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主流思想体系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同时构成了它的基本问题，即应当如何处理国家与市场的对立关系。对此问题的回答也就成了区分国际政治经济学流派的主要标准。对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理解。其中比较系统、能够自成一体的是自由主义、现实主义、激进主义三种流派。它们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性质、动力、历史、前景有相当不同的看法，而且各自在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界拥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众多的支持者，所以占据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舞台。
自由主义
国际政治经济学当中的自由主义流派是市场力量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它所承袭的主要是西方主流的经济学思想和政治学、国际关系学中的理想主义传统。
自由主义者认为人归根结底是一种经济动物。如斯密所说，贸易、买卖和交换是人的天性。市场是为了满足和发展这种天性而产生的，所以它是最基本也是最有活力的人类组织形式，占据左右一切的地位。多数自由主义者对市场给予高度评价，信奉三个基本假设：（1）市场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可以自动校正波动、实现自我平衡。（2）市场活动的参与者根本利益是协调一致的。他们声称每个人尽可追求自己的私利，而大家的行动自然可以导致效益最大化，使经济全面增长，使社会在整体上日益富裕。（3）经济增长的自然规律是渐进、连续、线性的。就是说，在不受外力干扰的情况下，经济力量将根据人口、资源的投入持续稳定地增长。
在他们看来，社会的基础是参加经济活动的个体——个人、家庭、公司等，国家等政治组织是第二位的。一般情况下，国家不应干预经济过程，而只是为经济秩序提供最后的保证，或者受个体的委托提供一些公共服务。当然经济增长的主要目的应当是增进个体福利，而不是增强国家的实力和地位。自由主义者更强调民富，而非国强。
在自由主义者眼中，国际关系的发展就是市场进化的历史，就是现代市场从欧洲的西北一隅逐步向全球扩展的过程。17世纪以来的世界大势可以简单地描述为“高效淘汰低效”，也就是两种经济组织的竞赛过程。一个是现代部门，拥有生产的高效率，支持经济一体化；另一个是传统部门，采用落后的低效生产，支持自给自足。在市场力量的左右下，现代部门诞生发展，并不断改造传统部门，把它结合到自己的体系中。这个改造过程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全方位的现代化。从全球的角度来看，现代部门先是在西欧国家中诞生，改造了自己国家的传统部门；然后随着殖民过程向其他地区扩展。一些反应适当的国家或地区很快发展了自己的现代部门，与西欧的先行者结合起来，冲击传统部门，完成现代化；做出错误反应的国家则被欧洲的现代部门所压制，长期处于劣势。他们认为当前的世界体系是全球性的现代化进程塑造的，而不是西方国家凭借武力或经济优势地位制造和维持的。
所以改变世界面貌的主要是：（1）经济力量，即开发市场、利用新资源的能力。（2）技术力量，诸如通讯、运输、制造手段的革新。（3）组织力量，即管理经济活动的方式。比如现代金融、审计、仲裁制度等。国家所能做的就是对这三种力量推动的市场化进程灵活反应。一国政府可能出于政治或社会考虑选择对抗变革的压力，从而在短期内更改历史进程。但自由主义者坚持认为市场的扩展是不可抗拒的，而且全球市场越接近于完成，抵制市场力量就越危险。未来的生活方式不由国家政府决定，它们的反应只能决定自己在未来世界结构中的地位，或者是左右逢源，或者是处处被动。
在自由主义者看来，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中，市场战胜国家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斯特兰奇称之为“国家的退却”。由于技术和金融变革，由于各国经济加速汇入全球统一大市场，所有的国家，无论其大小强弱，政府的权力都在流失。国家的权力一部分被比它高层的跨国实体所侵蚀，另一部分被原来受它辖制的国内个体接收。所以国家不再独占世界事务的核心。他们相信，市场力量占上风有利于促进国际合作。因为经济人以理性选择为基础，能够忽略相对获益的不均衡，重视远远高出以往的绝对获益。
自由主义者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提出了有广泛影响的三种学说：第一，相互依存理论。如前所述，相互依存的概念由库珀提出，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做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和阐述。他们指出世界市场的扩张使货币、商品、人员、信息的跨国界流通急剧增加，各国的利益交错、难以割裂，事实上处于相互依存的网络当中。这种相互依存的状态既影响了世界政治，也改变着国家的行为方式，从而促成了新的政治模式。
阅读材料 1-3现实主义与复合相互依赖条件下的政治过程
资料来源：〔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林茂辉等译：《权力与相互依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
