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美国学者莱斯利·里普森指出：“我们首先要研究的主要是选择、优先性、价值、问题。尽管制度、程序和权力是重要的，但处于第二位。”这段话提示我们在研究人类政治秩序这一重大政治问题时，应首先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具有怎样的价值选择和思想活动。

西方政治思想是人类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同时代西方学者面对各种政治难题时不断认识与探索政治的珍贵纪录。西方政治学可溯源至古希腊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328—前325年写下的《雅典政制》和《政治学》被誉为政治学的开山之作。亚里士多德及其学生针对当时的城邦危机，在对城邦政制调研的基础上撰写了《政治学》一书，该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城邦政治问题，积极探求解决危机的手段。他认为，只有当城邦达到善即公正的状态时，才可能为人们创造利益和幸福。而城邦的公正取决于政治制度和法律。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了正当政体的标准：“依绝对公正的原则来评断，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就都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到少数人利益的政体则是正宗政体的变态，以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为代表的变态政体都不能照顾到城邦全体公民的利益。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与政体之间的关系是：政体决定法律，法律又是政体的体现与保障。一般政体所建立的各种法制，其本旨就在谋求一个城邦的长治久安这一公共利益，只有人们拥护这些法制，一个政体才可得以维持。政治学是不是一门科学，是在“科学时代”才出现的问题。实际上，按现代的学科建设标准，亚里士多德创立政治学时就已把政治学当做一门科学建立。他认为，政治（政体）研究，为各种实用学术的一门，这一门显然也该力求完备：第一，应该考虑何者为最优良的政体，如果没有外因的妨碍，则最切合于理想的政体要具备并发展哪些素质？第二，政治学术应考虑适合于不同公民团体的各种不同政体。第三，政治学术还该考虑，在某些假设的情况中，应以哪种政体为相宜，并研究这种政体怎样才能创制，在构成以后又怎样使它垂于久远。虽然按现在的政治学研究范围衡量，亚里士多德为政治学所确定的研究范围比较小，但是他为政治学研究所确立的科学性却足以规范现代政治学，使其继续作为一门科学而发展。

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政治学克服了中世纪时期政治学的神学特征，开始关注对人的本性的研究。对罗马史、佛罗伦萨史颇有研究的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尼科洛·马基雅弗利面对当时意大利的政治乱象，以君主为对象，逻辑严密地阐述了自己的政见。马基雅弗利根据罗马帝国的样板，在《君主论》中极力主张专制主义，号召用拥有强大暴力手段的君主统治取代佛罗伦萨共和国软弱无力的统治状况。被马克思称为“这个伟大时代的巨人之一”的马基雅弗利在《君主论》一书中第一次将政治与道德区分开来，从权力角度对国家政治进行了研究。英国著名政治思想家洛克，被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儿。洛克在《政府论》等一系列著作中为西方新兴资产阶级提出了崭新的政治原理，其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紧密结合，奠定了他在近代西方政治思想上的地位，为以后资产阶级政治理论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他的许多思想被西方自由主义学者所推崇，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奠基人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在洛克的自由主义政治秩序框架中也强调了人民所代表的公共意志，认为应当在政府行为中体现人民的意志。他强调人民拥有最后的决定权以及人民所代表的公共意志在国家机构运转机制中的作用，认为立法权作为经每个公民同意后直接委托的权力在政府中是最高权力，其他一切权力必须处于从属地位，但是当人们发现立法权的行使与他们的期望不一致时，人们有权力更换立法机关，因为每个公民手中仍握有终极权力。所有的政府机构的行为必须以法律为依据，而人民的福利是最高的法律。因此，罗素认为，在洛克的学说中既可以看到一些资本主义学说的论调，也可见到隐隐近乎是社会主义见解的论调，两者不调和地并存着。洛克的这部分思想被18世纪最具有民主精神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继承并进一步发挥。卢梭是近代欧洲启蒙思想家中最为激进的具有民主主义精神的一位思想家。马克思称赞他是不断避免与现存政权作任何即使表面上妥协的人，西方政治思想界称其为“民主主义的第一个代表”。卢梭的代表作是《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等。由于西方自由主义者把卢梭看做集权主义的先驱，与卢梭思想迥异的柏克、托克维尔、贡斯当等人受到了自由主义者的格外关注。埃德蒙·柏克的《自由与传统》、贡斯当的《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受到了欧美自由主义者的极力推崇。以上作品是西方政治学步入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经典名著，对自由、平等、人权、民主、传统等问题形成了成熟的见解。在人类思想史上，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的这些观念，同时又与它们有原则的区别。

