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历史角度考察《金瓶梅》
第一节 西门庆原型考
《金瓶梅》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它以细致而深刻的笔触深入晚明社会，描绘出丰富的市井生活，塑造一个个生动的人物，并且用批判的眼光审视当时的社会，揭露其丑恶的一面，以及在此种社会状况下的丑陋人生。它对封建礼教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对现实社会进行赤裸裸的揭露，其矛头直指封建皇权。同时，它也展示出16世纪中叶的风俗世情。
作者以一个小城镇，一个发迹的商人及他的家庭，拉开了中国封建社会黑暗的序幕，让读者看清这是怎样一个暗无天日的社会。书中核心人物西门庆，可以被看作昏君、贪官与不法奸商的集合体。学者普遍认为《金瓶梅》不仅仅是一部通俗小说，它更是一部具有深刻内涵的历史画卷。通过比较与分析，笔者认为西门庆这个人物是有所指的，即是对明武宗朱厚照的影射。
一 唯我独尊西门庆
西门庆是“清河县数一数二的财主，有名卖生药、放官吏债西门大官人。知县、知府都和他往来。近日又与东京杨提督结亲，都是四门亲家，谁人敢惹他”（第7回）。他开中药铺、当铺、缎子铺、细绒铺，总资本九万两银子，另加家产、家什、古玩等财产不下一二十万两银子，家产不可谓不厚；他又勾结权贵，包庇官司，鱼肉百姓，为虎作伥，上可通天，下可触地，权势不可谓小；他醉心色欲，奸骗妇女，耽于男风，不可谓不淫不恶。总之，他是一个典型的无恶不作的官僚、恶霸兼巨商。西门庆仰仗权势，无法无天，凭他一张便条，税关官员要对他的货物降低税额，三停税银只收两停。他的一句话，可以替人消灾，更改生死簿。黄四小舅子打死人，苗青杀主，全仰仗西门庆大官人逢凶化吉。他曾说：“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第57回。着重号系引者所加，下同）闻其言，观其行，人们感到，西门庆绝对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财主兼官僚，作者塑造这一形象是有所指的。学者们在研究中已经指出，西门庆在书中，写得像个皇帝。[1]
图1-1-1 豪门领袖西门庆像（张光宇绘）——孟超在《金瓶梅人物》中把西门庆定性为豪门领袖，他说：“一部《金瓶梅》所写的大大小小的人物，在各种情事底下反映出的卑鄙无耻，荒淫悖乱，一切都是为了衬托西门庆而设的，西门庆是《金瓶梅》中的主干，没有西门庆不能集一切罪恶之大成，没有西门庆看不到《金瓶梅》全貌。”
没错，西门庆挥金如土，唯我独尊，颐指气使，的的确确是个“皇帝”。中国历史，尤其是正史，一向以皇帝为主轴，《金瓶梅》以西门庆为主轴，描摹他及其家庭，以此折射社会，这是作者的用意所在。
书中许多情节是围绕西门庆唯我独尊展开的。西门庆出场时不过是个财主，第34回升为金吾卫左所副千户、山东等处提刑所理刑，从品秩上讲也只是个五品官员。古代等级制度森严，低品级官员要拜见高品级官员，绝对不会由尊就卑，但是西门庆却是例外。天子门生、新科状元蔡蕴（当朝太师、鲁国公、左丞相、崇政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蔡京的义子），巡抚御史宋乔年（蔡京长子蔡攸妻兄）等显赫官员经过清河，均要拜会西门庆，还要送礼；工部安主事（宰相安惇之弟）、管砖厂的黄主事，“为钦差督运皇木”，路经清河，也要专门拜访西门庆，称“道经此处，敢不奉谒 ”（第51回），何等恭谦，何等惶恐。