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的历史真相（下）
七、“四人会”作出决定；中国力争修改
在威尔逊总统启程返美、陆总长隐遁不见之后，中国代表团一直在忙于准备反映中国迫切要求的七份备忘录。三月中旬左右，这些备忘录终于完成并递交和会，正好赶在威尔逊总统回巴黎之前。
威尔逊总统的返美之行以及美国国内出现的与和会、特别是与国联盟约草案相关的情况，看来影响了总统在和会上的地位和威望。盟约草案是以威尔逊总统为主席的十八人委员会的工作成果。威尔逊总统一直盼望美国参议院能予批准，以促成和会通过，这样便可实现他所孜孜以求的目标。然而，他发现参议院中以麻萨诸塞州参议员洛奇和威斯康辛州参议员波拉为首，对此极力反对。这些反对意见在参议院中占了上风。我想，这是因为从总体来看，美国人民对成立国联普遍缺乏兴趣。在美国，孤立主义情绪依然十分强烈，而参议院的反对正是这种民意的反映。不管盟约草案在美国遭到反对事出何因，反正威尔逊总统一返抵巴黎便发现自己处境相当困难。他感到，对于和会依然面临的、包括国联盟约在内的种种问题，他将不得不谨慎对待。自然，盟约还是必须要由和会来通过，但是主要欧洲协约国对盟约也无甚好感。他们的兴趣与注意力似乎都集中于一些重大问题，那就是由各国提出的、最后必须加以解决的政治和领土方面的问题。
法国极力要求得到战争赔款和吞并欧洲盛产铁、煤的萨尔地区，并坚持说，为防止德国势力在欧洲大陆的卷土重来，建立国联的国际部队至为重要。法国这一要求与威尔逊总统阐述过的美国政策及观点正相背驰。
一些新恢复的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也对德国提出领土要求。但是，给威尔逊总统带来最大困难的问题是阜姆问题。奥兰多代表意大利执意要求吞并阜姆。由于英、法对支持威尔逊并不热心，他实际上不得不单枪匹马与意大利正面抗衡。威尔逊的处境可以理解，如果他屈从于意大利的要求，便不得不放弃他那“十四条原则”之一的“不吞并领土”原则。但是，他最后还是决定反对将阜姆割让给意大利，这导致意大利代表团退出和会。
日本是组成“十人会”和最高会议的协约国五强之一，它要求吞并太平洋上前德国所属岛屿，其中包括对美国具有特殊利益的关岛，寸步不让。威尔逊总统则坚持将原德属太平洋岛屿转让日本时，必须把关岛除外，并认为这一条件必不可少。另一个争论是日本要求在盟约中体现平等原则。美国在国联委员会内起草盟约时曾全力反对这一要求，但是这却是日本最为认真看待的重要声明之一。
总之，威尔逊总统回到巴黎后所面对的形势与他离法返美前的形势大相径庭。中国代表团也感到，对中国实现自己的目标来说，此时形势最为不利。但是，中日争执的山东问题有何结果，当时尚无明显迹象。威尔逊总统归来之后的六周之内，虽因意大利的退出和会，五强之间的团结已经破裂，但“十人会”和最高会议还是着手处理了各种具体问题。意大利的退出最能表明和会的困难处境；同时，这也特别影响到威尔逊的处境。中国在等待的同时，一直在劝说友邦，尤其是美、英，尽快地在和会上解决山东问题，因为中国担心各国由于其他问题延误了时间，而对这一主要问题便只能作出不利于中国的仓促决定。与美、英、法等代表团成员之间的谈话表明，目前尚未确定解决方案，要过些时候，才能着手解决。美国代表团看来很不乐观，因为威尔逊总统在处理和会其他问题时正面临着种种困难。有些国家因所提要求遭到反对，对他即令不算愤恨在心，也是颇为不满。人们可能注意到，豪斯上校建议中国代表团和日本共同接受某种解决方案，蓝辛外长则对提出这样的解决方案是否明智表示怀疑。布利斯将军和怀特大使或多或少地站在蓝辛一边。
将近四月底时，人们得悉，和会已经着手解决山东问题，经过讨论也已找到某种解决办法。四月二十二日，中国代表团接到通知称，威尔逊总统、劳合·乔治和克里孟梭约见中国代表团。陆总长和我到美国代表团威尔逊总统的寓所参加了会见。我们发现仅有五人参加这次会见——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法国总理、英文翻译汉基将军，法文翻译是一名法国海军上校，他的名字我已忘记了。我们受到了诚挚的欢迎，可是我们注意到，威尔逊、劳合·乔治和克里孟梭表情严肃，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克里孟梭提议由威尔逊总统代表他们大家讲话。威尔逊首先讲述和会面临着众多问题，而其中有些问题又是如何难以找到解决办法，山东问题就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接着，他说，法国和日本早有协议在先，在和会上支持日本关于山东问题的要求，由于插进来这一情况，问题愈发难以解决了。