政治学在19世纪末成为独立学科，但是20世纪初，传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在政治学上仍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一时期发表的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著作至今仍有相当大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追求政治研究科学化的运动在美国等国家兴起。在行为主义思潮的影响下，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学研究中最为热门的研究课题是政治体系和政治社会化。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公民文化》（1963年与西德尼·维巴合著）等都是这一时期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代表作。阿尔蒙德在最能反映其行为主义政治学特色的代表作《公民文化》中明确提出：“在资料收集和评价方面的革命，是最近社会科学中最具有意义的发展之一。这场革命依赖于资料收集和分析的技术发展：抽样的理论和方法，统计分析法，以及用来处理大量资料的机器设备等方面的发展。但是这种变化更多地不是依靠拥有这些研究工具；它更依靠于使用资料的新态度。社会科学家不再认为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事实，可以根据因果观察、内心反省或者通过系统的阅读来了解，或是轻而易举地成为可以理解的东西。成为问题之一的，不仅仅是对事实的解释，而首先是事实本身。或许，最重要的是，人们接受或者拒绝关于社会生活的某些解释的标准，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最终的标准是收集事实的方法。这种方法应该是相当系统的和相当可靠的。此外，它也应该是经得起检验的和可重复的，其他某些研究者能够在查看同样一批材料时，得出大致相同的事实。当然，所有这些都意味着这种方法是公开的和明确的。”20世纪60年代末，后行为主义研究开始兴起，伊斯顿提倡研究价值问题，认为行为主义政治学只研究事实问题，而忽视研究价值问题。20世纪70年代初，罗尔斯提出社会正义问题，美国当代多元主义民主理论创始人达尔在修改版的《现代政治分析》（1984）中特别补充了价值理论部分。

西方政治思想的演化与西方经济社会政治的变迁休戚相关。现当代西方政治学者围绕着西方社会面临的危机与问题展开了积极的思辨。二战后初期，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对“极权主义”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卡尔·波普是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思想家，代表作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自由派知识分子在探讨极权主义时一般习惯把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或共产主义混同起来，将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对立起来。新自由主义经过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的实践成为二战之后西方社会的主导思想。保守自由主义对新自由主义表达了不满，对战后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构成了挑战。1960年，战后最重要的保守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出版了《自由宪章》（中译本又名为《自由秩序原理》），认为政府不能随便干涉个人受到承认的个人人身自由、经济自由和私人自主支配的空间，公民私人和财产不能作为政府掌握的资源而成为政府管理的对象。哈耶克指出：“主要正是为了对公民私人加以保护，防止一个日益庞大的行政机器吞没私人领域，所以今天法治才如此地重要。法治归根结底意味着，那些受委托执行这些特殊任务的机构不能为了自己的目的而行使任何至高无上的权力[正如德国人所说的‘主权’（Hoheitsrechte）]，而是只能局限于使用专门交给它们使用的手段。”同年，当代美国保守自由主义思想家丹尼尔·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认为，西方传统的意识形态正在走向衰落，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布坎南、安东尼·唐斯为代表的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政府与政治的公共选择学派在《自由、市场和国家》、《官僚制内幕》等著作中阐述了保守自由主义的思想；对自由民主理论进行深入探讨的意大利政治学家乔·萨托利在《民主新论》等政治哲学著作中阐述了保守自由主义的思想。在这一时期，新自由主义与保守自由主义在分配正义问题上形成交锋，1971年罗尔斯的《正义论》一书发表后，得到了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比较经济学家林德布罗姆（以《政治与市场》等为代表作）等新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支持，而诺齐克、哈耶克等保守自由主义思想家则反对分配正义。1993年，罗尔斯出版了《政治自由主义》一书，对正义观念作了进一步的完善与修正。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的导言中，罗尔斯开宗明义地指出：（在《正义论》中）社会契约论传统被看做道德哲学的一部分，没有区分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而且一种普遍范围的道德正义学说没有与一种严格的政治正义观念区别开来。在完备性的哲学学说、道德学说与限于政治领域的诸观念之间也未作任何对比。新左派是在西方不同于传统左翼的激进思想派别，尤尔根·哈贝马斯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他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中译本为《合法化危机》）一书中指出：晚期资本主义出现了新的危机倾向，其合法化危机最主要的是动机危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围绕着全球性问题、地方性问题形成了一批经典的研究成果：亨廷顿的《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探讨了20世纪后期一项重要的全球性政治发展，即大约有三十个国家由非民主政治体制过渡到民主政治体制，试图解释这一波民主化浪潮的原因、方式及其直接后果。罗伯特·D．帕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对意大利20世纪70至90年代的民主制度创新进行了跟踪调查，着重对不同地区的制度绩效进行了比较研究，揭示了南北意大利制度绩效的根本差异与基于信任、普遍互惠和公民参与网络的社会资本之间的相关性；阿伦·利普哈特的《民主的模式：36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考察了1945至1996年期间的36个民主国家，凭借有力的证据和深层次的比较分析，认为共识民主的效果比多数民主好。他指出：“在政治学界存在着一种强烈而且一贯的倾向，将民主单纯地等同于多数民主模式，却未能将共识民主模式看作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同样具有合理性的民主类型。”安东尼奥·奈格里与迈克尔·哈特的《帝国》则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有关全球政治发展趋势分析的政治哲学作品。《帝国》一书提出：民族国家的政治主权已经衰落，超越国家领土而囊括全世界的帝国开始出现。该书也是当代论述有关全球化问题最为全面的作品之一。

本书限于篇幅，只对一部分西方政治学名著进行了摘要性介绍。

袁峰

201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