朱太尉当钦差巡视东昌地方，山东境内官员闻风而拜，“人马过东平府，进清河县，县官黑压压跪于道旁迎接”，连巡抚、御史都要躬迎，气势显赫、威风凛凛。尽管如此，可也要在西门庆家接风洗尘，“随路传报，直到西门庆家中门首”（第65回）。大小官员更是必须唯西门庆马首是瞻。说西门庆是个五品小官，这与他身份极不相称。诚如王启忠先生所说：“这种状况在礼仪威严、尊卑有序的中国封建社会是不正常的，几乎是不应有的。一位堂堂正正的殿前大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到一个小小副千户家‘落座’。”[2]确实，等级有别，这正说明西门庆身份的特殊性。
图1-1-2 明代文一品官员补服展示——六部长官称尚书，尚书协助皇帝处理朝廷事务，因此六部尚书权势很重，官阶正二品，仍在“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之下。明代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少保被称为“三孤”或“三师”“三少”，明清时“三师”为正一品，“三少”为从一品，属于荣衔，无职事，亦无员额。
对西门庆的家屋宅院的描写也可以看到皇室后宫的影子。第27回，“潘金莲大闹葡萄架”就是注脚。西门庆与潘金莲肆无忌惮地在花园中宣淫，演出一幅春宫图。这与皇帝行幸，从不回避亲近太监、宫女，习以为常，无所顾忌是异曲同工。
太医是皇室御用大夫，一般官宦人家不可能请太医诊病。而西门庆家则隔三岔五邀请太医去府上诊断。第54回，任医官为李瓶儿问诊，竟“浑身恭敬，满口寒温”，唯唯诺诺的样子，哪里是为官眷看病，分明就是为皇后、嫔妃把脉，唯恐稍有差池，自己的脑袋搬家。
图1-1-3 清宫蓝釉开光瓷钵——宫中有专门的医疗机构太医院，给皇室成员看病的医生称为太医，《金瓶梅》中给西门府家人看病的几乎都被称为太医，由此笔者推论西门庆身份的特殊。这个瓷钵也非普通物件，而是宫中御药房用来研药的用具，虽然不是明代的，却是清代宫廷御用物品。
宫中嫔妃一向是母以子贵，李瓶儿为西门庆生下官哥，地位顿时由卑为尊，西门庆宠爱有加，自然冷落了其他妻妾（嫔妃），一向以肉体媚术得宠的潘金莲愤愤不平，一语道破天机：“自从养了这种子，恰似他生了太子一般。”吴月娘、孟玉楼等西门庆众妻妾佳人元宵观灯，衣着锦绣，光彩照人，引得游客驻足观看，有观众发问：“贵戚皇孙艳妾来此看灯，不然，如何内家装束？”（第15回）问得好。古代服饰有严格的等级差别，什么人什么场合穿什么服饰是不可僭越的。[3]命妇各依丈夫的官秩而定服饰。众妻妾是皇亲国戚皇装扮，她们的主子西门庆不是顺理成章地成了“皇帝”吗？
又有应伯爵在西门庆家招待小优李铭吃鱼有道：“你们哪里晓得，江南此鱼，一年只过一遭儿，吃到牙缝儿里，剔出来都是香的。好容易！公道说，就是朝廷还没吃哩。不是哥这里，谁家有？”（第52回）古代天下最好的物品，一向是要进贡给皇帝的，所谓贡品，鲥鱼有“天下第一鲜”之美誉，一年不过一遭，地处北方的西门庆家先于朝廷品尝，而且就是这样的稀罕物品，西门庆也并不稀奇，竟用于赏赐给小厮，何等派头？除了皇帝外，谁人有此气派？
西门庆像个皇帝，这已确定无疑。那么，这个皇帝所指是谁？笔者认为这个皇帝便是历史上以荒唐荒淫著称的明武宗朱厚照。
二 全方位审视明武宗
通过明史典籍和《金瓶梅》中的文字勘照，可以证明上述观点。
1505年9月19日，朱厚照登上皇位，成为明代的第十个皇帝，年号正德，史称正德皇帝。庙号武宗。
