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亚洲文学与离散

亚洲文学对离散的经验可从两个方面探讨。一个是殖民主义所引起的离散，另一个是国民国家的暴力。首先看一下因殖民主义而导致的离散。

离散是近代殖民主义的膨胀所引起的现象。近代前期固然也有离散的经验，但与近代殖民主义膨胀以后的经验相比，不能算作是典型案例。从众多非洲人被抓到美洲大陆并遭受奴役生活，一直到现在的以色列统治下的巴勒斯坦人，殖民主义产生的离散具有相当长的历史渊源。再看韩国，自日本殖民统治开始以后，漂泊到日本或中国的韩国人越来越多，最终形成了离散，从中滋生出的文学就是韩国离散文学。曾经提过的金石范和金学铁，就是其代表性作家。两位作家的文学，可以与日本的殖民统治分开来探讨吗？这不仅仅是专属于韩国的问题，包括印度在内的很多经历过殖民统治的亚洲国家，均在本国文学中发现了同样的现象。同时，这不仅仅是过去式的话题，更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话题。著名的巴勒斯坦诗人穆罕默德·达维希（Mahmoud Darwish）最近推出的诗集，通篇涉及的是关于离散的话题。背井离乡到世界各地漂泊的诗人穆罕默德，近期才得以回访故里，但是等待他的故乡却是在以色列占领下呻吟的荒芜之地。对穆罕默德来说，离散才是问题之本质，他近年来的很多作品，集中表现了离散问题。可是在穆罕默德的诗歌里，我们始终找不到国民国家的矛盾和混合性。对他的诗歌和生活来说，当务之急是早日从以色列的霸占和殖民主义的压制下得到彻底的自我解放。在此之前，对他来说任何形态的克服国民国家弊端的方法，只不过是海市蜃楼而已。诚然，他的诗歌并不拘泥于历史现状，但同时也没有跟上述情况不无关系。背井离乡游弋在异国他乡数十载，也绝非他所愿。他渴望自己也像他的同胞们一样，安居在自己的祖国。但以色列的占领，只能让他离开故乡，至今也无法回归故里。对他来说，离散本身就是放逐。这是与自我选择无关的、在殖民主义暴力下形成的离散。这种离散不止发生在穆罕默德一个人身上。出生在巴勒斯坦的女作家萨哈尔·哈利法也身陷同样的处境。现在把约旦作为主要活动舞台的她，因在故乡无法得到自由的保障，而在异国他乡以离散者的身份进行创作活动。萨哈尔的现状也不是自我选择，而是外部的殖民主义压制强加给她的“放逐的离散”。这种“放逐的离散”反而给离散文学家们提供了新的文学想象力的源泉。我们在他们的作品中，可以领略到在其他作家作品中找不到的人类文明的真面目。在离散文学的讨论中，我们要在尊重历史场景的基础上，去构建离散文学的话语场。

离散的另一个产生原因是国民国家的暴力。在产生“放逐的离散”方面，国民国家的内部暴力不亚于殖民主义的外部暴力般强大。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通常要以国民国家为范本进行国家重建，其过程中产生的独裁、内战、宗教归一等多种形态的压制持续折磨着作家诗人。无法在本国安身立命的作家，不得不被祖国放逐到异国他乡颠沛流离，其间就大量出现离散和离散文学。这种离散在韩国文学中很难找到例子，因而，对我们来说难免有点费解。“三八线”以南的作家在长久的独裁统治下，并没有离开祖国，在国内以多种形态和方式坚持了自己的创作；以北的作家也是在遭到政治肃清后，依然留在了国内。虽然也曾经历了战争，但很少有逃避到海外的作家。因此在韩国，理解上述情况并不容易。在日本进行创作的诗人金时锺，早在济州岛“4·3事件”发生时，逃难到了日本，后来成长为诗人。他的经历也算是典型的内部暴力所引起的离散。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的金学铁也属此类离散。但是，这种离散在韩国，实在是凤毛麟角。我们可以发现，在亚洲其他国家却有很多这种类型的离散文学，其典型便是伊拉克。在萨达姆的长期独裁统治下，很多作家受到了迫害。他们不得不离开伊拉克，迁徙到阿拉伯或欧洲等地区定居，并在那里坚持了文学创作。因为有众多作家在海外进行创作，所以伊拉克国内文学一度出现了缺位现象。在此过程中，留在国内的作家和海外作家之间产生了隔阂甚至对立，这也给萨达姆政权倒台以后的伊拉克文学界留下了祸根。新成立的政权，曾邀请海外的作家回国，并试图在他们与国内留守作家之间促成和解，但双方的成见较深，导致了矛盾愈演愈烈。海外派作家指责留守作家助纣为虐，后者却抨击前者在国外度过怡然自得的生活乐不思蜀。