他所代表的美国现在是唯一在山东问题上不受任何协议约束的国家。他说，现在提出的这个解决方案，最高会议希望能被中国接受，它也许不能令中国满意，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这已是所能寻求的最佳方案了。然后，他便讲述这一方案：日本将获有胶州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然后再由日本把租借地归还中国，但归还之后仍享有全部经济权利，包括胶济铁路在内。这就是最高会议所同意的方案内容。威尔逊说，当然，中国可能不待他们的陈述就已经完全了解。这可能并不合乎中国的愿望，但是，目前“会议”的其他成员国处境十分困难，最高会议所能求得的最佳结果也只能如此了。威尔逊所说的其他成员国是指法国、英国和意大利。法国和英国以前曾答应支持日本要求，意大利则已退出和会。
陆总长让我代表他讲话，这样可以使威尔逊总统直接从英文来理解意思。于是我遵命而谈。我非常坦率地告诉威尔逊总统，我是何等失望，方案又是何等不公。这种方案只能使中国人民大失所望，而且无疑将在亚洲播下动乱的种子。我们的观点是，这样的方案对中国和世界和平都无所补益。我还向他指出，这个方案只字未提日本归还它在山东全部权利的时间表。总之，中国要求不由日本，而由德国直接归还这些权利，这是我们要求的要点，也是我们关于山东问题备忘录中的要点。看来威尔逊总统对此很为同情。他说，他理解我所讲的话，但是由于美国国内形势所致，这已是能够为中国谋得的最佳方案了。他又说，和会结束之后，国联能够对各国所提要求重新调整并主持国际间的正义。作为国联成员国，中国可以在它愿意的任何时候，随时向国联提出自己的要求。他极力劝我们对此放心。我则力图向他们阐明，国联虽然是一个很好的国际组织，但它是否能够改变刚才总统所提出的方案，中国是怀疑的。
劳合·乔治接着说，他想提个问题：中国是愿意接受中日之间早先制订的那个方案呢，还是于深思熟虑之后决定采纳刚才所谈的新方案？前者指的是作为“二十一条”的产物又被一九一八年九月中日换文再次认可了的中日条约，后者则明确日本只能得到中德条约中原定的经济权利，而不享有胶州租借地。我跳起来，告诉陆总长，劳合·乔治讲了些什么。我提醒陆，这种选择是极不公平的，两种方案均无法接受。陆总长表示完全同意。这时，威尔逊总统转而问克里孟梭是否有话要讲。克里孟梭说，他完全同意劳合·乔治刚才的发言。于是，我在和陆总长商量之后说道，劳合·乔治所提的问题使中国进退两难。这两种方案都不公平，既不利于中国，也无助于世界和平事业。我又解释说，日本的目标在于亚洲，山东是具有重要战略位置的沿海省份。日本获得在山东的经济权益，只能为其实现建立东亚帝国、排斥西方国家利益的计划大开方便之门。
威尔逊总统说，中国代表团或许愿意对他刚才就解决方案所说的话再作考虑，或许能够进一步理解到，该建议是目前情势下所能得到的最佳方案。我提出要求，希望得到威尔逊刚才所提方案的抄件以及“十人会”讨论、提出方案的会议记录。威尔逊总统听后便把脸转向劳合·乔治，劳合·乔治又把脸转向汉基将军。这时，汉基说，“十人会”会议记录是绝密的。我便强调说，对于这样一个直接关系到中国的重大问题，应该向中国代表团提供有关讨论内容和有关方案形成过程的全部记录。威尔逊总统说，他将和其他同僚对此予以考虑。他又提出，中国或许愿意花费一定时间来研究一下他刚才所说的话。
“十人会”的决定使整个中国代表团和北京政府深感失望。我们当时曾立即通过外交部将情况呈报总统和总理。以前我们也曾想过最终方案可能不会太好，但却不曾料到结果竟是如此之惨。至于日本，则是如愿以偿。它可以先将德国在山东的领土和经济权利直接获取到手，然后再就归还租借地一事与中国谈判。换言之，一九一八年九月的换文以及“二十一条”受到了尊重，或者说，至少在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以“二十一条”为基础所签条约中的前几项有关山东的条款得到了承认。我记得，陆总长和我在威尔逊寓所进行的那次谈话中，我曾指出，向我们提出的这个方案无疑是以一九一五年中日条约为基础的，但是人所共知，该条约系中国于日本提出最后通牒后被迫签订的。至于一九一八年九月换文，只是该条约的继续。和平时期的条约，如系以战争威胁迫签，则可视为无效，这是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但是，对此种种辩护，威尔逊的回答是，他也知道该方案对中国来说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但由于其他与中国友好的国家如英、法等国的困难处境，这已是目前力所能及的最佳方案了。
