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唐代的妓楼文化

那么，仙女为什么要呈现出与妓女混合的形象？这种现象出现在唐代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有必要关注一下宋代张端义对唐代人的妓楼爱好的评论。

晋人尚旷好醉，唐人尚文好狎。

如张端义所说唐代是妓楼文化盛行的时代。唐代增长的生产力和随之而来的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都市文化的繁荣，从而使这种以城市为中心的妓楼业得到了发展。唐代首都长安作为国际大都市，非常繁盛，其中妓楼以平康里就是当时唐都长安的妓楼为中心。妓楼文化与唐代人的娱乐密切相关，是构成唐代文化的重要因素。唐代的孙棨在《北里志》中对唐代的妓楼有如下记录。

平康里。入北门，东回三曲，即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铮铮者，多在南曲、中曲。其循墙一曲，卑屑妓所居，颇为二曲轻斥之。其南曲，中曲门前通十字街，初登馆阁者，于此窃游焉……妓之母，多假母也。亦妓之衰退者为之……初教之歌令而责之，其赋甚急。微涉退怠，则鞭朴备至。皆冒假母姓，呼以女弟女兄为之行第。

由此可以看出，她们从小研磨舞蹈、音律、文章等技艺和知识，也能看出她们对自身的修养是非常自信的。因此，她们不仅能自然而然地和年轻的士人交流，还在和高官显贵们交往时非常注意自己的尊严与地位。

每南街保唐寺有讲席，多以月之八日，相牵率听焉……故保唐寺每三八日士子极多，盖有期于诸妓也。

北里之妓，则公卿举子，其自在一也。朝士金章者，始有参礼。大京兆但能制其舁夫，或可驻其去耳。

上述两段文字揭示了北里妓女和青年士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及北里妓女的社会地位。妓女和士人主要在宴会席上相遇，这就为妓楼文化的形成提供了一种契机。

妓楼文化也与宴会文化相通，尤其是宴会在唐代士人的交游中占很大比例，例如考取进士科的士人要参加的正式宴会就达四十多次。其中曲江宴是为考取进士科的士人而准备的。通过进士科的士人和考官聚集的谢恩宴会也是正式的宴会之一。筹备这种谢恩宴会时，要先在主考官的住居附近租一家妓楼，然后在那里设宴，这种妓楼叫作“期集院”。另外，还有为科举落榜的士人设的宴会，根据李肇的《唐国史补》卷下为进士科落榜的士人设的宴会称作“打毷氉”，即“消解烦恼的宴会”。此外，士人聚会的大小宴会以妓楼为中心展开的情况颇多，进而干脆出现了专门准备这种宴会的叫做“进士团”的赢利集团。因此，唐代的士人和妓女可以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他们的爱情故事也可以说是从宴会文化派生而来的。

对士人而言，妓女的存在有着多层意义。对他们来说，妓女不仅是文化上的伴侣，还是恋爱对象。在宴会席上妓女不但和士人玩智力游戏——行酒令，她们还具备能够相互诗歌唱和的文化知识素养。因此，士人和妓女自然而然地形成共有的文化意识，并互相视为恋爱对象。尤其是当时的社会是一个极其重视门第观念的社会，男女之间的自由恋爱是不可能获得家族和社会的认同与接受的。士人自然把对自由恋爱的向往寄托在妓女身上。对唐代爱情类传奇的创作者——士人而言，这种与妓楼文化的密切联系是使他们创作出以妓女为题材的作品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