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关于制度创新对对外贸易影响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于制度创新对对外贸易影响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迄今不到20年，主要是基于西方相关理论及中国现实做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制度创新对对外贸易的意义、必要性及作用机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并存。

部分学者对制度创新与对外贸易发展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揭示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孙杰深入探讨了对传统贸易理论的发展和制度创新比较优势。认为基于新古典传统范式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忽略了制度因素，无法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在国际贸易竞争中，每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是可以挖掘的，而制度可以将这种潜力变为现实，也就是说，通过制度创新来启动贸易并且创造比较优势。需要注意的是，制度自身能够持续进行创新也是一种比较优势。^[14]符正平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中需要通过知识、技术、专业化人力资本的积累来形成内生比较优势，有效的制度设计有助于国家和企业竞争优势的培育。^[15]张亚斌从多个角度和层面剖析了制度因素对于国际贸易发展的作用机制。^[16]张小蒂和李晓钟认为，制度和交易成本是影响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主要因素。^[17]朱宇华阐释了基于规模收益递增及不完全竞争的新国际贸易理论，指出由于其前提假设是每个国家的市场制度都是健全的，所以对现实的解释力有限。因此，新贸易理论的缺陷可以由制度创新理论来进行弥补和完善。^[18]王涛生认为，在成本优势决定因素的研究上，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存在一定的缺陷，为了弥补这些缺陷，可在其中引入制度因素。完善的产权制度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科学的微观制度可以降低企业内交易成本，健全的市场制度可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合理的交易制度可以降低宏观交易成本，完善的涉外制度可以降低国际交易成本。所以，作为提升制度有效性的源泉，制度创新有助于降低国际贸易成本。因此，中国应在企业、市场、涉外、产权以及宏观制度等方面大胆创新，利用制度创新形成对外贸易成本的竞争优势。^[19]吕哲和程玉林认为，制度因素对外贸增长方式具有制约作用。现有的对外贸易制度严重阻碍了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在当前对外贸易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中，制度性因素发挥了较强的影响力。因此，要实现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型，制度创新是必然选择。^[20]

部分学者通过实证分析来揭示制度创新对于对外贸易的影响。范越龙和杨莉在如何提升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提升其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制度创新，并对其内在的作用机制进行探索。^[21]叶蓁基于江苏省企业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提升出口企业生产效率方面，产权制度安排起到重要作用。^[22]魏浩、何晓琳和赵春明构建了双边贸易引力模型，将制度因素引入其中。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发展中国家和贸易伙伴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制度差距，它们之间的制度差距会增加贸易活动的成本，严重阻碍双边贸易的发展。^[23]张杰、李勇和刘志彪对中国不同地区的出口程度差异和制度因素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制度相对完善的地区和制度依赖型行业的出口份额与其他地区和行业相比较高。^[24]杨青龙的研究结果表明，国与国之间的比较优势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不同国家之间的制度差异，制度要素所带来的交易成本会对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产生重要影响。^[25]胡国恒通过对南方国家国际贸易的考察认为，制度创新有助于形成持续的交易效率优势，并可以促进产业技术升级。^[26]孔庆峰和朱俊丽认为，国家对外贸易政策会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深刻影响。他们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利用2002—2007年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的面板数据，分析政府是否向国有企业提供特殊保护，结果证明，国有企业在中国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没有享受特殊的权重，其所拥有的权重与消费者福利权重相当。^[27]胡超和张捷从制度环境对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影响这一角度出发，进行了实证检验，认为制度环境对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影响非常明显，制度效率的提升对服务贸易出口规模的扩大有很大帮助。^[28]阚大学、吕连菊和罗良文基于贸易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制度差异对中国对外贸易流量的影响，认为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29]张红丽和胡成林在分析制度创新、企业技术创新与出口贸易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了系统协同演化模型，利用2008—2012年国有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数据，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认为三者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相互影响，同时还存在协同演化发展的趋势。^[30]赵家章和池建宇利用 2003—2011年世界6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对信任、正式制度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探索，认为东道国的信任水平对中国的贸易流量有显著正向影响；中国与东道国的制度差距会增加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差距越大，交易成本越高，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就越强；对于OECD 国家来说，对中国的对外贸易流量影响更为显著的是东道国的正式制度；而对于非OECD 国家来说，对中国的对外贸易流量影响更为显著的是东道国的信任水平。^[31]

部分学者分析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历程并论证了制度创新的重要性，并分析了不同阶段的特点。戴志强梳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发展的历程，对每一个阶段对外贸易制度的框架进行了分析，并进行了评述。^[32]蓝春汛和周升起将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划分为探索时期（1978—1987年）、外贸承包经营管理改革时期（1988—1993年）、不断完善时期（2002年至今），剖析了每个阶段改革的主要内容，深入分析了制度变迁或创新的绩效，指出对外贸易制度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此外，还进一步探讨了中国对外制度演变的背景及影响因素、方式和演变趋势。^[33]方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外贸易制度的发展历程及其影响进行论述，充分说明了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的合理性。^[34]

部分学者研究了单项具体制度对于对外贸易的影响，如出口退税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贸易壁垒制度等。余少云分析了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存在的若干问题，并指出出口退税制度改革的必要性。^[35]张斌和高培勇分析了出口退税与对外贸易失衡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现阶段出口退税政策与对外贸易失衡、内需不足、出口结构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36]郭秀君和刘瑞剖析了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政府的出口退税政策对对外贸易的宏观调控，指出其是科学发展观的体现。^[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