第二，贸易和平与民主和平理论。对贸易联系会减少冲突的猜测早已有之。瑞士学者布鲁诺·弗雷（Bruno Frey）对这个猜想进行了量化和实证分析，指出贸易往来与敌对行为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越密切，它们之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越小。
在试图解释这个现象的时候，康德在18世纪末提出的“民主主义和平”设想再度引起了重视。一个简单的逻辑是：贸易促进民主，民主保障和平。即现代经济发展在各国内部导致中产阶级的出现，而中产阶级是组成公民社会、支持宪政民主的核心力量，中产阶级势力的扩展终将促使国家的政治制度民主化。而据历史经验，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有意思的是早期的西方思想家，如孟德斯鸠和麦迪逊，持论恰恰相反。他们认为有公民军队的共和国是天生的扩张主义者。
第三，国际机制理论。约翰·鲁杰最早从国际法研究中借用了“国际机制”这个词汇，强调国家之间既存在正式的制度安排，也存在非正式的行为规则。国际机制虽然貌似脆弱，但却可以影响国家的行为模式。这个概念很快被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广泛使用，尤其在对国际合作的分析当中起到关键作用。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对国际制度和跨国治理的研究。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会对它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现实主义
在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的冲突当中，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现实主义者站在国家的一边。他们承认市场的作用，承认经济力量的影响上升，但坚持认为国家是世界事务的主角，一体化经济或全球市场不过是国家竞争的新重点。在经济学领域，他们从重商主义、德国历史学派、战略贸易学说（或称新重商主义）获得理论支持；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领域，他们以现实主义理论为根基。
现实主义最核心的假设，也是和自由主义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强调相对获益的重要性超过绝对获益。特别是在弱肉强食的世界舞台上，国家之间的竞争永远是有胜负之分的。自己的国家到底是领先还是落后，比全球财富增长的快慢要重要得多。以吉尔平的话说：“实力生来就是一种相对的东西。一个国家实力的获得必然是另一个国家实力的损失。这一事实构成了实力增长不平衡规律及其重要性的基础。”
现实主义者认为市场有助于创造财富，但不能公平地分配财富；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扩展只能加剧国家实力的差距。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在加深，但依存是不对称的。依赖别人的国家，政策亦受制于人；被人依赖的国家则享有种种便利。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必须竭尽所能，运用权力或影响力改变经济往来的规则，使它有利于自己，以便积累比他国更多的财富。
经济学领域的主流观点与现实主义者意见相左，但也先后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经济学说，为现实主义提供理论支持。16、17世纪的古典重商主义者曾经主张，国家应当鼓励出口、约束进口，一方面以高关税保护国内市场，另一方面扶植有竞争能力的出口工业，建立专营海外贸易的公司，争取在贸易中保持顺差，以积聚金银。他们关注的焦点是贸易盈余，通过积累顺差来增加本国的财富。
到了19世纪40年代，在德国出现了以李斯特为首的历史学派，他们强调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认为各民族国家都应当寻找自己发展经济的特殊道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拒绝斯密和李嘉图等主流经济学家提出的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则，特别是自由放任思想，而重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他们认为像德国这样当时相对落后的国家应当实行高关税政策，忍受暂时的牺牲，拒绝外国的廉价商品，以期本国幼稚工业得以成长，使国家最终走向强大。历史学派关注的焦点是提高“国民生产力”，主要是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
阅读材料 1-4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
任何一种工业，靠了勤奋、技术和节约，不久总有所成就，总有利可图的；任何一个在农业上、文化上已经有了发展的国家，其幼稚的工业如能加以适当的保护，不论开始时怎样缺点累累、成本高昂，通过实践、经验与国内竞争，其产品一定能够在任何方面与国外竞争者的老牌产品相匹比而毫无愧色；任何一种工业的成功总不是孤立的，总是与许多别的工业的成就相辅相依的；任何一个国家，对于工业如果能代代相传，历久不衰，把前一代留下的工作由后一代紧接着继续下去，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就必然会发展——如果还有人不相信这些，或者对于这些情况完全无知，那么在他大胆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以前，或者在他向操着国家祸福之权的执政诸公献策以前，我们敢请他先读一读英国工业发展的历史。……