图1-1-4 明武宗画像——明武宗朱厚照是个绝顶聪明的皇帝，可惜他的聪明才智不是用在治理国家，安邦定国，而是用于声色犬马方面，是明代一个贪玩、荒唐、荒淫的皇帝。
（一）荒唐的明武宗
武宗虽贵为天子，却不拘礼节，喜与臣下混在一起，饮酒作乐，视“君君臣臣”伦常如儿戏。宫中虽有佳丽三千，却偏偏喜欢换上平民服装在民间寻花问柳。1519年1月13日，明武宗离开榆林，到太原访问晋王，将他1518年10月在偏头关遇到的一个歌女接来与他同居，人称“刘娘娘”（“娘娘”通常只用于皇后妃子）。[4]
图1-1-5 大同秦长城遗址——1519年1月13日，明武宗离开榆林，到太原访问晋王，将1518年10月在长城偏头关遇到的一个歌女接来与他同居，人称“刘娘娘”。说是歌女，有考证说是妓女，风流皇帝爱上了人尽可夫的风尘女，而且被尊为娘娘，对封建礼教、礼制实在是极大的讽刺。
1517年鞑靼侵边，明武宗率兵迎击，化名总督威武大将军朱寿。又命礼部加封朱寿为太师，派遣朱寿前往京师和山东巡查，遭到大臣反对。一个皇帝放弃万人之尊，执意要做一个带兵打仗的总督官，让大臣不能理解。在明武宗的眼里，皇帝虽贵为天子，有臣民顶礼膜拜，但是深居内宫，毕竟寂寞无聊，哪及总兵官缨枪夹道威风。疆场厮杀，征尘裹袍，得胜还朝，万人敬仰，岂不更刺激？明武宗一向不安分守己，他认为礼法是人制定出来的，为皇帝、为皇权服务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为所欲为。
1514年正月乾清宫失火，武宗见到竟戏谑地说：“好一棚大煌火。”[5]烧掉一个宫殿算什么？博君一笑实难得。
图1-1-6 故宫乾清宫——乾清宫是明清皇帝居住的地方，当年明武宗称为“好一棚大煌火”的所在。
西门庆何尝不荒唐？西门庆狎李娇儿、李桂姐姑侄女；与仆佣老婆惠莲（来旺媳妇）、贲四嫂（贲四媳妇）、惠元（来爵媳妇）通奸；又与义子王三官的母亲林太太勾搭；在义弟花子虚在世时候，就与义弟媳妇李瓶儿有苟且之事。
管什么辈分？管什么纲常？西门大官人一人独尊，只要快活，礼义廉耻，全都被踢到一边。伦常是什么？是社会制定的一种礼制标准，以此约束人们的行为。而当时社会风尚不以违礼逾制为忤，大家都追求奢侈，无视伦理道德，正德帝身体力行，西门庆亦身体力行。西门庆风流成性，他的妻妾潘金莲之流，继承他衣钵的女婿陈经济又岂甘落后？在西门庆家中，长幼失序，尊卑混乱。人伦失序尤其表现在性的乱伦上。潘金莲不甘寂寞，偷养琴童；女婿陈经济与小丈母潘金莲在西门庆生前多次偷欢，死后更是大胆行奸，又将春梅拉入圈内，三人连坐一床公然宣淫。为追求性欲“丧尽廉耻之羞，忘掉人伦之限，不论纲常门第之规”[6]，这一切都与西门庆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荒淫的明武宗
在历代皇帝中，明武宗的荒淫也是出名的。为了淫乐建有豹房，内藏美女，日夜作乐。《明通鉴》卷四十二记载：“丙戌作豹房，上为群奄蛊惑，乃于西华门别构院御，筑宫殿而造密室，于两厢勾连栉列，命曰豹房。”
图1-1-7 豹房勇士牌——为了淫乐，明武宗建有豹房。何谓豹房？就是武宗淫乐的别墅，因在门口用铁笼子养了两只豹子，故名。豹房又称腾禧殿，每日豹房里笙箫管乐，恣意声色，武宗就在这里享受他的淫乐生活。
武宗对女人一向巧取豪夺，他看中的女人就非要弄到手。《明通鉴》卷四十七曰：“九月甲戌朔，车驾驻宣府，江彬营镇国府第，悉辇豹房。珍玩女御实其中，上遂忘归。时夜出，见高门大户，即驰入或索其妇女。富民率厚赂彬，以求免。军士樵苏不继，辄毁民房屋，以供爨，市肆萧然，白昼户闭。”为了自己的消遣，武宗可能闯进有钱人家，掠夺妇女以充后宫，[7]极其霸道。这导致民怨沸腾，良家妇女不敢上街，唯恐被武宗掠去。
