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通过水陆路移居中南半岛各国的其他华侨移民

上面在阐析联通中南半岛的水路通道中，已经不同程度地提到活跃在各条交通线上汉族和少数民族（回族为主）华侨。他们主要是商人，是各条交通线的主人，也是各条交通线的开拓者、维修工和清道夫，为各条交通线的畅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此外，历代还有很多中国人通过各条交通线来到中南半岛各国。一般来说，这一部分华侨多是定居者，也有一部分就是各条交通线上的商人。但不论何者，他们都与各条水路通道存在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关系。下面且分国别对这些华侨历史上移民居住国的情况做一概析。

越南自吴朝起，先后历经丁、前黎、李、陈、后黎、阮氏7个王朝，都接收了大量华侨（越南独立前他们应为中国的国内移民）。但如果把越南隶属中国时期的历史也算在内的话，越南可以说是亚洲接收中国移民最早的地区之一（仅次于朝鲜半岛），从中国对外移民密度（包括迁移时间密度和目的地居住密度）来看，越南也应算是最高的国家。唐代晚期特别是南宋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东南沿海省份地少人多，谋生日益困难，加上越南等地地广人稀，谋生较易，中国北方民众遂相率南下，前来开发。与之相关联，同中国南方山水相连、自然环境相似、民俗相通的越南，便成为中国移民的目的地。当然，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原板荡，民不聊生，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越南则相对安定，衣食无忧，移居人数遂有增无减。

到了明末清初，前明遗民和抗清志士、破产商人、手工业者以及没有土地或者失去土地的农民、被掠为仆或者为奴的中国边民、中国战俘，还有少量贩卖到越南的贫困人口等，构成了当时中国移民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整个清代，小商小贩、无地少地的农民等纷纷逃亡越南，数量不少。他们主要来自中国沿海和江南数省，但主要是广东和福建两省为主；与此同时，与越南、老挝接壤的广西和云南两省民众也有因避战乱、逃避苛捐杂税与抓壮丁、为了谋生而从陆路移居越南，有一部分也移居中南半岛其他国家。不过他们的人数比广东、福建少得多。中国边民也有被越南军队掠夺到越南做仆人或者奴隶的。另外，一定数量的中国战俘也是中国移民的一个重要来源。

应指出，越南接收的上述中国移民中，包括大量的“明乡”人，即明亡后誓不臣清的前明大小军政官员及其家属，还有不少不见容于或不屑于效忠新政权的士人也挟囊流寓越南。越南对明乡人的安置始于康熙七年（南明永历三年，1650）前后。首先是在会安建立明香（Minh Huong）社以维持“明朝香火”。1700年，阮主在南圻设置嘉定府，“以清人来商居镇边者，立为清河社；居藩镇者，立为明香社，于是清商居人悉为编户矣”。^[29]

如此多类型和数量不等的移民，相率入越，蔚为大观，也为别的国家所没有。清代移民越南的华侨所从事的职业之广，不仅在东南亚地区，就是放在世界上有华侨的地方，都称得上首屈一指。毫不夸张地说，当时举凡越南当地人所从事的职业，几乎都可找到华侨的身影，甚至当地越南人所不愿意，或曰无法从事的职业（如开矿），也有华侨的身影。举例来说，有到越南边隅地带从事有组织的农业开发的“军转农”移民（南来明朝武装入越后被安置到当地从事农业开荒），有自发前往越南边地从事耕垦的华侨农民，有到越南北部边地务农、经商而自食其力的中国边民，有到越南边地采矿因而在越南定居下来的移民，还有断断续续到越南各地经商者，等等，不一而足。这几类移民都是主动到越南去的。清代还有中国内地民人和已流寓越南的华侨应当地招募而从事某种职业。有关这一类移民的记载较少，人数多少也难以论定，他们多属群体移民。^[30]此外，进入官场、军队等外籍人很难插足的领域的华侨也不乏其人。当然，他们在华侨群体中所占的比例肯定少之又少，也来之不易，在越南官僚队伍中肯定是凤毛麟角。不过，在古代世界华侨史上，这种情况恐怕为越南所独有。实际上，从清初开始，中国沿海商民通过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非法”出境前往越南的现象就已逐渐常态化了。