按照他们（亚当·斯密和萨依）的说法，英国应当到能够按最低价格供应最高质量的商品的那些地方，去采购它所需要的东西。它以较高代价来自己制造那些它可以在别处买得到的东西，同时却把那部分利益让给大陆各国，这分明是件傻事。
但是按照我们的理论，情形却适得其反；这个理论我们把它叫做“生产力理论”（the Theory of the Powers of Production）。英国执政者对于这个理论所依据的基础并未加以审察，然而当他们执行着输入天然产物、输出纺织品的原则时，实际上却采用了这个理论。
英国执政者所注意的并不是价格低廉、经久存在的那些工业品的取得，而是代价虽较高却能够长期存在的制造力的取得。……
事实的确是这样。力量的确比财富更加重要。为什么呢？只是因为国家力量是一种动力，新的生产资源可以由此获得开发，因为生产力是树之本，可以由此产生财富的果实，因为结果子的树比果实本身价值更大。力量比财富更加重要，因为力量的反面——软弱无能——足以使我们丧失所有的一切，不但使我们既得的财富难以保持，就是我们的生产力量、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自由，还不仅是这些，甚至我们国家的独立自主，都会落到在力量上胜过我们的那些国家的手里；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已经有了充分证明，意大利共和国、汉撒同盟、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都是前车之鉴。
资料来源：〔德〕弗雷德里克·李斯特著，陈万熙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0、44、46—47页。
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又出现了战略贸易理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感于当时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有感于美国国际经济地位的相对下降，对传统的自由贸易模式提出了质疑。
阅读材料 1-5战略贸易概念
经济中是否存在劳动和资本能直接获得比它们在其他地方更高的报酬，或者对经济的其他部门带来特殊利益的“战略性”活动呢？这是新旧两种观点的分歧所在。
传统的观点认为不存在“战略”部门。竞争会使任何不同部门之间同质的劳动或资本所获得的报酬不可能有太大的差别。引导资源分配的市场价格是社会回报率非常好的指示器，能使生产者获得的报酬与其产出价值基本上一致。
新的观点则提出了战略性部门存在的可能性。由于当今规模经济、经验优势以及创新在解释贸易模式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租越来越不可能因竞争而完全消失，也就是说，在一些产业，资本或劳动有时会获得比其他产业高得多的回报。因为技术竞争越来越重要，某些产业将产生重要的外部经济的观点也已变得越来越有道理。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们对社会创造的价值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报酬。
所有这些说明，极端支持自由贸易的观点——即市场已运作得非常好，不可能再对它做任何改进了——是站不住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贸易的新思想为美国政府转向更积极的贸易政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资料来源：〔美〕保罗·克鲁格曼主编，海闻等译：《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1页。
部分支持战略贸易理论的学者建议美国政府向日本政府学习，推行产业政策，特别是要鼓励对技术研究发展的投资，扶植运用高技术的产业部门，因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高附加值的生产部门是21世纪的制高点。他们中的一些人，如劳拉·泰森（Laura D'Andrea Tyson）、艾拉·麦克西纳（Ira Magaziner）、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后来加入克林顿政府，对美国的经济和贸易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
总之，现实主义者并不接受自由主义者关于国际贸易培育和平与合作的判断，而是认为国际经济关系的本质仍然是相互冲突的，国家为争夺经济资源和财富的斗争同样激烈，仍然要求各国全力竞争。市场经济力量要按照民族国家的逻辑活动，为国家的整体目标和利益服务，即保证民族的独立和安全。与自由主义者从市场出发观察民族国家的思路相反，现实主义者以民族国家为核心，考察它们的相互关系，考察它们建立的结构体系如何左右全球市场的运行。
根据这种思路，他们提出了很有影响力的霸权稳定论。简单地说，该理论断言一个信奉自由主义原则的霸权国的存在，是国际市场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要使世界经济处于稳定状态，就必须有起稳定作用的国家，而且只能有一个这样的国家。”在他们看来，1815—1914年、1945年至今两个自由市场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和霸权国家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对霸权稳定论，我们将在第五章做进一步的分析。