西门庆与武宗如出一辙，对女人威逼利诱，哄骇诈骗，巧取豪夺。譬如一面许诺宋惠莲钱物，霸占了她；一面又设计陷害她的丈夫来旺，最后数顿栲拶遣还原籍徐州。对李瓶儿，先是骗取钱财，再是遗弃，当李瓶儿嫁给蒋竹山后，醋意大发，指使两个捣子冲砸药铺，逼李瓶儿就范，娶回李瓶儿却又冷落一旁，导致李瓶儿上吊自杀。为了霸占潘金莲，害死武大，贿赂官府，发配武松，手段极为狠毒。据统计，与西门庆发生性关系的女性有卓二姐、李娇儿、吴月娘、孙雪娥、潘金莲、孟玉楼、李桂姐、李瓶儿、春梅、迎春、郑爱月、林太太、王六儿、宋惠莲、贲四嫂、惠元等数十人。他还好男风，其荒淫程度不比武宗逊色。
西门庆家中的妻妾关系，呈现“以乱尊卑”的状态，“西门庆对妻妾的宠爱的天平砝码的支撑力，主要有两点：即利欲的获取和性欲的满足”[8]。潘金莲与王六儿都是以肉体媚术取悦西门庆的。这点与武宗宠爱女人的出发点是一致：女人只要有情趣，不论是否婚嫁，他都喜欢。
（三）好乐的明武宗
明武宗总是个不安分守己的皇帝，极好游乐。武宗立皇后不久，就不与皇后住在一起，反而宁愿和太监随从四处走动，骑马、射箭、角羝和音乐都曾让他高兴一阵，但是不久他就玩腻了，他开始化装离开皇城，在民间寻花问柳。
《明通鉴》卷四十一记载：“刘瑾、高凤等造作巧伪淫荡，上心击毬、走马、放鹰、逐犬，俳优杂剧错陈于前，至导万乘之尊与外人交易，狎昵媟亵无复礼体。日游不足，夜以继日，劳耗精神，亏损志德。”卷四十二记载：“日召教坊乐工入新宅承应。久之，乐工以承应不及，请檄取河南诸府乐户精技者，遣送入京教坊，人至者日以百计，群小见幸者趋承，自便不复入大内矣。”卷四十五记载：“庚子，上始微行，夜至教坊观乐。”
图1-1-8 皇宫乐器之龙鼓——鼓，被称为龙鼓，代表着皇权；龙象征着皇帝，龙专属帝王。宫廷乐队主要参与祭祀、庆典等重大活动，服务于政府，可是明武宗却将乐队之乐，用于他的声色犬马之中。朕乃一国之君、一国之主，可以将天下归为自己，享乐只能算是小菜一碟，武宗这种不顾国家、不管礼仪的做法和放荡不羁的性格，受到正统社会的抨击，因此被视为天下第一荒淫、荒唐的帝王。
西门庆亦与武宗一样：家里妻妾玩腻了，他要去行院嫖宿；妓女玩腻了，又要与官府家眷偷情。他走街逛巷，不断寻找新的刺激，亦念念不忘邀娼妓唱一曲剧目，再与小厮小优赏男风。
第68回，西门庆、应伯爵到丽春院郑爱月儿家中玩耍、唱曲，其淫乐之态，由此可见一斑。
迎接西门庆下了轿，进入客位内。西门庆分付不消吹打，止住鼓乐。……须臾，四个唱《西厢》妓女，多花枝招展、绣带飘飘出来。与西门庆磕头，一一都问了名姓。……安下乐器，吴银儿也上来，三个粉头一般儿坐在席傍，
着火盆，合着声音，启朱唇，露皓齿，词出佳人口，唱了套《中吕·粉蝶儿》“三弄梅花”，端的有裂石流云之响。唱毕，西门庆向伯爵说：“你落索她姐儿三个唱，你也下来酬他一杯儿。”……西门庆与吴银儿用十二个骰儿抢红，下边四个妓女拿乐器弹唱。饮过一巡，吴银儿却转过来与温秀才、伯爵抢红，爱月儿却来西门庆席上递酒猜枚。须臾过去，爱月儿近前与西门庆抢红，吴银儿却往下席递李三、黄四酒。
（西门庆与郑爱月去室内行事）当下伯爵拿大钟斟上暖酒，众人陪西门庆吃。四个妓女拿乐器弹唱。……这西门庆也不坐，陪众人执杯立饮，分付四个妓女：“你再唱个‘一见娇羞’我听。”那韩消愁儿道：“俺们会唱。”于是拿起琵琶来，款放娇声，拿腔唱道。
与一群帮闲人物，狎妓喝花酒，唱曲娱乐，酒助淫兴、淫借助劲，放荡无拘，这才是西门庆酒色一体的本色。
（四）喜商的明武宗