上述各类型移民中，还有一部分是越南当局专招前去从事某种职业的。这类华侨中，最大批量的，就是从18世纪初开始在越南北部地区应越南当局招徕而来开矿的华工。当时，来自中国很多省份的华侨矿工，纷纷携资纷至沓来，“急走夷厂”。一时间，华侨矿厂遍布越北山区。大部分矿工应是通过一传十、十传百的方式结伴而来的。他们在越南矿厂的生活习俗与其家乡毫无二致，所需的生活用品也多从中国带来，或向华侨商人购得。这样，他们在矿区的生活就可以完全自足，没有必要依赖居住地的越南社会，形成一个迥异于并独立于周边越南居民的华侨社会。这类由矿业发展而成的华侨社会在越北地带延续了百余年之久。

此外，19世纪60年代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清政府调集重兵，围剿活跃于两广地区的各支天地会武装和太平军余部。为躲避清军剿杀，反清武装开始陆续通过中越边境的天然通道流入越南北部地区，成为新的华侨群体。从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中法战争结束的20年中，形成了清代华侨移民越南的另一次高峰期。据粗略估计，中法战争前，仅活动在越北各地的天地会武装有153股，数以万计。^[31]这段时期入越的华侨，大致包括以下几类人群：一是两广天地会武装；二是太平天国余部；三是刘永福回国招募的兵勇和入越的黑旗军家属；四是冯子材裁汰的部分兵勇；五是随李扬才叛乱入越的民众。他们的移民基本上是一次性的，即有去无回的。移民过程一般断断续续，但却是多段路程接驳起来的。

华侨在越南居住之初建立起自治性的社会制度，传承中华文化，而且在后来潜移默化对居住地的当地民族产生影响，是非常重要的。越南人是一个趋向于群体居住的民族，大家喜欢聚居在一起，同一个村庄，就如一个大家庭，不分彼此。越南历史上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很深，按照氏族建村集中居住，就是传统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华人在家乡本来就是如此，到了越南，遇到了在居住方式上大同小异的民族，彼此之间自然就很容易相互适应。

作为中南半岛古国的柬埔寨是从中国开出的帆船在“海上丝绸之路”上除了越南之后的次达站（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今越南南部大片地区还属于柬埔寨的领土）。按照中国史籍记载，柬埔寨还曾经是中南半岛的大国。特别是在9—15世纪真腊的吴哥王朝时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时期，柬埔寨也因而分得“海丝”的红利。早在真腊时代，约当中国南宋之时，柬埔寨已开始有华侨足迹。柬埔寨华侨人数的迅速增长始于明末清初，当时中国国内民不聊生，为避战乱，多有国人向外迁移，也有明朝王朝遗臣遗民亡命海外。他们的其中一个落脚点便是柬埔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对外移民潮愈演愈烈。到光绪十六年（1890），华侨总人数已达13万。按照薛福成所说，华侨只是几大当地民族（柬民、华民、越民、水陆“杂夷”）之一。当时的柬埔寨华侨中，以潮州籍最多，广肇籍次之，其他为客家籍、闽籍、海南籍，比例不等。^[32]后来下柬埔寨一带属于越南南圻，所以，柬埔寨疆土尚完整的时候，中国移民算是去柬埔寨；但当下柬埔寨成为越南国土以后，他们就算是去越南了。

古代的泰国（包括位于今泰国南部的暹罗和今泰国北部的八百）的华侨既包括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前来的，也有通过中国西南陆路前来的。在通常被视为泰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的素可泰王朝（1238—1438），就出现了不愿向元兵投降并避其追杀而逃到暹国的政治移民。元兵攻占安南、征占城时，流亡两地的宋人，又有出走暹国者。随后，蒙古族的统治使中国东南沿海老百姓漂流异国者大为增加。到东南亚谋生的华侨，在元朝统治的89年中形成了一个高潮。那时华侨可循陆、海两路前往暹国。陆路可从中国西南地区的云南经缅甸进入，或由广西过安南（越南），再从安南渡湄公河前往；海路则乘商贸帆船到今泰国南部马来半岛东海岸的春逢、素叻、洛坤、北大年进行贸易活动，留居当地者，便为华侨。

素可泰王朝第三位君主南甘杏（《元史》称敢木丁）在位时（1277—1317），多有中国文物输入素可泰，成为珍品。元朝亦曾应南甘杏的要求，派遣制造陶瓷器工匠到素可泰。在这种情况下，南甘杏十分看重华侨，甚至雇用华侨充任某些职务。在泰国历史上最长的大城（阿瑜陀耶）王朝时期（1350—1767），外侨各有聚居处，华侨住在当日的市区地，以及后来所建的三保公寺一带。据《西洋朝贡典录》卷中云：“（暹罗）国之西北可二百里，有市曰上水，居者五百余户，百货咸集，可通云南之后。”这些云南人显然也是通过陆路来到泰国的。

