟子认为舜为东夷之人，舜行孝悌之道，行仁政，以仁、孝、善来化解社会矛盾，增加社会的和谐与凝聚力，为中华几千年来和谐精神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至于唐代魏征献策:“中国既安，四夷自服”，这个“中国”仍然是中央之城的意思。

虞舜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祖源之一，特别是对形成中华五千年和谐文化起了主要的作用。“中华”一词，其源可溯自舜名“重华”。《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亦云:“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其时，齐桓晋文的霸业，就是联合华夏文明各诸侯国，尊王攘夷。北方诸侯自称中国，视楚、吴、越为蛮夷;后者亦视北方国为中国或上国。视为中心之国，或者上上之国，即天朝大国。

晚明西方传教士称明清帝国为“中华帝国”，简称为“中国”;康熙二十八年( 1689年)清廷与沙俄政府签订《尼布楚条约》，中方首席代表索额图的全称为:“中国大圣皇帝钦差大臣分界大臣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这是以“中国”作为主权国家专称用于处理国际事务之滥觞。

“中国”一语具有国家理念，那是近现代的事情。但“中国城主要是行政与文化的象征”，“这和欧洲及日本等处的城堡大不相同，欧洲中古的城堡主要因商业和军事而产生”[24]。

而“东北”，不是孤立的“东北”，也不是“化外”的“东北”，不仅是“中国”大一统血脉的“东北”，而是中华第一祖源的东北。地相连、人相雍、文相通。“东北”又分古之东北，与今之东北之分:古东北为大东北，今之东北为行政之东北。古东北，乃古幽燕之地，没有确切的疆域，今之东北，则只是山海关以外，划界清晰。

大约从黄帝时代开始，就把中国划分为九个区域，定下了九州之制。尧时以东北的南部划为九州中的青州，舜时以东北医巫闾之地划为幽州。又分青州东北辽东之地为营州[25]，这时为十二州[26]。《辽东志》引申说:“舜分冀州东北为幽州，即今广宁以西之地;青州东北为营州，即今广宁以东之地。”夏朝建立后无幽州[27]，而属青、冀二州，恢复九州之制。以辽水为二州的分界线，西周冀州，东属青州，殷商之世，无大变更。《诗经》称“九有”，是指商朝承袭前代的“九州”之制。殷人发祥地是在易水流域和渤海湾，他们活动的范围很广，《诗经·长发篇》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相土是商始祖契的孙子，其声势赫赫，已达“海外”。近人研究认为此所谓“海外”实指“渤海湾一带”[28]。这是可能的，《史记·伯夷传》所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周灭商，殷之二遗臣伯夷、叔齐，死于孤竹国。《汉书·地理志》说:孤竹国在“辽西郡令支县”，汉代令支县为今河北省迁安县西。由此可见，商王国在灭亡之前，渤海湾及其西北之地，仍然是其势力范围。也正因为辽东半岛渤海湾一带，是殷人的活动范围，所以后来箕子跨入朝鲜半岛而建立起箕氏朝鲜，不是无缘故，而是有其基础的。

“东北”一词，如果把目光放到四千年以前，《周礼·职方氏》称:“东北曰幽州，其镇山曰医巫闾。”郑玄注:“医巫闾在辽东。”贾疏注:“医巫闾在辽东，目验知之。汉光武十三年，以辽东属青州，二十四年还属幽州。”这里的辽东，也不是现在意义上的辽东，应是泛指辽河以东的广大地区，这里的东北，既不是行政含义，也不是地理含义，而是一个方位的概念。《尔雅·释地》:“燕曰幽州。”郭璞注:“自沂水至北狄。”这在现代地理位置上大致南至滹沱河，北至漠北草原。古称“幽燕之地”，将幽州与燕地并称为东北是古东北内涵，而今东北则是山海关以东地区。《尧典》“幽州”起源的历史背景是辽西古文化区自距今5000年至8000年前一脉承传的红山系列文化的长足发展。从龙山时代早期的小河沿文化开始，由于红山时代各大文化区域平行发展的趋势的消失，中国历史发展出现了以中原为中心的趋势，辽西地区从此失去了以往的文明中心区域之一的重要地位而渐次沦为文化边缘地带。这应是《尧典》“幽州”并入《禹贡》九州之中的深刻历史文化原因。

东北的疆域又是动态的疆域，隋唐时期，东北的室韦的北疆已经到达外兴安岭，东部靺鞨已经到达库页岛、黑水(混同江)入海口庙街。宋辽金时代的上京路，仍然北到外兴安岭和库页岛以及混同江入海口的庙街，南到燕之所属北京、张家口地区。这就是中国血脉的东北，东北既然是主源，汉文化自然也是中华文化主源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