时间已是四月末了。剩下的六七周时间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是力争得到“十人会”决定的文本全文，以便了解该方案的实质和范围。中国代表团费尽周折，总算说服美、英、法同意提供文本。最后在要我们绝对保密之后，终于得到该文本的抄件。美、英、法说，提供会议文件资料并非“十人会”的惯例，另有一些国家在“十人会”处理、裁定其要求之后也曾请求得到有关文本但均遭拒绝。
两周之后，当我们看到文本全文时，我们的失望程度之大不亚于听取威尔逊总统口述那次。尽管如此，我们依然继续努力，设法使方案能得到修改。在这方面，美国代表团成员们的态度使我们受到鼓舞。他们也认为这个方案很不公平，甚至连威尔逊总统的亲密朋友、总统在战争期间的机要使者豪斯上校也毫不犹豫地表示，由于英、法承认被缚住了手足，不能给予中国以支持，竟使威尔逊总统陷于如此困难的处境，深感失望。那时，我还会见过蓝辛先生、怀特先生、威廉士先生、亨培克博士、威尔逊总统的机要秘书贝克先生和美国五名和会代表之一的布利斯先生。他们都毫无例外地对中国感到歉疚。他们说，他们对此方案失望之至，他们也很不理解，威尔逊总统何以会认为应给中国这样一个方案。由此可见，威尔逊总统搞出这个方案，并未和自己的代表团磋商过。当然这倒也不足为怪。因为在威尔逊总统返回华盛顿后，人们早已看清，总统深感，为和会面临的种种问题求得解决方案已经迫在眉睫，他还经常不顾某些同僚的反对，毅然同意某些方案。自然，作为美国总统，只有他对美国负责，他有权行使自己的权威。但是，他对整个代表团的意见不予充分考虑和尊重，便接受那些方案的做法，看来仍使代表团成员普遍不满。那时，我几乎每一两天便要和他们那些人会见一次，有时和一个人，有时和几个人。他们的这种不满情绪，我是不会看错的。和会之后出版的《蓝辛回忆录》，也表明这种印象正确无误。
美国代表团的成员，除威尔逊总统之外，都对中国表示同情，甚至还和我一道讨论有关修改方案的方法。但是，威尔逊总统不同意，他们就不能有任何正式表态。威尔逊总统本人正在忙于应付和会的其他问题，和他晤面愈益困难。我和豪斯上校会见时，豪斯曾几次表示——尽管他同情中国——他对“十人会”决定通过的山东问题方案是否能进行修改表示怀疑。
从整个五月，一直到六月上旬，中国代表团都在全力以赴敦促修改方案。但是，和其他协约国的商谈也如同与美国的商谈一样，未能成功。与中国友好的第四号主要协约国意大利，此时已退出和会。英国代表团在商谈中说，他们的手脚已被束缚，他们认为现存的这个决定是目前的最优方案。他们明确表示，问题并不在于英、法、美各国愿意如何做，而在于如何使日本同意修改条款，这是个实际问题，但看来又绝无可能。法国自然坚持“十人会”的决定。陆总长会见并交谈过的毕勋先生曾经表示过，他对这一方案是满意的。他说，就是这个方案也还是在对日本施加压力之后才获得的。于是我们明白了，这个令人不满的决定实际上是日本和“十人会”内其余四国之间达成的一个妥协。
当和会秘书长正忙于为德国全权代表签字作准备时，中国代表团由于发现方案绝无修改可能而深感失望，对于即将对德国代表宣布的和平条件，除其中与中国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条款之外几乎毫无兴趣。这些感兴趣的条款包括：废除战前的中德条约；归还义和团时期德国从北京掠去的天文仪器；当然也包括转让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于日本的条款，而且这一条款无疑是痛心之点。除此之外，中国对国联盟约也很重视。该盟约组成了和约的第一部分。不言而喻，这是美国代表团特别是威尔逊总统的提议，目的在于使美国参议院无法避开整个和约而单独否决国联盟约。
中国代表团在获悉“十人会”和最高会议通过的条款之后，就明白所提的七份备忘录未被理睬。这七份备忘录表明了中国的迫切要求，并提出在公正平等基础上调整中国与列国的关系。中国代表团所得到的不过是和会秘书长收到备忘录之后的一份收到文件的通知，没有承诺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我本人对和会直接采取行动一直未存奢望。战争直接引起的问题已经堆积如山，难以解决，他们哪里还有时间来自寻麻烦，考虑中国的问题呢。事实上，在威尔逊总统将山东问题解决方案通知我和陆总长的时候，我们对这一形势已经了然。因为威尔逊当时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中国考虑自己可能受到日本的威胁，或者考虑日本不遵守它对中国的义务，中国可随时向国联理事会提出；同样，中国于备忘录中所述之迫切要求也可向国联提出，由这个新的世界组织予以考虑。