居住在加拿大进行创作活动的印度作家罗辛顿·米斯瑞，受宗教国家主义（国民国家外部暴力之一）的迫害，而成为离散文学作家。众所周知，印度在建立国民国家的过程中，印度教的国家主义发挥了强大作用。罗辛顿属于印度的少数宗教祆教（拜火教）。印度教在巩固其中心地位的过程中，对其他宗教和种族进行了无情的迫害。少数种族或宗教的作家深受其害，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移居到了他国，罗辛顿便是其中之一。他在加拿大发表了多部以印度孟买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这些作品不管在印度还是西欧，皆受到了相当的重视。

摆脱殖民统治以后，因内战、独裁、宗教归一等国民国家内部暴力，产生众多离散作家和离散文学，就是亚洲文学的现状。跟殖民主义导致的离散文学相比，其数量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平时只看到韩国文学在这方面很少有作家进行创作，因此，总以为其比例不太大，但放眼亚洲文学而观之，却不计其数。

与殖民主义抗衡并追求独立的殖民地民众，自然而然要选择一位领袖人物来引导他们的斗争，这些领导者在独立以后，大都成了国家的统治者。头顶反殖民主义斗士光环的那些领导人物，为了使落后的国家现状早日得到改善，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他们的辉煌经历成为抵御牵制和批判的盾牌，腐败和独裁也随之产生，最终导致了自下而上的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抵抗。为了镇压这些抵抗，他们不惜启动宣布非常状态等法西斯性质的政策，这也使民众和国家之间的矛盾更加白热化。最典型的例子是，1975年，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为了让大法院对自己的判决流于无效宣布了非常状态，印度民众对此立即采取抵抗。

罗辛顿·米斯瑞就是把这些印度社会的复杂历史作为小说的背景，生动描述了民众生活的代表性作家。他在1995年发表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完美的平衡》（A Fine Balance）便是其中的代表作。作品以英迪拉·甘地宣布非常状态的1975年为时代背景，以四名属下阶层（subaltern）为主要人物，描写了在生存与希望的缝隙中惶惶度日的印度民众的真实生活。Ishvar和Omprakash为了洗掉不可触贱民的身份，背井离乡来到城市（似乎是孟买），找了份制衣工作。但他们始终没能跨越社会歧视的高墙，最后沦落为行乞大街小巷的叫花子。他们的女雇主叫Dina，虽然很多有钱有势的男人频频向她求婚，但她拒绝缺少爱情的婚姻，毅然决然地跟了自己的心上人。谁料不幸从天而降，她成了一个寡妇。为了表示对自己的选择负责，Dina拒绝了哥哥奉劝的小市民式的安逸生活，雇用两个裁剪熟练工Ishvar和Omprakash，在自己居住的公寓开办了一家服装加工厂。但祸不单行，因公寓楼主的从中作梗和熟练工的不幸遭遇，她再次陷入了破产的窘困境地。无处安身的Dina，不得不寄宿哥哥家并接受了她曾经拒绝过的生活方式，一个女性的自力更生最终宣告了失败。在父亲的威逼下勉强进入城市的技能学校，并寄宿在母亲的故友Dina家的Maneck，毕业后在迪拜的沙漠荒地找到了一份工作。8年后，为了参加父亲的葬礼短暂回国的他，目睹了曾经满腔热情的好朋友Ishvar和Omprakash沦落为乞丐的现实还有Dina的一连串不幸遭遇，他感到万念俱灰，愤然选择了卧轨自杀。没有被国民大会等民族主义政党代表其利益，而是被社会和国家彻底排除的下层民众，一直是米斯瑞小说的主人公。他们的阶级成分属于社会底层，被国家政权摧残和压迫是家常便饭，就连印度的社会主义政治势力，也没有代言他们的利益。作者没有描写印度的普通工人或参加劳工组织的工人阶级，而是给予那些不可触贱民和女性等人物更多的关注，也证明了他的创作立场。作者认为，国民大会和社会主义政党，在阶级立场上虽然出现明显差异，但其共同基础就是精英主义。因此，他所刻画的是处于这些政治势力关注之外的那些下层民众。如今，他对精英主义的批判，延续到了对印度国民国家的批判。

