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化薪火的相传与价值重建的镜鉴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同属于东亚文化圈，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以孔子及儒教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传入日本，造就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辉煌时期。孔子及其学说在传入日本之后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几乎构成了日本明治时代之前文明史的核心内容。不过，随着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晚清帝国的没落，日本转而成了近代中国学习的榜样。中国不断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学习日本的近代文明。其中，鲁迅就是在清末随着留学东洋的浪潮而到日本留学的。
在日本留学时期，鲁迅正处在探寻人生新路和求知欲望最为强烈的青年时代，日本的崭新体验自然使其受到异域文化的强烈冲击。正是在日本，鲁迅弃医从文走上了文艺救国之路。在留学期间，日本明治时代的文化氛围及文学风潮使鲁迅格外重视文学的独特精神价值。他不仅与“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34]尼采产生了精神上的相遇，也接触到雨果、托尔斯泰等著名世界文豪的作品。他思想的定型和文学意识的诞生都是在日本完成的，其中尤其是其个性主义的思想主张和“改造国民性”文学主题的形成与日本有莫大的关系。在后来回忆为什么会做起小说来时，鲁迅就曾说，自己当初并没有看过“小说作法”之类的书，但是在介绍和翻译外国文学时曾看过包括日本小说在内的很多短篇小说。他说：“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和波兰的显克微支（Siekiewit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35]鲁迅对夏目漱石极为推崇，他不仅翻译和介绍过夏目漱石的小说，还称其“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36]，可见夏目漱石对鲁迅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此外，鲁迅还受到森鸥外、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芥川龙之介、菊池宽等日本近代作家的影响。可以说，留日期间鲁迅接触过大量的日本文学，其后来的文学创作自然也深受日本文学的影响，而鲁迅一生也有着深深的“日本情结”。
作家鲁迅的诞生、成长与日本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就使得许多日本人将作家鲁迅视为日本文化孕育的结果，也使得他在日本很容易被认同和接受。因此，就鲁迅在域外的传播而言，日本既是受鲁迅影响最大的国家，同时也是最早传播鲁迅的国家。早在1909年，当鲁迅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留日学生时，东京的刊物《日本与日本人》第508号“文艺杂事”栏，便刊载了当时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翻译、出版的消息，而这也成了鲁迅在海外媒体上的首次出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鲁迅正式走上文坛后，很快引起了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学者的关注。在1920年，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支那学》月刊上称鲁迅是一位“有远大前程的作家”“他的《狂人日记》（《新青年》第四卷第五期）描写了一个迫害狂的惊怖的幻觉，从而踏入了中国小说家迄今未能涉足的境地”[37]。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直至二战前，随着鲁迅在中国新文学中地位的确立和影响的扩大，丸山昏迷、清水安三、山上正义（林守仁）、佐藤春夫、增田涉、小田岳夫等人也展开了对鲁迅著作的翻译和鲁迅生平的介绍，鲁迅及其作品便开始在日本有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日本学者竹内实就指出：“鲁迅的作品，首先是在期待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过程中，被提及和介绍到日本来的。后来，他又因为是东洋作家而受到关注。”[38]在1930年，东京岩波书店推出了佐藤春夫、增田涉翻译的《鲁迅全集》，改造社也出版了《大鲁迅全集》。鲁迅的东洋作家身份使他在日本备受关注，特别是1936年鲁迅的逝世在日本引起了广泛关注，不仅日本媒体有大量的报道，许多日本作家也表达了他们的悼念之情。