当然，人所共知，对德宣布和平条件之后，和会便也行将结束了。因此，对于这一包括我们所反对的山东方案在内的和约，应持何种态度，便成为中国代表团的当务之急。我的态度自始就是：对山东问题不能取得保留就应拒签。保留是我们最后的办法了，必须竭尽全力争得保留，使中国免遭伤害。代表团内的其他人认为，最后表态为时尚早，修改这一苛刻方案或许还有希望。但是，我很清楚，和约条款一经对德宣布之后，山东方案就已成定局。德国自然没有可能来建议修改与中国有特殊利害关系的条款，同时，它也绝不会有这种想法。对德国来说，这不过是它交出在中国山东全部租借地和经济利益的问题，至于交给日本还是中国，对它并无所谓。因为在和约有关欧洲条款上，它有更为重要的问题需要考虑。
八、力争对青岛条款的保留权利
代表团未能全体参加关于最后表态的讨论。施肇基博士已返伦敦，颜惠庆博士和其他当顾问的公使也都各返其欧洲任所，只有那些剩下未走的人参加了讨论。陆总长当时正在圣·克卢德医院住院，也未能参加讨论。代表团的成员大都未改初衷。在讨论是否应先提出保留再签字，以及如保留遭拒是否拒签等问题之后，大家一致同意对山东问题应坚持保留。有些人对于“十人会”和最高会议的决定虽然不满，但对于拒签的后果表示了担忧。然而，无人赞成无保留签字。施肇基博士、王正廷博士和我三人态度都很鲜明：赞成拒签。在讨论中，我详细论述了“十人会”的决定是如何令人失望而又不公平，我的结论是：应力争保留。
要使条约多少能有利于中国，争得保留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在和会当时的形势下，力争保留已益趋困难。和会当时正在致力于结束工作，并再次召唤德国人来凡尔赛签约；威尔逊总统正在准备离开巴黎返美；劳合·乔治首相已经返回伦敦。尽管如此，中国代表团仍旧继续向各主要代表团陈述意见。
六月二十八日，在凡尔赛会议即将召开最后会议对和约签字之前不久，由于陆总长不在，与法、美代表团打交道的任务便落到我的身上，与英国代表团打交道的则是施肇基博士。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争取使他们支持中国的保留态度。
法国反对保留意见，而且态度最为强硬。陆总长患病前曾与法国外长毕勋先生谈过，中国想对和约提出保留。这位法国外长对陆说，此事绝无可能。理由是，如果接受了一个保留，其他国家可能也要提出他们的保留，在协约国及参战国中，许多国家都对有关自身的解决方案不完全满意。法国人通过中国驻巴黎公使胡惟德先生和驻巴黎公使馆参赞、代表团秘书长岳昭燏先生明确表示，法国肯定将拒绝支持中国代表团对山东条款所提出的任何保留。英国代表团也认为任何保留都行不通，他们和法国一样，反对保留的立场坚定不移。施肇基博士与英国代表团的接触大都通过英国代表团顾问、前英国驻北京公使麻克类爵士。我和麻克类爵士也曾交谈过。他本人是同情中国的，也答应尽力劝说其上司，但同时他也明确指出，保留一事关系重大，他认为无甚希望。
与此相反，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则支持中国保留，而且包括蓝辛国务卿在内的几位成员还和我讨论了保留的条件。但是，蓝辛向我表明，无论条件如何措辞，只要威尔逊总统不同意，美国代表团便不能支持。此外，还有豪斯上校，他对我表示过，这种保留极难获准，因为这会为其他代表团也提出保留开路。豪斯的态度与其他美国代表团成员不同，但是他的说法看来反映了威尔逊的意见，因为不久之后，美国代表团发现，威尔逊未对支持中国的保留采取任何行动。他所作出的最后决定使得他自己的代表团和中国代表团同样深感失望。
威尔逊总统拒绝支持保留，理由可能有以下几点：第一，中国代表团的任何保留都将开辟先例，而那些对于和会有关决定不满的代表团就会起而效法；第二，总统考虑最多的是国联盟约问题，该盟约在某些方面已为美国参议院所反对，而且，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可能会对盟约提出保留，特别是日本，它坚持要在盟约中体现种族平等原则；第三，正如他对我所讲过的，他认为即使不允保留，中国也不应拒绝签字，因为拒签将使中国被摒于国联之外。但是，事实却是，在不允保留之后，中国唯一对策就是拒签。因此，美国代表团看到保留行不通时，对这第三点理由产生了忧虑。甚至豪斯上校也认为在山东问题上的这一情况对中国关系极大，因此，中国代表团是应当予以充分考虑的。豪斯上校还向我指出，中国成为国联成员之后，在对外关系中以前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是可以改变的，这种看法也反映了威尔逊总统的思想。而拒绝签字，中国就无法成为国联成员了，也将因此而失去作为成员国所能获受的利益。美国代表团其他成员虽然也承认中国成为国联成员事关重要，但和中国代表团一样，对于山东问题解决方案深感失望。我将这些情况向陆总长作了报告。陆深知中国获得国联成员国资格关系重大。我对陆说，让我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吧！看看能否找到解决办法。