《明通鉴》卷四十二记载：“初上令内侍仿设廛肆，身衣估人衣与贸易，持簿握筹，喧嚷不相下。更令作市正调和之拥至廊下、家廊下、家者，中官于永巷所张酒肆者也。坐当垆妇其中，上至杂出牵衣，蜂簇而入，醉即宿其处。杨守随前疏所谓亲商贾者之为者，以此至是既作豹房，朝夕处其中，称之曰新宅。”
《明通鉴》卷四十六还记载，武宗“毁二坊民居，造皇店酒肆”。明代国家和皇室不仅掌握和经营大量土地，即皇庄、宫庄之类，同时也掌握大量店铺，即官店、皇店。
官店自明初即已设立，明代的官店和官田一样，可以由皇帝任意赏赐给皇亲贵族，或是将某些官店委托亲信太监掌管，正如《宛暑杂记》所记述：“各廊店房类属勋戚家中及中常侍。”明代的官店到了武宗时期，大多改为皇店。武宗时设置皇店的范围相当广，《明武宗实录》记录东北包括山海关、广宁、辽阳等处，西边则包括大同、宣府，此外，京师九门外、通州张家湾、卢沟桥、河西务、山东临清一带都有皇店。
皇店的设立始于正德八年（1513），徐学聚《国朝典纪》云：“八年四月，诏开设皇店。”皇店的设立出于太监于经的倡议，后经武宗同意实行，正德十五年（1520）十二月乙酉，“太监于经等得幸豹房，诱上以财利创开各处皇店，榷敛商货”；至正德十六年（1521），“每岁额进八万（两），皆为己有，创寺置庄，动数十万，暴殄奢侈，乃前此所未有者”。
皇店大多设在交通要道，夏言《勘报皇庄疏》：“起盖房屋，则驾搭桥梁，则擅立关隘”，“今奸佞之徒，假之以侵夺民田，则名其庄曰皇庄；假之以罔求市利，则名其店曰皇店；又其甚者，假以阻壤盐法，则以所贩之盐，名为皇盐”。[9]当时皇店每年尚以“额进八万”或“岁征数万两”的巨额剥削，榷利扰民。另外，“开皇店，放皇债”，用放高利贷的方法“贻害于地方”，获取暴利。
西门庆以经商而暴富，他精于买卖，不仅开生药铺，又陆续开了缎子铺、绸缎铺、当铺，“外边江湖又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蜡”，生意越做越大，由一个破落户，在短短几年内迅速成为一个拥有万贯家私的巨商。西门庆致富，一是因为他的商业经营术，他用的是长途贩运和设店经营，即行商和坐贾兼而有之的方法，直接从产地采购，中间不经过客贩，获利就更可观。[10]二是西门庆商店具有皇店性质，巧取豪夺。他开设生药铺，独家经营，也不容他人染指，砸蒋竹山药铺就是一例。贩盐引，低价进货，高价出售。而且，他所购置的货物，一向得到官家的开恩，十税只需交纳一二，逃税漏税，其商品成本大大降低，比一般店家更具竞争力。三是西门庆通过婚姻等手段，从妻妾手中得到了巨额的陪嫁，家产富有。四是西门庆具有特殊权势，专横跋扈，与武宗一样，“放吏债”（第7回），牟取暴利。
（五）崇佛的明武宗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云：“武宗极喜佛教，自列西番僧呗唱无异。至托大庆法王，铸印赐诰命。”
《明通鉴》卷四十六记载：“上崇信西僧，常袭其衣服，演法内厂，有绰吉我些儿者，出入豹房，有宠，遂封大德法王。至是遣其徒二人还乌斯藏，请给国师诰命。”卷四十五记载：“今乃于西华门豹房之地，建护国佛寺，延请番僧，日与起处。”卷四十六记载：“己酉命司设监太监刘允往乌斯藏，赉送番贡等物。时左右言：西域胡僧能知三世，上人谓之活佛。上欣然欲一见之，命查永宣间侯显入番故事，遣允乘传往迎。”
武宗崇佛，广置佛寺，招番僧入后宫，淫乱秽恶之事无所不为。因此，在正德朝，佛教盛行，市井巷尾纵谈房闱之事，不以为耻。
佛教在《金瓶梅》中颇多反映。吴晗先生曾指出：“以全书论，仍是以佛教因果轮回天堂地狱的思想做骨干。”[11]日本学者志村良治先生也认为：《金瓶梅》故事情节是“根据恶有恶报这种佛教的因果之理来构筑的”[12]。