大城王朝时期来自中国的移民大致上可分为五种类型：一为谋生移民；二为技术移民；三为垦殖移民；四为商贸移民；五为反清移民。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华侨在阿瑜陀耶城的地位很高。主要表现在，一是居住在大城的华侨数量多；二是各行各业，皆有他们的身影。明朝郑和自永乐三年（1405）始，28年间七下西洋，其船队曾两次访问暹罗，一次是1408年访问大城，另一次是1413年最后一次下西洋途中访问泰南洛坤府。

泰国历史上的吞武里王朝（1767—1782）虽然很短，但却是潮州人移民泰国历史上极为重要且对后世影响极为深刻的一个时期。1760年，缅甸军队入侵暹罗，阿瑜陀耶王朝亡。华侨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与暹罗人民一起并肩作战，保卫大城。祖籍广东澄海的任哒府侯王的华裔郑信招募了一支由华侨和当地民族共同组成的队伍，成功地将缅甸占领军驱逐出去。郑信也成了泰国历史上第一位“华人皇帝”。吞武里王朝建立后，郑信积极招徕中国人移居暹罗建设新都，恢复经济，活跃商贸。大批闽、粤华侨（尤其潮州人）遂在这个时期来到暹罗。

随后的曼谷王朝最初三位国王对经商甚感兴趣。首都曼谷的经商者大部分是华商。华侨运输商和贸易商与泰族上层分子开展商业合作，促进了曼谷与潮州各港口间的贸易。咸丰五年（1855）暹罗与英国签订《鲍宁条约》后，暹罗的经济建设如运河开凿、公路和铁路建设、港口建设和外贸的发展、现代化工厂的建立和运营、城市劳务、商业扩展和农业等，均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华商作为代理商或中间商、零售商参与了与西方人的贸易，越来越多的华侨移居暹罗。到拉玛五世时期（1868—1910），开始大力修建马路，曼谷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市政建设，其中占华侨人口绝大多数的潮州华侨是建设的主力。到1858年汕头的开放，1848—1865年的太平军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都推动了中国人向海外移民。

缅甸与中国西南云南省接壤，历史上就是西南“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中国移民（主要是云南移民）要进入缅甸，主要是走这一条通道；另外，还有一部分移民是通过马来西亚的槟榔屿（槟城）来到缅甸。后一部分人则先是在沿海省份通过海路辗转来到马来西亚，最后才因各种原因移民缅甸的。缅甸的大部分华侨主要是来自闽、粤、滇三省，也有来自其他省籍的。清代流入缅甸的这一类型移民基本上是涓流式的，虽个别时候流量骤增个别时候骤减，但从未中断。

缅甸于1044年形成统一国家后，先后经历了蒲甘王朝、东吁王朝和贡榜王朝。历史上的缅甸华侨中，一部分是战争中流散的中国军人及其后裔。他们主要是清初跟随南明桂王（即永历帝朱由榔）入缅的“官族”；跟着，李定国、白文选率部转战滇缅边界，随从官员、将士及家属不少，失败后，余部中有相当一部分流落下来，以帮人做工、开矿或垦殖为生。后来渐与当地民族融合，历经近百年，成为当地少数民族之一，但仍保留有不少汉族习俗。他们的后裔也自称为“贵家”。^[33]时移岁易，随着贵家与当地人通婚定居，日渐融合于当地，为求生存，他们在当地务农经商，久而久之，便渐渐失去明臣之实。^[34]后来清朝与缅甸曾爆发过两次战争，一次在乾隆十二年（1747），另一次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号称两次“征缅”，均无功而返。被俘以及失散的士兵数以千计，便在缅甸居留下来，成为华侨。^[35]他们在当地以种植或以其他工艺为生，并与缅女通婚。其后裔称“胞波”，意亲戚也。

通过陆路到缅甸去的华侨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矿工，二是商贩。其中留缅不归者，便成为“单程移民”。实际上，到缅甸去的矿工属于当时的“产业技术移民”，他们从中国移出时，是非组织的，而到了目的地，则是高度组织的——主要是通过地缘关系组织起来。他们的移民过程，没有政府推动的因素。