美国代表团曾经向我保证过，对保留问题，他们也要认真考虑。几天之后，我和蓝辛、威廉士、豪斯上校以及上校的助手贝克一道商议此事。当时，对中国来说，巴黎的形势笼罩着一片黑暗。但是，无独有偶，我和美国人在讨论中都从那一片黑暗中觅得了一线光明。美国人说，他们发现，透过对奥和约的签字，中国也可以成为国联成员国，因为对奥和约的第一部分就是国联盟约。于是，我更加坚信，不允保留，自当断然拒签。但是，我们并未放弃争取保留的努力。实际上，这种努力一直持续到凡尔赛签约那天早晨。威尔逊总统当时已经返回华盛顿，我们未能征得他的同意，也未能征得英国的同意。英国外长贝尔福也认为保留难以实现。在美、英拒绝支持保留之后，想要再获取法国的同意，根本毫无可能——法国害怕同意一个保留将会引起许多其他保留——然而，中国代表团依旧全力以赴，在法国代表身上下工夫。陆总长卧病期间，由我肩负此任，锲而不舍。
和约签字前一天，即六月二十七日的下午，我会见了毕勋先生。关于中国的最后三种选择，我对毕勋至少已谈过两种了。第一种选择是，将保留附于和约之内；第二种选择是将保留附于和约之后；第三种选择是由中国在预备会上作一声明，大意是中国虽然签字，但不接受山东条款，同时将此声明记录在案。然而，这次谈话仅五分钟就戛然中止，因为毕勋强硬表示，任何声明，即使只是在会上宣读并不附于约后，也难以获准，这是由于这样做势必引起轰动。和会的最后会议纯系签字仪式，中国如作此类声明，将与惯例相悖并在协约国内制造不和。法国如此断然拒绝，使力争保留毫无希望，剩下的事只是决定签字与否了。
看来，中国政府当时已经下定决心要签字。如有可能，则附以保留。陆总长对此似亦无异议，他忧惧拒签的后果而倾向于签字。六月末，国内舆论坚持支持无保留即拒签。我们虽然将争取保留的进展情况全部报告了北京，但是北京抱着成功的希望，或多或少地对国内隐瞒了情况，所以，国内的人们显然并未考虑到保留的问题。六月二十四日以后，北京外交部接连电告代表团：国内局势紧张，人民要求拒签，政府压力极大，签字一事请陆总长自行决定。这自然把中国代表团团长置于极为严峻的困境。陆总长当时已经在圣·克卢德医院住院多日了。
就在此时，我们收到和会秘书长的来函，要求中国代表团——和要求其他代表团一样——将出席六月二十八日签字的两名中国全权代表的印章送交和会。按照惯例，一般是在签字之后盖章的，但是由于这次会议规模之大，人们发现应缩简仪式，当岳先生在代表团会议上向我报告此事时，我表示了我的担心。我说，最好还是等到六月二十八日之前的最后一刻再决定是否送交印章，提前送交有可能严重危及我们力争保留的尝试。再者，我们迄今未获任何成功，不可因过早送交印章而给人一种印象，认为中国并非十分认真争取保留。注意到这一点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岳秘书长解释道，和会秘书长迪塔斯塔先生明确告诉他，要求送交印章纯属缩短仪式程序问题，没有任何承担义务或妥协让步之意。
但是，我的忧虑最后却被证明是正确的。据可靠消息，某些代表团，特别是法国政府人士方面，普遍产生一种印象，即北京政府已经训令签字，只不过某些中国代表依然在坚持要使中国在和会上得到更好的待遇而已。
九、六月二十八日前夕；中国不参加和约签字
六月二十七日晚，《凡尔赛和约》签字前夕，我去圣·克卢德医院，在陆总长卧室内向陆报告全部情况。那时，和会对中国问题的不利决定已经引起人们的极大不满，而且，对于“五四运动”的爆发，它即使不是唯一的原因，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在巴黎的中国政治领袖们、中国学生各组织，还有华侨代表，他们全都每日必往中国代表团总部，不断要求代表团明确保证，不允保留即予拒签。他们还威胁道，如果代表团签字，他们将不择手段，加以制止。他们亟欲获知代表团的立场。为了应付他们，我亟待陆总长决策。当时国内公众团体以及某些省份的督军省长们甚为焦急，纷纷致电代表团，坚请拒签。他们称，北京政府已愿意签字，因此，巴黎代表团应采取明确的爱国立场，拒绝签字，以符民意。