佛教思想与意识贯穿全书，第39回、51回、74回、100回的佛教“宣卷”（讲述因果的说唱故事），第57回、88回，进行布施，修筑寺院等情节，无一不反映出佛教的盛行。不过，周钧韬等学者持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金瓶梅》反映的是道教得势，佛教被贬，并以书中佛教和尚受到贬骂加以佐证。[13]笔者不敢苟同。书中确有烧夫灵和尚听淫声的章节，对和尚有讥讽，但是更有道士金宗名有鸡奸行为，碧霞宫道士石伯才是贪财好色之辈，“专一藏奸蓄诈”，“赚诱妇女，任意奸淫”的情节，说明道士的作风比和尚更加败坏。再者作者骂佛咒道，只是其个人好恶，并不一定标志佛道的得势或被贬。《金瓶梅》中更多的章节和情节是对道教和道士的无情批驳。
《金瓶梅》中屡有番僧出现。西门庆在永福寺见到一个云游的和尚，“生的豹头凹眼，色若紫肝”，乃西域天竺国密松林齐腰峰寒庭寺下来的胡僧（第49回）。永福寺的长老，原来是西印度出身的和尚（第57回）。李瓶儿出殡更是青睐西门外宝庆寺的赵喇嘛，请来念番经（第65回）。
胡僧、番僧的一再出现，说明西门庆确实常与这些外国和尚来往，暗合武宗延请番僧之事。武宗设佛教为国教，国佛也即武宗之佛，“西门外宝庆寺”，不是可理解为“西门庆宝寺”吗？难道是偶然巧合？西门庆将胡僧引至家中，盛情款待，求取房中之药，以身试用，与武宗屡将番僧请入后宫，演习房中术，何其相似。
三 太监得势权倾一时
《金瓶梅》反映的年代正是太监得势的明代。武宗正德朝，刘瑾、谷大用得宠，权倾一时，炙手可热。
图1-1-9 明代太监塑像——明太祖对太监干预朝政有禁令，立有戒牌。明前期还能遵循，明中期已名存实亡。
武宗即位不久，刘瑾就全面负责宫廷娱乐，如宫中的舞蹈、角羝、乐队等，使年轻的皇帝对国事不感兴趣，渐渐将国事托付给刘瑾。正德元年（1506）六月，刘瑾被授予检查监督京师守军的职权。[14]刘瑾权盛之时，内阁大学士都要跪在他的面前办公。在刘瑾眼中，内阁大学士是皇帝的奴仆，也是大太监的奴仆。
第31回，西门庆为金吾卫副千户，宦官刘公公、薛公公前来道贺。“忽报刘公公、薛公公来了。慌的西门庆穿上衣，仪门迎接。二位内相坐四人轿，穿过肩蟒，缨枪队，喝道而至。西门庆先让至大厅上，拜见叙礼，接茶。落后周守备、荆都监、夏提刑等众武官，都是锦绣服，藤棍大扇，军牢喝道，僚掾跟随。”西门庆先把盏让座次，“二位老太监齿德俱尊。常言：三岁内宦，居于王公之上，这个自然首座，何消泛讲”。于是，刘内相居左，薛内相居右。
缨枪，在明中叶是一种先进的武器，只有重要兵镇才配备，如蓟镇总兵戚继光。万历年间首辅、三朝元老张居正，于1578年回江陵办理父亲张文明丧事，坐了32人的大轿，总兵戚继光调枪手护送，才享用了“缨枪夹道”之待遇。刘公公、薛公公不过是管皇庄、管砖厂木的低级太监，却也如此耀武扬威。这说明：第一，众武官尽管“藤棍大扇，军牢喝道”，大摆威风，却仍不及太监“穿过肩蟒，缨枪队，喝道而至”气派。第二，众武官对太监的态度也十分恭谦，近乎肉麻，“一个管皇庄和造砖的内使，声势便煊赫到如此，在宴会时座次在地方军政长官之上”[15]，小太监尚且如此，大太监的威势可想而知。第三，西门庆一向唯我独尊，天不怕地不怕，见了太监却客气多了，可见太监权势之大。
宦官是皇帝的内当家，宫中大事小事全仰仗他们，他们可以穿越深宫，日夜陪伴君王，因此，他们对皇帝的影响最大。这导致宦官得势时可以左右皇帝。明武宗是靠太监的帮助登上皇位的，他对太监就尤为依靠。宦官专权，太监招摇过市，在正德朝就不足为奇了。
四 社会不以贪污为耻
