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第一章 选题的背景、目的和理由

第一节 本书选题的背景

日本国民性研究，一直是世界各国的国民性研究者非常关注的课题。如今，学界发表的日本国民性研究论著，多达数千种。但是，一般人们心目中的日本国民形象，要么是来自日本人的自画像，要么是来自美国人笔下的他画像。虽然各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书籍繁多，但缺乏中国学界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成果佳作。

迄今为止的日本国民性研究，主要集中在“是什么”和“为什么”这两大问题上。关于前者，先行研究多侧重于与欧美国家的比较，而忽略了与日本文化渊源很深的亚洲国家的比较，其研究成果对某些人宣扬“日本文化特殊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于后者，大多数的先行研究都非常重视从“风土论”即地理环境的角度来探究日本国民性的成因，而从社会心理、历史文化的角度进行的分析则略显不足。

日本，东洋弹丸之地，不过亿余生民，却让诸多学人至今难以对其述说清楚。从文字到艺道，从器物到典章，日本人几乎一成不变地从中国学去了诸多文化精髓，可以说，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给日本人以如此巨大的积极影响。然而，历史上也从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给中国人如此巨大的伤害。自甲午战争始，哪一次针对中国的战争，都少不了日本；哪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没有像日本那样在南京屠城。中国和日本，比邻而居，彼此间既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亦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诸多说不清的关系，说不清的恩怨，皆用这四个字带过：一衣带水。“只一衣带水，便隔十重雾”^[1]；因只一衣带水，联系方便，影响也方便；因只一衣带水，日本对华掠夺方便，侵略也方便。^[2]本是一个二战的战败国日本，至今仍在处心积虑地欲将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据为己有，由于日本的不断挑衅，中日间难免一战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有日本近代史研究学者忧心地指出：“近代以来，日本近乎中国发展的克星，曾经有两次重要的发展机遇，都因日本而中断。现在是中国第三次重启现代化，经过改革开放34年的发展，中国又进入到一个关键点位，我们会第三次栽在日本手上，被迫中止现代化进程吗？”^[3]

中日关系，自1972年邦交正常化后，特别是自1978年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以来，双方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交流发展很快，两国间的人员和经贸往来逐年增加，中日关系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些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开始出现。中国由于改革开放带来经济迅猛发展，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成为国际社会与对外交往中独立自主的一极。中日之间日趋明显的两强相对局面，从根本上改变了两千年来以一强一弱为基本格局的两国关系史。如今，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市场，日本对华出口额在二战以后也首次超过了美国。两国间的人员往来和经济合作虽然日益密切，但中日两强相对的局面却带来了因势均力敌而产生的不安、猜忌与摩擦，对中日关系形成消极影响，媒体以及各研究机构的舆论调查结果均显示，两国人民之间的互信度并不是很理想。特别是近些年来，中日关系更是给人一种所谓“居相近，心相远”之感。

据早些年日本总理府广报室的舆论调查，1980年日本人中对中国抱好感者曾占78.6%，1997年则下降到45.9%。^[4]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好感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政冷期”开始严重滑坡，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在2002年、2004年和2006年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中日舆论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好感度在2001-2006年的“政冷期”降至10%以下，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也由20世纪80年代的约80%降到了近年来的30%-40%。^[5]2008年10月至12月中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又进行了第四次中日舆论调查。该项舆论调查一直把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亲近感作为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其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亲近感依然处于低位，感到“非常亲近”和“亲近”者仅占被调查者总数的6%。同时，日本内阁府2008年10月进行的“关于外交的舆论调查”表明，日本民众对中国抱有亲近感的人为31.8%，成为开始此项调查以来的最低比率。^[6]

2012年6月20日，日本智库“言论NPO”与《中国日报》社公布了其关于中日两国年度双边舆论进行联合调查的最新数据。该项舆论调查始自中日关系跌至谷底的2005年，此后每年例行联合调查一次。

此次日方调查对象除1000名普通民众外，亦包括600名企业家、学者、媒体人及公务人员。中方调查主要针对北京、上海、成都、沈阳、西安五座城市，有效样本1627个，作为知识阶层的补充，后期另有1003名北大、清华、人大、国际关系学院及外交学院的师生填写了调查问卷。

该项舆论调查结果显示，84.3%的日本民众对中国印象不佳，高于2011年的78.3%。截至2008年，日本人对华好感度持续下降，2008-2010年好感度曾小幅改善，2011年再度恶化，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日本民众首次超过八成，为历年来比例最高。与之相对，在本次调查中，对日本有负面印象的中国民众达64.5%。日本受访者之所以对中国印象欠佳，排名第一位的原因是“中国在获取资源、能源方面表现得过于自私”。紧随其后的，是“钓鱼岛争端”和“中国军力的增强及不透明程度”。中国人对日持有负面印象的原因，主要集中于历史问题，比例最高的原因为“发动过侵略战争”（78.6%），其次是“日本政府对于钓鱼岛争端的强硬态度”（34.8%）。仅有8.5%的中国受访者知道2012年是中日建交40周年。当日本民众被问及“谈到中国时首先想到的事物”，比例最高的答复为“中华料理”，其次为“钓鱼岛”，“万里长城”排名第三。相比之下，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则更贫乏。“提到日本时首先想到的事物”，大多中国受访者选择了“日本电器”（51.3%）和“南京大屠杀”（40.3%）。日本受访者“曾来过中国”的比例为16.5%，“身边有中国好友或可以对话的中国友人”的比例为19.7%，与往年大体持平。而中国受访者的同类比例仅分别为1.6%和3.0%。

中日国民感情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缺乏相互理解则是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恰如日媒对此数据的评价那样，两国民众的直接往来并不频繁，彼此的国民性印象有着浓重的媒体色彩。^[7]正是因为缺乏相互理解，所以也就更容易受到部分别有用心的媒体的误导。

中华日本学会原会长刘德有先生曾指出：“我认为，今天和今后的中日友好关系不应该停留在制造气氛上。我们的交往，应该是推心置腹的，要做到心灵上的交流。”中日两国在文化上有许多共同点，但是，也要如实地承认存在着“差异”。从某种意义来说，中日文化是“异文化”。“我们应当承认中日两国毕竟社会制度不同，文化背景各异，两国人民的思维方式、心理心态和价值观都有差异。正因为如此，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视发展沟通彼此心灵的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以增进相互理解，真正做到知己知彼。要做到这一点，我认为认真了解对方国家的历史、政治、经济、国际关系以及它的走向等固然很重要，但我们更要下大力气了解对方国家的文化（广义的），要了解对方国家人民的思想以及赖以行动的思想模式和产生这一模式的文化根源。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相互理解和相互信赖的目的。”^[8]

因此，为了增进彼此的了解，促动彼此的理性交往和互信，进一步加深对日本人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等国民性方面的研究，是我们这些日本文化研究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