晚饭之后，我去看陆总长，发现岳也在。我们一道交谈了几个小时。岳先生后来起身向外交总长告辞，要返回巴黎。这时，发生了一件有趣的，在当时看来非常可怕的事情。岳先生在走后两三分钟又匆匆地折了回来。他脸色苍白，对外交总长说，他在医院花园里受到了袭击。据他讲，花园里聚集着数百名中国男女，很多人是学生，也有一些华侨商人。他们拦住了他，诘问他为何赞成签约。甚至在他保证说，他不过是代表团秘书长，对签字与否并无发言权之后，人们还是围住不放，并扬言要将他痛打一顿。他们把他看做是陆总长的心腹，并认为陆不顾代表团其他人的劝阻，已经决定签字。据岳先生讲，人们威胁说要杀死他，人群中有一女学生甚至当真在她大衣口袋内用手枪对准了他，于是他跑了回来。他说，他还是在医院里过夜为宜。我尽力使其平静，同时说道，人们恐吓他是可能的，但还不至于真的想杀死他。两点钟左右，我告辞出来，偕岳同行。我对岳讲我将负责他的安全。我们下楼之后，人们又将他围住。但是，当人们看见我以后，局势似乎便不再那么紧张了。显然他们了解我是主张拒签的。我告诉他们，不允保留，中国当然不会签字，而由于未得到任何支持，保留看来已无可能，因此，签字一事便亦不复存在，诸位可不必为此担忧。
人们听了这番话之后便散开了，我们也得以走出医院。几年之后，我在纽约常常见到魏道明夫妇。魏夫人名叫郑毓秀，西名苏梅，她曾参与过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圣·克卢德的那次聚众之事。距今四年前的一天，她缅怀往事，对周围的宾客们大谈我在危机之中是何等勇敢。我答称，对那次事件我了如指掌，我当时断定她那假冒手枪之物不过是藏于口袋之中的一段树枝而已。她笑道：“你猜得很对，可是岳先生当时真吓坏了。我那时站在一旁暗自好笑呢。”她又说，她认为我很勇敢。我说：“我知道并无手枪呀！”虽然爱国学生与华侨在那次事件中是认真的，但这一事件还是一出喜剧。
我去见陆先生的主要目的是向这位外交总长和代表团团长报告，尽管我曾向和会主动提出，保留意见不载于条约正文之内，而仅附于我们的签名之后，但仍未获准。此外，中国预备在会上作一声明的建议也被毕勋先生拒绝。我知道，北京政府和陆总长，还有我们之中的某些人如颜惠庆博士，有这样一种意见：把中国摒于和会这一庞大组织之外是极为严重的事情。我也有此同感。然而另一方面，我坚信如果中国在力争保留完全失败之后拒绝签字，将会得到国内外舆论的支持。怀着这一想法，我建议另作尝试——设法在和会上发表一口头声明。我把经过修改的口头声明稿交陆总长过目。陆和往常一样，毫不迟疑地签署了这一声明。我建议，为了不在和会上引起轰动，我们应该通知法国。于是，我便往见和会秘书长。
我好不容易才和迪塔斯塔秘书长约定好于六月二十八日晨会晤。但是，迪塔斯塔在会晤中声称，发表声明，无法接受。我又生气又沮丧，愤慨这一拒绝使得寻求妥协的种种方法均告失败。我已清楚，中国无路可走，只有断然拒签。
我于是去圣·克卢德医院向陆总长汇报。那是大清晨，彼时情形我记忆犹新。我自己驱车驶离医院，那真可谓一次旅行——在清晨五六点钟时分，从圣·克卢德到巴黎，竟用了十五甚或二十分钟。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暗自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十、中国决策的背景
对巴黎的中国代表团来说，直到六月二十八日前夕，北京政府一直在扮演什么角色是耐人寻味的。实际上，直到六月二十八日下午，中国代表已经拒绝出席和会全体会议之时，代表团从未收到北京关于拒签的任何指示。就任新内阁外交总长的陆徵祥觉得如此重大事件不应由他个人决策，请总统和总理就签字一事给予明确训令。但北京政府却电谕陆总长自行决定。六月二十六日或是二十七日，陆总长再次电请北京给予特别训令。由于代表团所接训令一直为“签字”，所以陆为加强自身地位计，呈请北京务必作出拒签决策。到二十七日下午，事情已经一清二楚，甚至“将保留附于约后”也已注定无望。经将有关情况再次电呈北京，说明此种情势之下只有拒签为宜，望政府重新指示。发出此电之后，我们接到北京复电称，北京早些时候曾有电谕，而奇怪的是巴黎何故不曾收到。这一电报实际上是指令代表拒绝签字。电报于六月二十八日下午到达，我想是三点钟左右，那已在和会最后会议结束之后了。到那时候还来了电报，实可惊异。