而随着改造社的《大鲁迅全集》、小田岳夫的《鲁迅传》和竹内好的《鲁迅》等相继出版，鲁迅作品在日本读者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这也为战后日本兴起研究和传播鲁迅文学的热潮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就中日文学交流而言，自近现代以来，中日文坛的交往密切，形成了互为影响的局面，特别是鲁迅与日本作家、文人和学者的互动往来，使其作品在日本被同步译介和广泛传播。而到了战后时期，日本兴起了“中国学”，日本知识界开始关注近现代以来中国的民族革命问题，关注鲁迅及其文学，于是就兴起了所谓的“鲁迅热”。以日本侵华战争为界，战前日本文化界普遍都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崇拜，但非常歧视近代之后中国的贫弱和落后。然而到了日本战败之后，日本文化界一部分文化人士在反省日本自身问题的同时，对革命成功后的新中国充满了向往，自然他们也非常关注“革命中国”的“政治权威”毛泽东和“文化权威”鲁迅等现代中国的杰出人物。与战前日本对中国古典文化领域的聚焦不同，战后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则在鲁迅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在战后日本，鲁迅被日本各阶层广泛接受和传播，原因之一就在于鲁迅的留日经历和自身的历史价值而使得日本国民对他具有特殊的“亲近感”和“吸引力”。对于善于吸收外国文化的日本民族来说，鲁迅在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的参照系而被吸收或引进时，具有以下双重优势：一是与世界各国，尤其是与欧美等国相比，鲁迅作为东方文化的典型代表更易于被理解，也更易于被吸纳来构建日本自身的文化观念体系；二是与中国近现代的各类杰出人物相比，鲁迅曾有过7年留学日本的经历，他对日本民族有着自己的认识，对日本文化也有着深刻的理解，因而鲁迅更容易受到日本人的亲近和认同，也更容易接受和消化。日本学者藤井省三教授就多次指出，鲁迅“虽然是外国的文学家，但在现代日本是作为国民文学来对待，被人们接受的”。[39]鲁迅被称为“国民作家”，其创作被视为国民文学，足见战后日本国民对鲁迅的文化亲近感和对鲁迅作品阅读的普遍性。可以说，鲁迅是日本国民最认可的中国现代作家，也对战后日本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而池田大作对鲁迅的接受也正是在战后日本文化语境中接触鲁迅、阅读鲁迅，并进而传播鲁迅的。
作为著名的宗教家、思想家和文学家，池田大作总是不断地从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世界文化中汲取思想精华。他说：“无论是《离骚》的大诗人屈原，还是呼叹‘天道是耶非耶’的司马迁，以及《兵车行》的杜甫，近代的鲁迅，都是我所爱好的文学家。”[40]正因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他对中国一向秉持仰慕和感激之情，并发出“对日本人来说，中国是何等的‘文化大恩之国’啊”[41]的感叹。他说：“对我们日本人来说，中国一千数百年来一直是我们文化、思想、教养、学术的老师和老前辈……就我个人来说，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永远是取之不竭的源泉，是给予我们莫大恩惠的丰富的精神文明的海洋……我的老师，创价学会第二代会长户田城圣先生，当年在教育包括我在内的青年们时，就经常运用中国的古典文学；而且在教导人生的生活态度和作为一个人的道理时，经常举中国的伟大人物为例。”[42]
池田大作也经常将鲁迅与日本的一些文化名人进行比较，探寻他们之间的师承与联系。无论是鲁迅与夏目漱石、鲁迅与牧口常三郎，还是鲁迅与藤野严九郎、鲁迅与增田涉，池田大作将他们放在一起来探讨，就是为了从鲁迅那里获得一种中日文化同质化的认同感。比如，对于鲁迅和夏目漱石，池田大作敏锐地注意到他们不仅在外在形体上有明显的共同之处，而且在精神气质上也有着明显的相通。他说：“奇妙的是，我感到漱石与鲁迅面貌极为相似：留着胡子、面目端正、浓黑的眉毛、正视事物的眼睛。这种眼睛大概就是探索人的内心世界与自然的奥秘的眼睛吧！”[43]
置身中日互为影响的文化语境中，池田大作在谈及鲁迅与日本的渊源时，常常提及藤野严九郎对鲁迅的影响，以及鲁迅对他的日本弟子增田涉的影响。鲁迅曾有过7年留学日本的经历，这一段异国经历与体验对他后来成为一名具有世界声誉的作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藤野严九郎是给他影响最大的老师之一。鲁迅说：“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44]对于藤野严九郎与鲁迅之间这段薪火相传的师生之谊，池田大作指出：“老师是自己最艰难时的支撑，是把自己引上正道的存在。对于鲁迅先生来说，就是藤野先生。理想的师徒关系，可以为人生带来无限的勇气。”[45]池田大作特别看重鲁迅将恩师藤野严九郎尊为“人生之师”这一举动，他说：“鲁迅先生学成归国后，把老师的照片郑重地悬挂在书房的墙壁上。每当他疲惫搁笔时，只要看到老师的照片，便会激发良心、鼓起勇气，不断写下攻击论敌的文章。”