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传：赋体源起与功用

从文体分类来看，赋与传一属韵文，一属散文，似无可类比的意义。对此，古人的文类观念也很清晰，如明人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分述“传”、“记”，于“记”引述《金石例》“记者，纪事之文也”、真德秀（西山）“记以善叙事为主。《禹贡》、《顾命》，乃记之祖”、陈师道（后山）“退之作记，记在事耳；今之记，乃论也”诸说以明其源流，继谓“记之名，始于《戴记》、《学记》等篇”；于“传”则谓“太史公创《史记》列传，盖以载一人之事”；而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又引字书“传者，传也，纪载事迹以传于后世” ^[1] 。至于“赋”，吴、徐二人基本承袭前人如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所谓“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文，体物写志也” ^[2] 。可见“赋”之体物与“传”、“记”之叙事、记人殊不相埒。但有一点值得关注，后人追述各“体”之祖或谓《禹贡》、《顾命》、《戴记》、《学记》（记祖），或谓“纪载事迹”如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所称“事经则《春秋》”如《左传》等（传祖），或谓“古诗之流”、“六义之一”（赋祖），其中涉及《书》、《礼》、《春秋》与《诗》诸“经”，已透露出古人文体论追源《六经》的思想传统。

于是回到赋与传的关联，如果说“传记”与“辞赋”均源于“经”只是一种宽泛的溯源之说而对我们讨论的问题没有意义，那么“赋”体在古人眼中本身承负的“经传”的功用就值得思考了。对赋体最初的理论认知是汉代学者，其中代表性的说法就是“赋者，古诗之流也” ^[3]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汉人强调赋为“古诗之流”之“诗”专指《诗经》，后世论赋，或谓“赋家专取《诗》中赋之一义以为赋，又取《骚》中赡丽之辞以为辞” ^[4]，或谓“《诗》者，骚赋之大原”^[5]，皆溯源之论。然汉人何以形成这样的思维定势，又取决于其对《诗》与“赋”关系的认知态度，就是将“赋”视为《诗》之“传”，而在汉代《诗》经学化的大背景下赋也具有了“经传”的作用。对此，前人有两种说法：一则如颜师古注《汉书·淮南王传》“安入朝，上使为《离骚传》”文云：“传，谓解说之，若《毛诗传》。”^[6]取“传”解读“经”义；一则如王念孙的说法：“传当作傅，傅与赋古字通。注曰：《皋陶谟》‘敷纳以言'，《文纪》敷作傅，僖二十七年《左传》作赋。……‘使为《离骚傅》'者，使约其大旨而为之赋也。”^[7] 取“传”（傅）即“赋”义。近人啸咸《读汉赋》又举西汉作者王褒《四子讲德传》为例，认为依据《汉书·艺文志》则当为《四子讲德赋》，到《文选》又改题为《四子讲德论》，这是“传亦谓之赋”又一例证。^[8]就训诂而言，两说有异，若从思维结构来看，传、论、赋互混现象并非仅因形、音相近而致舛误或相通，实因汉人文体观念模糊而宽泛。如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东方朔《答客难》、《非有先生论》、扬雄《解嘲》之属，皆以论、解、传形式存类赋之文，其中《非有先生论》任昉《文章缘起》归“传”体并注云：“汉东方朔作《非有先生传》。”^[9]而“赋”之为“传”，又恰恰应合汉人经学思维下的经传传统，以致东汉王逸“依经立义”提升《离骚》视为“经”，洪兴祖《楚辞补注》目录自《九歌》至《九思》题下署“传”字^[10]，正是这一思维方式的传承。宋人龚鼎臣《东原录》说：“赋亦文章，虽号巧丽，苟适其理，则与传注何异?” ^[11]由经传传统看汉赋用《诗》，正为其主要特征。

由于“传”的功用主要在解释“经”义，“依经立义”既是汉代释经之“传”的特色，也是赋家用《经》的特色，这在汉赋中大量直引或隐用《五经》义例可窥大体。然而，又正因为“传”的解释性，故多阐发经义，甚至借题发挥，这同样为赋家用《经》提供了解释与推阐的空间。仍以《诗经》为例，《汉志》评述三家诗传有云：“汉兴，鲁申公为《诗》训诂，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12]所言“非其本义”，既有“取《春秋》，采杂说”之因，也包括为“传”者“以《诗》证事”的诗史观和“以意逆志”的解诗法。这些现象同样体现于汉赋用《诗》中。如张超《诮青衣赋》云：“历观今古，祸福之阶，多由孽妾淫妻。《书》戒牝鸡，《诗》载哲妇，三代之季，皆由斯起。晋获骊戎，毙坏恭子；有夏取仍，覆宗绝祀；叔肸纳申，听声狼似；穆子私庚，竖牛馁己；黄歇子败，从李园始；鲁受齐乐，仲尼逝矣；文公怀安，姜诮其鄙。”此用《大雅·瞻卬》“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匪教匪诲，时维妇寺”诗义，又兼采《左传》、《国语》、《史记》中所载“骊姬乱晋”、“仲康之子帝相”、“李园杀春申君”诸事以说明女祸思想，皆“取春秋，采杂说”，表现出诗史结合的经传传统。又如张纮《瑰材枕赋》“昔诗人称角枕之粲，季世加以锦绣之饰”，化用《唐风·葛生》“角枕粲兮，锦衾烂兮”句；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序》“嗟乎!诗人之兴，感物而作。故奚斯颂僖，歌其路寝，而功绩存乎辞，德音昭乎声”^[13]，用《诗》义而不著语象，堪称“以意逆志”解诗之法。^[14]

对赋体的“经传”性质，除了赋文中大量引述经词（取词）与经义（取义），尚有两点可为佐证：其一，出土文献，其中1993年江苏东海县尹湾村发掘西汉墓葬，得汉简《神乌傅》（残简21枚，约664字）。^[15]对汉简作“傅”，也有两种解释，一是“傅”与“赋”同声假借，一是“傅”实“传”的形近字，同于前述《离骚传》。其二，汉人对赋的批评与反省，显然视赋体有作为“经”之《诗》传的性质。如司马迁《史记》首开评赋之论，其于《司马相如列传》评相如“天子游猎之赋”一则曰“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讽谏”，一则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16]。《汉书·王褒传》载汉宣帝论赋：“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17]扬雄《法言·吾子》：“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如孔门之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18]《汉志·诗赋略后序》论楚赋“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论汉赋“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19]。以上评述，包括班固《两 都赋序》所言“赋者，古诗之流”，无不视赋体为《诗》之流裔，并衡以《诗》之“经义”，这不仅是本原的探寻，也是对赋体书写的评判。即使到了赋体独立已久的魏晋之世，这类评述仍一以贯之，如《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孙绰评赋谓“《三都》、《二京》，《五经》鼓吹”^[20]，显然承续赋为经“传”的思想余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