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前言

谈起中国的税收历史，首先必须弄清一个问题：中国的赋税产生于何时？

然而，要弄清这个问题并非易事。关于中国赋税产生的时间，大致有以下三种意见：产生于夏代之前，产生于夏代，产生于夏代之后。上述三种意见给出的具体年代，最早的为距今6000多年的早期大汶口文化时期，最迟的是距今2600多年的鲁国初税亩改革时期，两者之间的时间跨度竟长达三四千年。

之所以出现上述见解的差异，主要原因：一是先人记载我国赋税起源的文献资料现存有限，有限的资料中又有些不清楚乃至矛盾之处。二是史学家们各自对有关文献资料的理解有别，看问题的角度不同。

在中国赋税产生年代的问题上，有多数派观点和少数派观点之分。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在夏朝之前的社会属于原始社会，尧、舜、禹三人均以部落联盟首领的身份出现，部落首领由推选产生。在尧舜禹时代之前的原始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没有剩余产品，没有国家产生的条件。在尧舜禹时代的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有所发展，剩余产品已经出现，氏族公社首领私自占据剩余产品，而成为富有者，但大多数氏族成员则相对贫困起来，阶级矛盾逐步尖锐化。少数富人为了维护自己对剩余产品的不断占有以及对贫穷者的统治，开始逐步建立起军队、官吏等统治工具。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建立的条件越来越成熟。夏朝的开国之主禹死后，其子启杀掉禹选定的继承人而自立，实行了王位世袭制，建立了军队、监狱，并设立了刑法，这标志着国家在中国的创立，故此赋税是从夏代起源的。主要的文献依据有：《尚书·禹贡》中“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的记载；《史记·夏本纪》中“自虞夏贡赋备也”的记载；《孟子·滕文公上》中“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的记载。

但也有人与上述的多数人意见不同。有学者依据《史记·五帝本纪》中“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的记载和《路史》中“神农之时，为民赋，二十而税一”的记载，提出了“中国的赋税产生于炎黄之时”的观点。在国家产生的时间上，有人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国家的出现不是距今4000多年的夏代，而是距今6000多年的早期大汶口文化时期，比夏代要早2000多年。还有人以“税”字及其同义字的产生时间（或符合该字含义的事物的出现时间）为依据，来推断中国赋税的产生时间。历史上的中国赋税在“税”字出现前曾经有过许多其他名字，如“贡”“献”“来享”“来王”“宾”“赋”“助”等。围绕对上述文字的分析，出现了中国赋税产生时间的不同观点：有的认为，赋税产生在夏代的说法不可靠，商代的“宾”才是最早的财政收入形式和名称；有的认为，因为我国的“税”字产生在春秋时期，所以税收的起源应当是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的“履亩征收制”。如此等等。

这里，笔者的观点是，中国的税收历史从夏代开始。理由如下：

其一，赋税与国家相伴而生，这是公认的社会规律。马克思说：“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废除捐税的背后就是废除国家”。恩格斯说：“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捐税是以前的氏族社会完全没有的。”话说得很明白：赋税与国家如影随形，相伴而生，此存彼在，此消彼亡。要否定中国赋税开始于夏代的观点，就要否定中国自夏代建立国家的历史。但这谈何容易？众所周知，中国5000年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夏，从大约公元前2070年始建，至公元前1600年被商取而代之，这段起止时间大体明确、17代国王历历在册的史实是经过无数专家学者的辛勤考证才得以确立的。因此，中国赋税产生在夏代的说法，至少在现在及看得见的将来都是毋庸置疑的。

其二，经典论述中比较集中和明确的结论是夏代产生了赋税。无论是《尚书·禹贡》《史记·五帝本纪》，还是《孟子·滕文公上》，都明确指出了夏代始有赋税的事实。尽管有人对《尚书·禹贡》的成文时间存有疑问，但上述三者均不失为公认的权威史籍。当然，关于在轩辕黄帝时就有赋税的观点，也是依据《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而得出的，但综合各种史籍的记载，按照历史的一般规律研判这个问题，应当理解为：轩辕黄帝“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记载中的“不享”的反义词“来享”，不是指正式意义上的国家赋税，而是指被征服的部落向征服者上缴的贡纳。而《路史》中神农之时即有赋税的记载不足为凭，因为《路史》一书系南宋时（罗泌所著）的作品，其在记载史实上的可信度是不能与上述三者等同的。至于根据“宾”字与“税”字产生的时间来推断中国赋税产生于商代和鲁国“履亩征收制”的这些说法，可以理解为：商代的赋税较之夏代的赋税，形象更加鲜明一些；鲁国“履亩征收制”时的中国赋税已经相当规范了。

其三，世界上任何事物在生成之前都有一个孕育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国家和赋税不是在短时间内就能产生出来的，而是有一个相当长的孕育过程。其间，具有国家、赋税特质的某些东西早就存在并不断地发展着。恩格斯以欧洲为例论证此事，他认为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到处都有氏族首长议事会，“正像在易洛魁人那里一样。氏族首长已经部分地靠部落成员的献礼如家畜、谷物等来生活”。这些具有一定国家、赋税特质的东西不能不说是国家、赋税产生的基础。将基础的东西说成是成型的国家和赋税，尽管确实有“边”可“沾”，但终究是急了一些，早了一些。而将税收的产生时间定在商代或者鲁国初税亩时，则显然是慢了一些，晚了一些。

需要指出的是：或许这只是现在的说法。因为对历史问题的探索是无穷尽的，随着历史典籍研究和地下文物发掘不断有新的发现与佐证，人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也会不断有新的进展。关于国家和赋税产生的时间问题争论还会继续下去，也许真的会有那么一天（这一天可能遥远一些），中国的国家建立与赋税产生的时间再往上古推进若干年，相信这也是广大炎黄子孙乐见其成的。

中国的税收从远古走来，历经了4000多年的岁月。从当初到现在，它一直在人们褒贬毁誉的评价和爱恨情仇的目光中行进着。它有时像天使，促成社会繁荣，百姓安康；有时像恶魔，搅得国家动荡，民不聊生。但它自始而今，作为国家重器的身份始终未变，聚财的追求始终未变，强势的秉性始终未变。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历史延绵不断的国家。有赖于此，我们得以逐朝逐代而不间断地述说中国的税收历史。4000多年来，围绕中国税收问题产生的人物、思想和故事丰富多彩，要详细叙述这一历史，非鸿篇巨制而不可及。但囿于篇幅，同时也为适应普及的需要，本书旨在沿着中国税收演进的历史轨迹，择其要点而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