一方面，喜欢寻根究底的人们在头脑中有这样一种猜测：最后的拒签令是否果真早已发出而在途中延误了呢？各国都不愿中国拒签。法国肯定是不愿意的，因为此事颇为严重。中国此举使协约国内部产生裂痕。它不仅是一起国际性事件，而且成为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先例。我们知道，法国一直在对北京施加压力。法国政府令其驻北京公使劝说中国政府电饬代表团签字。关于此事，我们是知道的，虽然并未从我们的两名外国顾问处看到任何文字性根据。这两名顾问，一名是公使、全权代表宝道先生；另一名是比利时人，和法国人关系密切的德科德特先生。德科德特先生原在比利时外交部工作，现在是陆总长的外交部法律顾问。
另一方面，我们代表团内的某些人也在揣测，或许北京政府并不想由自己来决定。北京很可能是在得知最后会议已经召开之后才发出电谕的。在某种程度上说，临时政府的踌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随着代表团保留意见所得支持的变化，巴黎的形势每小时都可能改变，中国政府离和会现场万里之遥，难以决策。换言之，尽管国内舆论明确无疑，使人确信中国理应拒签，但北京政府和巴黎的陆总长依然感到采取这一步骤责任实在重大，后果难以逆料。陆总长本人起初赞同签约，甚至即使不允保留，可能也会赞同签字，但由于中国国内以及巴黎形势的发展，在国内舆论强大压力下，他最后也同意我的意见，反对签字了。我至今难以推断，如果北京最后的训令是签字，他是否会俯首遵命。
最后决定并未经全体代表和顾问们充分商议。实际上，在和代表团正式或非正式接触的人们中，许多人，即使仍在巴黎的人，已经不再活跃了。最后，他们都打算和巴黎的悲剧局面一刀两断了。当初，中国获胜希望很大，政界要人及名流纷至沓来。但是，“十人会”的决定以及威尔逊总统、劳合·乔治和克里孟梭对代表团的通知令人大失所望，这就使得那些人一个个溜之大吉，哪里还顾得上首尾一致、善始善终呢！甚至在代表团内部也是如此。代表团已经分崩离析、各自为政，人员也已不多。陆总长当时住在圣·克卢德医院，我和他倒是经常碰面，剩下的只有我自己和一名秘书长。驻巴黎公使胡惟德甚至都不常见到。六月二十八日那天早晨，我没有见到王正廷博士，不知他在何处，或许他是去看陆总长了。我那时奔走于巴黎和圣·克卢德医院之间，无暇去吕特蒂总部，也无意于弄清王的去向。但是，如果需要去人到和会签字的话，那是应该由他和外交总长这两名全权代表去的，他们的印章已经送交和会了。
不允保留就不签字，无疑是代表团一致的意见。例如，施肇基博士，尽管他起初态度犹豫不定，但在赴伦敦之前，也表示了这一看法。我知道，他和我一样，对毕勋的强硬态度感到不满与愤慨。如我已经谈到过的，代表团最后的一致意见和决定是自己作出的，并非北京训令的结果。
回顾中国在凡尔赛和会上的立场和前此的发展过程，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观点来看，它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中国出席和会导致必须披露中日密约，特别是那些于一九一八年战争结束前夕签订的密约。这些密约，政府对日本负有保密义务，未曾透露过。现在披露出来，便引起巨大的公愤。总的来说，中国公众认为这些密约完全有损于中国利益。南方军政府则认为，北京政府是为在财政及其他方面取得日本的支持，以便使用武力镇压国内反对党，而蓄意采取这种与日签约的政策的。这种看法，似乎形成于安福系控制北京、握有北方政权、执行与日勾结、迁就日本愿望的政策那一时期。
和会对国内政治情势影响至巨。和会期间双方停止了公开的战争。然而不久，便爆发了第一次直奉之战。人们可能很难推测，如果中国在巴黎解决山东问题上获得令人满意的成功，或者，如果中国不要求保留意见就在和约上签字，那形势又将如何？现在恐怕无法得到圆满的答复。
十一、后果
虽然，中国的坚定立场在国内外获得良好印象，但是，在主要协约国及参战国的首都，它也引出了问题。在北京，美、英、法的公使请求中国政府采取措施，改变这一窘境——所谓窘境，是从他们的观点来说。中国的答复是，请这些国家与日本交涉，说服日本确定归还德国租借地的确切期限。日本政府对于中国最后拒签，亦感意外。中国此举使日本处于微妙境地，没有中国的签字同意，它在对德和约中获享的权利就不能合法继承，虽事实上日本由于它对德武装干涉，已经通过军事占领行使了它在山东的特权。日本当然急于在巴黎得到各国对其特权的承认，但不仅如此，它还亟盼中国接受和约，以便取得中国对其享有的特权的同意。
在华盛顿，情形更为严重。甚至在对德和约签字之前，美国参议院就已经对国联盟约的许多方面表示了反对，而在威尔逊总统第二次从巴黎返美后，这种反对情绪又有所增长。那时已经不仅限于以参议员洛奇和波拉为首的一批人，而且还有许多其他参议员为了形形色色的理由，对盟约也表示反对。中国的抗议和拒签则在舆论界和参、众两院议员中间得到普遍支持。换言之，美国人民对国联盟约的愤懑原已郁积心头，而和会未能对中国山东问题公平处理一事，无异于对此火上浇油。
