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书名、篇数

从书目著录和有关史书上的记载看，《春秋决狱》的书名、篇数是不确定的。为清楚起见，将各种著录名目分条罗列如下：

（1）《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汉书》卷三〇《艺文志》春秋家类）

（2）《春秋断狱》五卷。（阮孝绪《七录》）

（3）《春秋决事》十卷，董仲舒撰。（《隋书》卷三二《经籍志》春秋类）

（4）《春秋决狱》十卷，董仲舒撰。（《旧唐书》卷四七《经籍志》法家类）

（5）董仲舒《春秋决狱》十卷黄氏正。（《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法家类）

（6）《春秋决事比》并十卷，原释汉董仲舒撰。（《崇文总目》，《文献通考》无卷数）

（7）董仲舒《春秋决事》一作“狱”，十卷。丁氏平，黄氏正。（《宋史》卷二五〇《艺文志》法家类）

这么看来，《春秋决狱》的书名至少有5种，我们通常用的书名《春秋决狱》，仅是其中之一。虽然大同小异，但从不同的书名中是不是我们也应该思考这样两个问题：第一，不同的书名有哪些细微差别；第二，书名的不同说明了什么。

公羊与春秋，二者能否划上等号？能，所说的春秋特指《公羊春秋传》。《史记》上说得明白：“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儒林列传》）

决事与决狱，二者能否划上等号？不能，决事的范围显然要大于决狱；称决事，那么《春秋决事》中一定还包括除治狱外的一般事件。如《汉书》卷七一《隽不疑传》上引用蒯聩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的事，《春秋》上对它是肯定的。在宋人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七上看作为“以《春秋》决事”，这是对的。在《汉书》上隽不疑则将此作为处断卫太子回长安事的历史根据，薛允升将它列入“汉以《春秋》决狱之例”，也不错。但二者的区别明显，一是事，一是狱。不过，古人是否有将此二者统而言之的情况？也是很有可能的，在具体说到《春秋决狱》的篇数时，史书上有说232事，此一“事”字是否就指案狱，还是只指事件，或者既指一般事件，也包括案狱，二者兼而有之？那就含混了。这种史传上出现的含混，正是书名与内容存有不一致的反映。

决事比与决狱，决事比是指“依旧事断之，其无条取类以决之”，也就是在无律条可依据的情况下，用审判同类案件的成案作比照；显然它与一般的按制定法断案的方法不同，它们的司法功能也有所不同。书名中出现“决事比”最早见于《崇文书目》，是为宋代；将“决狱”改写成“决事比”是宋人擅改所致，将二者混为一谈是不妥的。

篇名中存在这些细微的差别，我们当然不应小视它。从这些差别中，至少可以看出编书者的断狱指导思想、所编书的内容范围以及它在实际司法中的作用大小等问题。

一部书的书名有5种，有点异乎寻常。之所以出现这样许多不同，不能一概把它说成是讹传或误抄。《春秋繁露》同样是董仲舒的著作，自古及今，何以从未有异变。其中原因很可能是《春秋决狱》一书本身的不确定性造成的。这种不确定性也反映在它的篇数的不确定上。

上面所列出的篇数有的称篇，有的称卷，共有4种不同的篇数或卷数：十六篇、五卷、十卷和并十卷。并十卷与十卷应该有所不同，但是不知它与谁“并”在一起算。篇，《说文》云：“篇，书也。”段注：“书，著也，著于简牍者也。亦谓之篇，古曰篇，汉人亦曰卷。卷者，缣帛可卷也。”但在汉初用以写作的书写材料主要还是简牍，其后成“卷”，卷数相对篇数来说肯定会起变化，是否是因为反复传抄的关系卷数才起了变化，不得而知。但是，我们还比较信从《汉书》的记载：十六篇。因为它是最早的汉代人的著录。不过当时还没有正式成书，连书名还没有确定，暂且被叫作“公羊董仲舒治狱”，这是班固的主意；将思想、作者和内容杂糅在一起，不像书名。

另外，又有说《春秋决狱》凡232事（《后汉书》卷四八《应劭传》）。异说纷纭，莫衷一是。十六篇中是否合计有232事，也很难说。这一点，下文我们还将谈到。

《崇文总目》卷一称：《春秋决事比》十卷，原释汉董仲舒撰。“至吴太史令吴汝南丁季、江夏黄复平正得失。今颇残逸，止有七十八事。”照此说法，在宋之前还有全本存世，且名“决事比”，有人对它作了评论，看来很早就已有人把它的书名擅改了；在宋之时《春秋决疑〔狱〕》则只存78事，既然说有残存，那就肯定了此书的基本存在。而宋末元初的王应麟则在《困学纪闻》卷六上说，董仲舒《春秋决狱》“其书今不传……仅见三事而已”。一说78事，一说3事，说法不一，相差很大，只能说至宋此书基本上亡佚了。

除此之外，《崇文总目》称“原释”，意思是说它原书上注明的作者是董仲舒，现在看来可能不一定是，所以特地加上一个“原”字，对作者是否是董仲舒提出了异议。在上列书目中，《七录》、《文献通考》卷一八二《经籍考》也都未注明董仲舒之名，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