激进主义
国际政治经济学当中所谓的激进主义内容复杂，派别林林总总，包括依附论、世界体系理论、葛兰西学派、女权主义、生态主义等。似乎所有被西方主流学术界视为边缘学说的都被加上这个名号。它们与自由主义、现实主义最重要的区别是，认为无论是在自由市场还是在民族国家当中都存在着导致自己灭亡的重大缺陷，只有向更完善的人类组织过渡才能建立公正、稳定的国际体系。不管它们自己是否承认，各种激进主义学说都受到了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滋养，拥有共同的智力渊源。
激进主义者对自由市场经济和国家政府的批判极其相似，但对未来发展的设想却大不相同。以激进主义中影响最大的依附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为例。依附论是从列宁对殖民帝国和被压迫民族的分析向前迈出一步而形成的。它把世界划分为中心和外围地区，即发达的欧美国家和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并认为外围地区内又存在自己的外围和中心，即一些畸形发展的都市或工业区和广阔贫穷的农村地区。农村依附于外围地区的中心运行，这些中心则依附于发达的宗主国经济。它指出，这种格局已经维持了两个世纪，在此期间第三世界国家始终追求现代化，但始终远远落后于西方强国。所以第三世界贫穷的根源在于国际结构，而不是自身因素。中心国家剥夺外围国家的财富，用于自己的发展。它们还在外围经济中制造和维持同国际秩序类似的贫富分化、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外围国家既无法进行发展所需的积累，又受制于国内的经济和社会矛盾，被固定在不发达地位上不得翻身。世界市场越进步，不发达国家越难发展。
依附论者不相信市场，不同意自由主义关于市场可以自行带来进步的判断，自由主义者推崇的贸易、资本、跨国生产、文化交流在依附论者看来都是压制发展中国家的工具，不但不能促进发展，反而会加深依赖；他们也不相信国家，不接受现实主义者提出的霸权稳定论，理由是发达国家竭尽全力维持自己已有的优势地位，而不发达国家的政府为中心城市所控制，以剥夺自己的外围地区为能事，国家的作为只会加剧市场的不公。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彻底改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才能实现普遍发展。
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描述的世界体系则由中心国家、半边缘地区和边缘地区三部分组成。它们分别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此从世界经济体系运转中的获利也不平等。而且“世界经济体的发展进程趋向于在本身发展过程中扩大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和社会差距……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整个历史中，中心国家的各种优势一直在扩大”。这些分析同依附论的判断基本符合，但两种理论的相似之处也就到此为止。在对世界体系的深入考察当中，沃勒斯坦更强调历史角度和实证依据。
阅读材料 1-6世界体系的起源与结构
迄今为止只存在过两种不同的世界体系：一种是世界帝国，在这些世界帝国中，存在一个控制大片地域的单一政治体系，不论其有效控制程度减弱到什么程度；而在另一类体系中，在其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空间不存在这样的单一政治体系。为了方便也由于没有更合适的术语，我们用“世界经济体”描述后者。
在现代之前，各个世界经济体是极度不稳定的结构，不是转变成各种帝国就是解体了。有一个世界经济体已经存在了500年仍没有转变成一个世界帝国，这是现代世界体系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就是其力量的秘密所在。
这种独特性就是被称作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的政治方面。资本主义能够一直兴旺，正是因为这个世界经济体范围之内存在的不是一个，而是多个政治体系。……
世界经济体划分为中心国家与边缘地区。我不说边缘国家乃是因为边缘地区的一个特征就是本土国家很虚弱，这包括根本不存在的国家（指处于殖民地状态）到自立程度很低的国家（即处于新殖民地状态）。
根据一系列衡量标准，诸如各种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国家机器的实力以及文化的完整性等，在中心和边缘之间还存在着半边缘地区。这些区域中有些在某个世界经济体曾属于早期类型的中心区域。有些过去是边缘地区，后来上升为半边缘地区，可以说它们是不断扩张的世界经济体中地缘政治变化的结果。
资料来源：〔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尤来寅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62—470页。
与依附论者不同，沃勒斯坦重视在中心国家中争夺统治地位的斗争，认为它对整个体系的影响最大。他还断言半边缘地区的利益集团很难实现政治联合，因为它们不能登上中心政治舞台。他把改造体系的希望寄托在阶级和“身份集团”身上，认为它们对利益分配的争夺“将引起政治和经济决策层的重新整合”，以在保持高水平生产率的前提下，建立更公平的分配制度。沃勒斯坦期待的似乎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政府”，而不是平等的民族国家的联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