美国政府方面显然在竭力劝说参议院批准和约，然而，虽说威尔逊总统在解释国联盟约为何要有那些条款上并无困难，但要使美国参议院和舆论界信服他在同意山东问题方案时的想法却非易事。
在七月十日《凡尔赛和约》提交美国参议院之前，北京和日本都在作外交上的努力。日本看来急于要与英、美商得一种能得到中国同意的方案，并以此挽回面子。毫无疑问，在中国拒签之后，日本肯定会归还原德国租借地，但是，如何就此事和中国谈判，以及从中国方面索求什么条件，尚未完全确定，至少从中国的观点来看，形势是这样的。起初，日本对于华盛顿为最终归还时限所作的建议，并未准备接受，但是据美国在北京以及在巴黎对中国代表团所透露的消息来看，对于明确承诺归还期限一事，日本也未公然反对。就中国而言，这一问题的重心已从巴黎移至北京。中国政府并非不愿考虑归还期限问题，而且美国和英国公使也已建议以一年为期限，但是，中国政府已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已在全国激起普遍注意，以及当时出现的南北方之间的政治局面。不摸清民意，北京政府是不可能立即接受一个期限的。而且，北京还坚持要有一个由日本明确表态的书面承诺。而这，日本已经明白表示不愿给予，它甚至不愿对美英作出任何保证。日本不作承诺，导致这一问题出现僵局。美国舆论界对威尔逊总统的批评更激起中国国内对和会的抗议，也使得北京对于接受日本与美、英之间所商定的任何方案都更为犹豫不决，这些方案不过仅仅包含日本起初表示过的口头承诺，在美国参议院内发起反对运动期间——山东条款和国联盟约一样，在参议院内招致多数反对——北京政府变得更为游移不决，同时舆论也更强烈地反对与日本就此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谈判。巴黎中国代表团曾对北京清楚地表明了观点，我曾使陆总长相信，虽然拒签之后，中国在国际间将暂处困境，但是美国国内对和约的反对已经产生了一种新的形势，这种形势的发展，必然在山东问题上对中国的奋斗目标有利。
美国国内的斗争愈演愈烈，参议院内反对派增多。这表明，如果参议院最终通过和约，倒是出人意料的了。参议院最后以压倒多数拒绝通过和约，这不仅会使威尔逊总统本人大为沮丧，而且会造成共和党能够加以利用的局面。看来，凡尔赛条约必将成为翌年总统竞选的政治争端，因为在美国国内，不仅共和党参、众议员们，而且人民也普遍反对山东条款。我深信，美国，特别如果共和党在一九二〇年的选举中获胜的话，不管对国联盟约如何，必将寻求某种有利于中国的办法来修改山东条款。
后来事态发展，美国参议院最后拒绝考虑和批准《凡尔赛和约》，这一决定造成了国际紧张局势，对美国自身，对法、英、日更是如此，对于其他国家就更不待说了。美国一直被视为国联这一解决国际争端和问题的世界组织的积极成员和主要支持者。人们认识到，美国不参加国联势必削弱这个组织的力量，也势必减少其维持世界和平的可能性。换言之，中国拒签对德和约很快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退出国联，给它自身和其他列强都带来了问题。国际联盟于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举行成立仪式。中国被选入国联行政院，我被任命为中国代表。我清楚地了解，行政院对这些问题起码极感失望，甚或是窘迫难堪的。每当行政院考虑一项重大问题时，这个新的世界机构的代表们就要把注意力转向华盛顿，观望美国对这一具体问题的兴趣和态度。人们都知道必须和美国及其在日内瓦的观察员保持密切联系。这方面的情况，我将在后面叙及中国在国联的作用和国联其他方面问题时谈到。
人们认为，一九二〇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对于美国自身，而且对于外部世界也极为重要。和会未能解决全部政治问题，这就使大部分未了问题拖到将来由国联予以考虑，而美国不是国联成员，所以，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更加重要了。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共和党获胜。无疑，新政府将把着手处理山东问题并制订一项明确的有关政策作为它的首要任务之一。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或《传记文学》第75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