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下争取独立后，那些政治团体以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为基础，建立了国民国家，并拥护以印度国民的名义命名的一切。后来，他们口口声声说是为民谋政，但所实行的大部分政策，却代表了印度的资产阶级和相关阶层的利益。其实，所谓国民国家，究其本质是在牺牲大部分民众的利益的基础上，为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而打出的漂亮幌子而已。由此可见，所谓国民国家的实质是多么的冠冕堂皇，而且他们所鼓吹的民族主义又是多么的虚无缥缈。米斯瑞始终围绕这些问题，创作了这篇小说。Omprakash为挽救新娘回到了故乡，却接受了国家以计划生育的名义强加给他的结扎手术。他的这一充满戏剧性的遭遇，正是作者对国民国家进行的最强有力的讽刺和抨击。与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的批判不同，罗辛顿·米斯瑞把焦点主要集中在以阶级分化为基础的国民国家自身的强权性上。

反对精英主义的历史解释，同时批判合为一体的国民与国民国家，是米斯瑞的写作立场。因此，很多人认为他可能标榜混合性和相对性，进行后现代的写作，但事实上，他却坚持着巴尔扎克以来的西欧现实主义写作。过于详细而冗长的描写，有时甚至被人指责为自然主义，但贯通整篇的现实主义技法，实在是与后现代相去甚远，着实令人刮目相看。同样是批判国民国家与民族主义的暴力性，萨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却采取后现代技法，两位作家可谓各有千秋。米斯瑞承袭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西欧现实主义作家的传统技法，把全球化资本主义的背景下印度社会所带有的各种复杂矛盾，描写得淋漓尽致。这与萨曼·拉什迪的观点存在很大差异。拉什迪认为，无法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描写出在全球化资本主义的边缘苦苦挣扎的印度社会。所以，他选择的是魔幻现实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我们可以把拉什迪的长篇《午夜的孩子》和米斯瑞的《完美的平衡》进行比较，从中很容易确认上述不同点。

但是，对国民国家暴力性的尖锐批判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并不能消除某些读者对该作品的强烈不满。以无能为力的下层民众及其悲惨的下落结束作品、从来不描写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国民国家打着提高生活质量的幌子强行计划生育却对此束手无策的一群懦弱人物、没有一点暗示集体抵抗可能性的结构设置，都可能是遭到批判的目标。更有甚者会指责描写无能为力的下层民众的结果，恰恰是助长国民国家的暴力性。其实，作者为了批判精英主义的历史诠释而描写了下层民众，并不是为了宣扬宿命论而选择人物。作品中的四个人物认为，在Dina家共同生活的时光，就是他们所经历的最美好的共同体经验，还有破产的Dina回忆这段生活，充分说明了作家的共同体意识。

Maneck和Om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Ishvar待两个少年如同亲生骨肉；四个人不仅吃喝在一起，而且一起打扫卫生、收拾饭桌、上街购物，甚至把个人的欢乐和忧愁共分享；四个人对Dina关怀备至；Dina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了从亲戚那里从来没有得到的尊重；通过几个月的共同生活，Dina才懂得了什么是家庭的温暖……（笔者译）

引文列举的是Dina估计别人永远不会理解他们的幸福，而对那些美好生活进行自我回忆的部分。还有，Maneck从迪拜回来后，因为展现在眼前的景象并不是8年前的美好生活，由此产生挫败感而选择自尽。这些描述足够说明作者的共同体意识是多么强烈。与国民国家的统治集团内部充满空虚感相比，那些下层民众拥有无与伦比的内在充实感，这正好证明了作者非常向往超越国民国家的新共同体。是在体制内跨越国民国家的局限性，还是在体制外抵御国民国家的局限性，在这个疑问面前，米斯瑞进行的上述努力，可谓非常宝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