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 六十一岁

1月—6月 继续在上海疗养。其间，先后同前来探望的韩先楚、粟裕等谈话。

3月15日 复电彭真，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在三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不派人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不发贺电的提议。

4月25日 致信吴宗锡，请他把近几年创作的评弹新开篇列个单子，以便从中选一些录音复制。信中还询问了上海几个集体所有制评弹团的演出上座率和开支问题。

5月4日—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康生在会上传达毛泽东关于批判彭真、陆定一，解散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等意见。会议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进行了错误的揭发和批判。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他们四人的所谓“反党集团”问题。五月十六日，会议通过会前由陈伯达主持起草并由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认为，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新闻出版界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在中央和中央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正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因此，要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的领导权，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十八日，林彪发表长篇讲话，诬陷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称颂毛泽东的个人“天才”，说“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会议还批判了朱德，把朱德不同意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顶峰的意见说成是反对毛泽东思想。会议最后一天，刘少奇发言，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对文化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这次会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陈云因病未出席会议。二十八日，中央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宣布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为副组长，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为组员。后来，中央文革小组逐步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

6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经毛泽东批准发表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诬陷北京大学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四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同日，发表北京新市委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此后，许多城市大、中学校的学生很快掀起“造反”浪潮。六月上旬，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并拟定保持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运动的八条要求。七月中旬，毛泽东由外地回到北京，严厉指责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七月二十八日，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

6月16日 由上海回到北京，继续住新六所。

6月17日 前往医院探望因患重病住院的叶季壮。叶季壮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七日病逝。

6月20日 同前来探望的李富春谈话。

6月29日 同前来探望的李先念谈话。

7月8日、11日、18日 到农业展览馆参观农业学大寨展览。

7月26日 致信周恩来，汇报身体情况，说神经功能失调有所好转，但头晕病仍未痊愈，上午仍有低烧，体力还比较差，每天只能散步一千多米。信中还说，自去年六月以来的重要电报、文件都看了，希望能看北方八省农业小组的材料。

8月1日—12日 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在讲话中对派工作组问题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在四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严厉批评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是“方向问题”、“路线错误”；还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五日，毛泽东写《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实行白色恐怖；说“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会议由此转为集中揭发和批判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子恢、薄一波等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八日，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又称《十六条》）。《十六条》强调，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各级领导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大鸣大放。”十二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七人扩大到十一人，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主席、副主席，以后只有林彪被称为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这次全会标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8月6日 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说看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八月三日修正稿），完全同意中央关于放手发动群众的决定和文件所定的政策，完全拥护毛主席和中央所采取的方针。

8月7日 晚，同前来传达毛泽东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排名次序建议的周恩来、陶铸谈话。谈话中周恩来问：这些年你常在广州、杭州、苏州、上海一带养病，为什么不去看看林彪？陈云答：“我不知道他的住处。”周恩来建议陈云主动找林彪谈谈。此后，陈云在新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一次会议时曾当面约林彪一谈。林彪虽答应，但始终未谈。

8月10日 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华东组会上攻击陈云，说：“陈云同志的思想也是长期与主席对立的。他以经济专家自居，自以为他的经济学在主席之上。看看他一九六二年的报告，就懂得他的经济学是什么货色。他只讲经济，不讲政治，他讲的经济政策，据我看，只是资本主义的商人经济而已。”

8月18日 出席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其间，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大厅内进行简短交谈。毛泽东在这次集会中首次接见北京及各地来京的红卫兵、学生和教师。

8月31日 参加毛泽东在天安门对各地来京红卫兵和师生的第二次接见。

9月2日 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天津工学院前来外调该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袁血卒历史问题的学生。当学生们污蔑袁是“反革命黑帮”时，指出：“黑帮这个词可不能随便用啊！”当学生们说“袁讲您曾解决过他的历史问题”时，回答：“是。那是二十余年前的事啦，结论记不清了。说袁血卒自首叛党、叛国谈不到，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他现在不是你们学院的党委副书记吗？中央怎么能让一个自首叛党、叛国分子去作副书记呢！”当学生们要求看袁的档案时，又说：“中组部有他的档案，你们是不是就别看了。关于他的历史问题，一直是中央解决的，可以到运动后期让袁血卒自己找中央解决。”此前，陈云曾于八月三十一日就袁血卒历史问题给天津工学院的学生复信，说二十五六年前，在延安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时曾解决过他的问题，因时隔甚久，已记不清结论内容了。解放以后，听说中央组织部又解决过他的问题。在陈云耐心诱导下，这些原来要打倒袁血卒的学生后来改变了态度，要求把袁树为革命领导干部。

9月15日 参加毛泽东在天安门对各地来京红卫兵和师生的第三次接见。毛泽东在问了陈云身体情况后对他说：“文化大革命，我并没有打倒你，你好好养病，将来好工作。”

9月30日 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建国十七周年宴会。

10月1日 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首都军民庆祝建国十七周年集会，并参加毛泽东对各地来京红卫兵和师生的第四次接见。

10月9日—28日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林彪、陈伯达在讲话中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反的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刘少奇、邓小平被迫作了检查。刘少奇在检查中联系一九六二年的所谓“右倾错误”，包括支持陈云的报告和推荐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事情，其中写道：“毛主席此时不在北京，我和中央其他几位同志到毛主席那里汇报了北京讨论的一些情况，并把已经拟好的中央批发陈云同志的讲话的文件送请毛主席批发。我后来才知道毛主席是根本不赞成我们对当时的形势估计和某些做法的。”毛泽东在讲话中说：“过去中央搞一线、二线，结果，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现在改变了这个制度，北京的问题基本解决了。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短，来势很猛。很多同志有抵触，可以理解。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周恩来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就如何传达会议精神作了部署，并对运动中的有关政策和措施提出了一些要求。十月三十日，陈云就解放前和建国后的所谓“严重错误”向会议写出书面检讨。会后，全国掀起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从十二月开始，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各地群众在游行中喊出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10月18日 参加毛泽东在天安门对各地来京红卫兵和师生的第五次接见。其间与朱德、董必武、李富春同乘一辆车，向朱德问起康克清被红卫兵揪去游行的事，提醒平时尽量少出门。

10月30日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包括一九六二年“右倾错误”在内的“严重错误”写出书面检讨。

11月3日 参加毛泽东在天安门对各地来京红卫兵和师生的第六次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