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清末民初民间经济外交意识产生的背景

20世纪初期，民间经济外交意识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具有其特定的国际、国内时代背景。

一 国际背景

从国际背景来看，进入19世纪70年代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陆续爆发了1873年、1882年、1890年、1900年和1907年 5次经济危机，对外扩张的需求日益发展。而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对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来说，有着巨大的诱惑力。自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迫使中国打开了对外贸易的大门以来，帝国主义国家不惜一切代价，用各种手段来扩大对华贸易。为进一步占有中国市场，作为产品倾销地，认为有必要推进组织化的行动，随后通过商会实地考察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从考察的实施方和推动方来看，有时是官方的，有时是民间的，还有官民相结合的形式。这些活动虽然多多少少与官方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由各国大商会自身组织发起的活动还是较多的。考察过程中，主要的接触对象是中国的一些经济团体和工商实业界人士。外国商人通过考察，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情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且产生了加强交流的意愿。中国商人通过与外国商会、商人组织的交流，不但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态势有了初步了解，同时也认识了自身的不足，因此，希望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多了解世界的开放观念发生了较大改变。随着开放观念的转变，引发了中国商人对自身社会身份的认识，促使商人组织展开了对社会身份与国家发展之间的相关性的思考，并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商人组织对外发展观念的初步形成。外国商会为配合本国政府对华的经济和政治扩张的目的，一边增加在华企业的数量，一边扩大在华企业业务发展的规模。同时，为了进一步扩大自身利益，还瞅准时机陆续在广州、上海、香港、天津等重要的通商口岸成立了本国商会。中国商会成立于1904年，在此之前，外商在华已经成立了6个商会。到1923年，在华洋商商会数量多达61个。外商通过这些在华商会组织，一方面提高与中国政商界的交涉能力，保护在华商务的利益；另一方面通过与驻华外交使节的联络，配合本国政府的对华经济扩张目的。如1834年英国商人在广州设立了第一个洋商商会，明确成立目的是为了“力图强制打开中国门户之时确保行动一致”。^[1]1847年，各国商人在上海成立了上海洋商总商会，章程规定“以保护商业的总体利益为宗旨”，“中心联络所或协调机构的地位，并可随时将所征集的有关各国商业利益的意见向中国政府和各国驻华使节们反映”。^[2]

通过与外国商会的交流、商务合作以及商务竞争，中国商会对外国商会的内部运行情况也渐趋熟悉，针对对方的意图，做出应对策略，或推行合作关系，或展开竞争斗争关系。如中国商会和外国商会的互访，扩大了彼此间的商务合作空间；但当在遇到对中国不利或危及自身利益的情况时，又与之展开斗争，如中国商会领导并参与的一系列的商人抵制洋货运动、力争关税自主的运动等。

二 国内背景

从国内背景来看，中国商会的成立为民间经济外交的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在政府的劝导下，1904年成立了上海商务总会，后来中国各地又相继成立了地方商会。商会的成立，反映了政府和商人各自的意图。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政府劝办商会的目的在于消除官商隔阂，以振兴商务而广开财源。但为了维护自身统治的专有性，又禁止商会参与政治、外交等国家大事，推行“在商言商”“政经分离”原则。对商人来讲，成立商会的目的，不仅仅停留于通过“联商”“振商”来有效维护商人自身的经济利益，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商会组织增强商人的社会影响力，扩大谋求自主的权利，提高参政地位。

晚清，政府又提出了“振兴工商”“预备立宪”的新政策，这与商会发展经济、扩大商权的要求相契合。商会对于政府的“预备立宪”多表示出合作的态度，在积极协助预备立宪的基础上呼吁广大国民“合全国人民之精神才智，急追急起，并日兼营”。^[3]虽然政府和商人有了上述契合点，但由于双方的终极目的不一致，经济、政治矛盾也日趋激化。政府“振兴工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为了财政收入的增加做出了侵夺商利等损害商人利益的行为。商会的“振兴工商”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发展商人的经济利益。商人积极拥护的“预备立宪”与“合全国人民之精神才智”背道而驰，最终却是以“皇族内阁”而告终，这彻底浇灭了商人参政愿望的火花。因此，商会通过其经济行为来表达对政府的反抗，如商会领导并参与了一系列的商人抗捐抗税斗争、收回利权运动等。

时至北洋政府时期，政权极度不稳，财政恶化，政府甚至为获取政治借款，做出了出卖国家主权的行为。作为一国政府不能有效地行使职权来保护本国主权和尊严的情况下，国民通过集体的力量来捍卫主权的尊严，捍卫自身的权利尤为重要。可以说，这一时期，民间外交是国家外交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商会等商人组织为主体，通过非官方的经济行为的民间外交活动显得日益频繁，在一定程度上，依靠自身的力量为维护国家主权做出了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