明代的贿赂、贪污现象非常普遍。嘉、隆以前，社会尚指斥贪污为不道德；嘉、隆以后，则社会指斥不贪污为无能。明中叶以降，君纲日坏，贪污贿赂屡见不鲜。
《明史·焦芳传》《明史·江彬传》记载：武宗正德朝刘瑾、江彬、焦芳彼此勾结，公然纳贿，权害天下。武宗信任刘瑾，上下交征，竟成贿赂世界。《明史·刘瑾传》记载：“瑾故急贿，凡入觐见使者，官皆有厚献，给事中周钥堪事归，以无金自杀。”“今天下巡抚入京受敕输瑾贿，延绥巡抚刘宇不至，逮下狱。宣府巡抚陆完后至，几得罪。既赂乃令试职视事。都指挥以下求迁者，瑾第书片纸曰某授某官，兵部即奉行不敢复奏。边将失律，赂入即不问，有反升擢者。”刘瑾收了贿赂，一个批条就代替了兵部的任命书，无钱贿赂者被逼自杀或被逮捕，行贿赂者则可免罪，甚至升官。
贿赂、贪污在《金瓶梅》中司空见惯，比比皆是。
第17回，北敌犯边，抢过雄州地界，兵部王尚书不发人马，贻误军机，累及东京十万禁军提督杨戬，被科道官参劾，拿下南军监禁，合同三法司审问。西门庆亲家陈洪等人亦要发边卫充军。西门庆打点金银珠宝，派人到东京打听消息，走蔡太师门路，以500两银子的代价将他的姓名划掉，逃过一劫。
苗青杀主，托王六儿行贿西门庆。西门庆贪赃枉法，会同夏提刑只将陈三、翁八问斩，真正的元凶苗青却逍遥法外。
黄四小舅子杀人，是通过向西门庆行贿，得以逃避法律制裁。法律是他们交易的筹码，有钱有势就可以左右法律天平的倾斜，为他们肮脏勾当充当保护伞。
宋御史、蔡状元，以及右相李邦彦、太师蔡京，哪个不是纳贿高手，枉法行家。蔡太师寿诞之日，贪官污吏齐集太师府争先恐后将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孝敬太师，谁的礼厚，谁就能得到太师的垂爱，青云直上，西门庆就是在这种场合下，成为蔡太师的义子，开始了他更加为所欲为，鱼肉百姓的行为。
1508年，刘瑾开始对任何触犯他的官员科以大量罚款，“连那些普遍被认为很有节操的人也开始贿赂他，以便避免罚款”[16]。正不压邪，污吏一手遮天，索贿行赂，贪污腐败，已成为正德朝的一种社会风气，侵入了社会的整个肌体。
五 衰亡的王朝，没落的家族
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纵欲而死，年仅30岁。朱元璋打下的江山，经过明武宗的一番折腾，元气大伤，此后虽然出现了张居正这样的一代名相，使明朝统治维持了一百多年，但毕竟已经日暮穷途了。西门庆也因纵欲而亡，年仅33岁。西门庆死了，辉煌的大厦被抽掉了擎天柱，树倒猢狲散，西门庆家族走向了没落。孟玉楼、李瓶儿改嫁，潘金莲被逐，庞春梅外嫁；狮子街丝锦铺关了，缎铺甘伙计、崔本各辞归家；韩道国席卷货物一走了之，来保欺主背恩，只剩下正室吴月娘带着西门庆遗腹子孝哥，小厮玳安，勉强支撑。
明武宗荒淫的一生，没有留下哲嗣，殁后，皇位由兴献王之子朱厚熜（即明世宗嘉靖皇帝）继承。西门庆放荡一世，嫡亲子官哥被猫吓死，遗腹子孝哥托身佛门，剩下的家业只好由小厮玳安代为打理。玳安被吴月娘收为义子，改名西门安，被称为西门小官人。
衰亡的王朝，没落的家族，一大一小，都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金瓶梅》是一部伟大的写实小说，从一个家庭的兴衰，由小喻大，写出了亡国之鉴的社会世情。《金瓶梅》对现实的不满，对社会的揭露，对皇权的抨击，“表现出‘世纪末’的最荒唐的社会景象”[17]。
自《金瓶梅》以后，传统写法被打破。
自《金瓶梅》以后，皇帝老儿也可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