18世纪以来，在滇缅贸易的发展过程中，以云南人为主的部分华商开始寓居阿摩罗补罗，并与缅族通婚，形成华侨社区。此地一度还曾是缅甸华侨最集中的地区，直至1857年缅王决定迁都曼德勒城，大部分华商随之迁往新都曼德勒。华商群体在阿摩罗补罗的活跃时期大致是在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36]到阿摩罗补罗来采购棉花的华侨来得多了，久而久之便逐渐与当地缅人产生密切的联系。在阿摩罗补罗，华缅通婚现象十分普遍。这种联姻过程，也是华商由侨居经商转变为定居生活的过程。

在流寓东南亚的云南人中，除了汉族以外，还有一些来自云南的回民。他们在东南亚的活动甚至比他们的汉族同乡更活跃。历史上回民先民大批进入云南是在元、明两代。回民进入缅甸主要是通过陆路，他们进入缅甸的过程与商业活动息息相关，如同前述之马帮（也有务农和从事手工业为生者），因而他们进入缅甸本身就是构建“海上丝绸之路”的过程。云南回民大批移入东南亚，是在杜文秀起义失败以后。从现有资料来看，19世纪中叶以前，移居东南亚的云南回民还不多，东南亚的云南回民的定居点还只是零星的、分散的。

广东华侨以四邑人最多，其中台山（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前称新宁）人占大多数，此外还有中山人、梅县人、广州人，等等。据云，缅甸华侨称呼台山籍华侨为“马交人”。“马交”即澳门（Macao），是葡萄牙人对澳门的称谓。因台山籍华侨早年多从澳门登船来到缅甸谋生，故有此称。葡萄牙人在明朝嘉靖十四年（1535）入居邻近台山的澳门后，就有不少台山人从澳门乘船到马来亚的槟城，再到缅南的丹老（墨吉）、毛淡棉，最后到达仰光。后来台山话曾经是粤侨中的主要通用语。中山人、梅县人、广州人、福建人都可以流利地讲台山话，有少量缅甸人、印度人也可以讲简单的台山话。台山人居住在仰光的最多，其次是第二大城市曼德勒（华人称瓦城），缅南的勃生市、毛淡棉市，缅北的东枝和腊戍市等数十个中小城市。初到缅甸的台山人以木匠、铁匠为多，之后转到土木建筑业。台山人的职业后来遍及酒楼、饮食、五金、运输、机械、制革、中医、药材等。^[37]

来自福建的华侨主要做商贩，他们多集中在缅南。福建华侨移民南缅甸比较集中的一段时间是在三次英缅战争期间（1824—1885）。其时英军为了建筑官署、营房、住宅及公路、桥梁，需要大批工匠，便从马来亚招雇了大批华侨技工。因此，在这段时期内，除了马六甲、槟榔屿移居缅甸的福建华侨外，闽南一带相率渡海到缅甸南部的土瓦、丹佬谋生者也日益增多，后扩展到毛淡棉和仰光。^[38]在19世纪中期，到缅南各埠商贩的中国帆船大多是闽帮青头船。^[39]但在英人统治缅甸后，海峡殖民地很多闽籍华侨大量移入下缅甸。他们先到仰光，再转赴缅南各地，少数闽商并深入上缅甸。

19世纪中期后，虽然上缅甸华侨仍然多来自陆路，下缅甸华侨则多来自水路，但上缅甸华侨在全缅华侨中的比例已大为降低，反之，下缅甸华侨的比例大为上升。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下缅甸开发较快，华侨增多；另一方面是因为以前数万华工聚集在北部采矿，后来矿厂逐渐衰落，清政府又许进不许出，致矿工日渐减少。下缅甸成为缅甸华侨社会的重心，标志着下缅甸与南面的马来亚尤其是槟榔屿华侨社会类型的加强。下缅甸华侨与槟榔屿的华侨在一些方面有共通性。

总之，通过海路到缅甸的华侨，既有从中国直接到达的，也有从中国移民其他东南亚地方（主要是马来半岛）后再移民缅甸的。海路来的华侨一般多在缅甸南部以经商和务农为生。就“海上丝绸之路”来说，海路的意义重要得多。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通过伊洛瓦底江的缅中民间贸易，或与民间贸易发生关系。在缅甸，作为自由移民的广东、福建籍华侨的特点可以归结为：从地籍，同行业，娶缅女。因为华侨多来自云南、广东、福建省，各从籍贯群居，并占据某地之某一行业。^[40]多在当地娶缅女为妻。漾贡（仰光）一地，华侨皆纳缅妇为室，未见中土女人。^[41]华侨娶缅女无疑会加快他们融入当地社会的步伐。