[46]在池田大作看来，“老师是楷模，是指南针，更是灿烂的太阳，是夜空中闪耀的北斗星。心中有老师的人生就不会有迷惑和犹豫。”[47]同样，关于鲁迅在中日文化交流坐标上的文化薪火相传，池田大作也常常提到鲁迅对日本弟子增田涉的无私关爱，他认为鲁迅与日本弟子增田涉的交往也是中日友好交流的一段佳话。增田涉是鲁迅最有名的日本弟子，他曾向鲁迅长期请教《中国小说史》的相关问题，在日常交往中与鲁迅有过较长时间的接触，鲁迅的人格魅力让他非常折服。他说：“就我个人来说，直到现在所接触过的人——当然日本人也算在内，和鲁迅比起来，在为人上我最尊敬他，对他感到亲爱。这我多次对人说过，现在还是这样想。”[48]为了继承这些开拓中日友好之路的先哲们的遗愿，池田大作一直非常努力地用实际行动来维护和促进日本和中国文化交流的发展。他不仅在日本通过文学、展览和讲座来传播鲁迅以推动中日文化的交流，而且还继承了鲁迅精神来推动中日间的交流。早在1975年，池田大作就在他所创办的创价大学接收了6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去往日本的留学生。对池田大作来说，他希望像鲁迅留学日本时和老师藤野严九郎之间温暖的交流一样，在创价大学师生和中国留学生之间也能培育出美好的友情。
从中日互为影响的文化渊源来看，池田大作除了谈到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与藤野严九郎“暖人肺腑的交流”[49]，他也常常提到鲁迅就读东京弘文学院时，创价学会首任会长牧口常三郎先生与中国留学生“心心相印的交流”[50]。鲁迅在东京弘文学院的求学与创价学会创始人牧口常三郎在弘文学院的任教，也让池田大作从他们的思想上找到了契合与相通。鲁迅1902年来到日本留学，最初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文。1904年2月，创价学会创始人牧口常三郎开始在弘文学院讲授地理课，而鲁迅在1904年4月才离开弘文学院去仙台学医。这期间，他们在东京弘文学院有两个月的重叠期。而鲁迅或许和牧口常三郎有过交往，或许也听过他的课。池田大作一直对他们师生两人在这两个月重叠时间里有什么具体来往，有什么样的精神交流非常关注。他说：“在弘文学院这个舞台上，两人的足迹有两个来月重叠。那时牧口先生三十二岁，青年鲁迅二十三岁，年龄相差十岁。他们之间有什么接点，有什么交流，这段历史令人饶感兴趣。”[51]其实，在牧口常三郎到弘文学院授课的前两个月，由浙江籍中国留学生创办的刊物《浙江潮》1903年11月号上同期刊登了牧口常三郎的文章《植物与人生的关系》和鲁迅译写的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下一期上又同期刊登了牧口常三郎的《植物与人生的关系》续篇以及《地人学》和鲁迅的翻译作品《地底旅行》。而且，牧口常三郎在弘文学院授课前半年已经出版了他的代表作《人生地理学》，这本著作将地理学与人生问题结合起来，而且赞赏古代中国向日本传来文化的恩义，强调团结的力量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性。这种思路和观点与鲁迅当时的心情和想法是非常吻合的，所以池田大作经常将鲁迅和牧口常三郎联系到一起。他说：“值得注目的是鲁迅先生在月刊《浙江潮》上强烈诉求团结起来的必要性，说中国不能像一盘散沙。牧口先生很早就在《人生地理学》中主张中国向日本传来文化的恩义，也强调‘团结的气力’对这个邻国的未来很重要。民众啊，团结起来！发展的关键即在于此——这就是青年鲁迅和牧口先生的共识。”[52]在鲁迅与牧口常三郎身上，池田大作认为他们有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缘分”[53]，而且还发现了他们在思想上存在一种共通性。对于鲁迅的精神追求，池田大作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创价学会的精神导师、创价学会之父牧口常三郎。他说：“每当想到鲁迅先生，我心里就浮现慈爱正义的教育家、创价教育之父牧口常三郎先生的身影。”[54]
可以说，中日之间一衣带水，中日文化一直在两国间薪火相传，互相影响，共同熔铸并造就了鲁迅和池田大作这两位文化巨人。鲁迅在东京、仙台等地深受嘉纳治五郎、藤野严九郎等日本现代文化人士的影响，而池田大作又深受鲁迅影响，这些正是中日两国文化相互影响下薪火相传的表征。池田大作总是不断地探寻鲁迅与牧口常三郎、藤野严九郎等先哲们内在思想和精神的相通之处，并在他们那里获得了深深的启示。有学者就指出：“对牧口的尊崇，对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视，尤其是当池田大作要为创价学会的精神原则与中国当代文化形态之间的沟通寻找一座桥梁时，作为中国新文化的方向、中国新文学的旗手的鲁迅也就当之无愧地成为池田大作的最合适的选择。”[55]正是在鲁迅与藤野严九郎、牧口常三郎等日本人士之间的交流和缘分的巨大影响下，池田大作不断借用鲁迅与日本文化渊源的事例来倡导多元文化的交融，并号召沿着鲁迅与藤野严九郎、牧口常三郎等先贤们所建立的中日“永远友好的金桥”前进。而池田大作也以中日友好使者的身份一直用实际行动来继承鲁迅与藤野严九郎、牧口常三郎等先哲的文化交流精神，并与爱好和平的人们一道，积极推动日中友好和世界和平，延续中日文化互相交流的传统，同时也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