老挝作为纯陆路华侨移民的国家，在东南亚国家中可谓独一无二。在东南亚国家中，只有老挝是个没有一米海岸线的国家，历史上的老挝由于地域广袤，人口稀少，疆土屡屡变易，也与海洋无缘。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在老挝没有一个停靠站。但是，老挝仍然通过路上的贸易通道与云南和其他中南半岛国家连接，继而最终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海上支线产生间接交集。老挝虽然地广人稀，但部族众多（共有68个部族），大致划分为老龙族（约占全国人口的63%）、老听族、老松族三大民族。老挝人崇拜葫芦，流传“葫芦造人”的神话。在这个故事中，老挝人是分三批从葫芦中走出来的，于是才形成这三大民族。它们的来源都与古代中国南方的百越人有关。老龙，意为平原地区的老挝人，现已成为老挝的主体民族，是南诏前后由中国的云南、贵州等地南迁而来；老听族，多是历史上被南诏王皮逻阁打败的佧族，属于土著民族；老松族，意即山顶上的老挝人，主要构成是苗族和瑶族，都是18世纪从中国南方迁徙而来。老挝苗族操川黔滇语方言。^[42]此外，老挝还有泰族（中国称傣族）约20万，瑶族3万，哈尼族（老挝称卡果族）1万以及2000左右的彝族。婚姻、丧葬、服饰、禁忌、宗教、节日习俗、伦理道德等方面，这些民族与中国云南边境一带的少数民族基本是一致的。由于老挝与中国接壤，一些少数民族跨境而居，尤其是苗族和瑶族，频繁出入于中、老边界，历来就在中、老之间迁徙，择地而居。很多少数民族与中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同源。

中国的汉、回族移民进入老挝的路线则应相对固定一些。其路线包括两条：一是从广东或云南经越南进入；二是从泰国过湄公河到万象及沿岸城镇。^[43]这两条路线都属于陆路，与海路无关。那时候老挝的华侨90%都从事工、商业活动，以经商为主，经营范围涵盖了酿造、木材等领域，还开办了碾米、染布等各类工场，少数在北部山区的华侨则以农业为生，兼营小生意。一些华侨的谋生活动可能或多或少地与接通江河海洋的“海上丝绸之路”有联系，但作用显然微不足道。历来老挝华侨中的大富大贵者不多，脱贫致富水平在总体上也远落后于其他东南亚国家。

中国汉族最早迁居老挝的移民，起源于何时，今天已难考实。最早到老挝的汉族华侨应多属零星移民，规模不大。但是，最迟在永乐年间，老挝就有了可以确定年代的定居华侨。明隆庆进士朱孟震的《西南夷风土记》所载：“缅甸、八百、车里、老挝、摆古虽无瘴而热尤甚，华人初至亦多病，久而与之相习。”意思是说，老挝等地地势高、森林多、湿度大、气候热，来自人居密集、没有或少有瘴气的北方地带的中国人，刚移居老挝时，因不适应而容易生病，但久居之后就逐渐习惯了。

从现有资料来看，最早进入老挝的华侨，是通过陆路进入的中国“云南人”。云南与中南半岛山水相连，历史上，一些居住在云南的操汉语云南方言的汉族和回族居民，也沿着陆路进入与云南直接接壤的邻国缅甸和老挝，以及与云南虽不接壤却有密切民族历史文化渊源关系的泰国。当然，以零零星星进入的居多，很少留下历史记载。与移居缅甸和泰国的“云南人”相比，移居老挝的“云南人”要少很多。

约在清末，在老挝华侨中，广东籍占90%，其中以潮州人居多，他们多分布在中下寮地区。^[44]直到这时，前来老挝的华侨主要是广东人，而云南籍华侨则以腾冲、红河、景东、景谷人为主，主要聚居在老挝北部的中老边境地区。潮州人多数为抗战前后从泰国迁入；云南籍华人多聚居在上寮的川圹和丰沙里一带，过去大多从事马帮运输和经商。这部分人相对来说是老挝华侨中与“海上丝绸之路”联系最直接最密切的一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