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庆调查:县域社会建设考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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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经济社会发展与延庆社会阶层结构变迁

一般来看,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受工业化、城镇化以及经济社会体制的影响。延庆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同样也受这一规律的影响。随着经济发展、城镇化的推进,延庆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同时这种变化也明显地受到政策体制的影响。

(一)产业结构变动与就业结构调整

现代社会阶层的分化是以职业为基础的,因此社会阶层结构实质上是社会分工的体现,而这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后者的发展和变化直接影响到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延庆经济的发展,其经济结构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现代产业结构。由于缺乏统计资料,我们无法回溯改革开放之初延庆县的产业结构,但是,从近十年来延庆县的产业结构来看,现代产业结构已经形成(见图2-1)。2009年,延庆县三大产业产值分别为8.37亿元、15.74亿元、37.38亿元,产业结构比为13.6∶25.6∶60.8,产业结构已经呈现典型的“三、二、一”的结构性特征。总体来看,过去十年,延庆县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地区经济的主导产业。相比较而言,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第二产业发展稳定,其产值占比一直在20%~30%徘徊,而第一产业则表现出稳中下降的趋势。

图2-1 2000~2009年延庆县产业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2000~2007年数据来源于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延庆县史志办公室编《延庆改革开放30年》,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第516页。

2008~2009年数据来源于延庆统计信息网,http://yq.bjstats.gov.cn/tjsj/ndsj/2009n/2009nzh/5828.htm

延庆县的产业结构在相当程度上带动了就业结构的调整。2010年延庆县第一、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分别为3.8万人、2.8万人和9.8万人,就业结构比为23.3∶17.0∶59.7,呈现“三、一、二”的特征。总体来看,就业结构依然滞后于产业结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第二产业在吸纳劳动力方面的贡献并不高,而第一产业中依然存在剩余劳动力。相比较而言,第三产业对于劳动力的吸纳发挥了显著作用。

(二)城镇化与社会阶层结构变化

1978年以来,延庆县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潮中,城镇化也在向前迈进。1978年,延庆县城镇化率仅为12.9%, 2010年则达到了48.6%, 32年提高了35.7个百分点。城镇化的推进,有力地推进了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的转移,从而使得传统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农业劳动者阶层大大减少。2009年延庆农业劳动者阶层所占比例已经下降到29.8%。

在延庆县城镇化过程中,小城镇建设是重要的途径。北京市小城镇建设始于1994年,经国家建设部批复,北京市确定了10个镇作为试点小城镇,其中包括延庆的康庄镇。根据《北京市郊区小城镇建设试点城镇户籍管理试行办法》的规定,符合一定条件的,在北京小城镇购房的外地人可以落户。由于中国城乡存在二元户籍管理体制,以及北京是中国政治文化中心,拥有城镇户籍,尤其是北京户籍,往往意味着得到良好的受教育条件和良好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因此,在北京的小城镇建设启动之后,吸引了相当一批外地人在北京10个小城镇购房落户。有多少人因此成为北京人,我们无法获知确切的数据,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成为新北京人的群体规模不会是少数。也正因为这样,小城镇建设给北京人口增长带来了压力,2006年北京市政府暂停小城镇户口的办理,迄今没有重启这一政策。不可回避的是,小城镇建设吸引相当一批外地人在京购房落户,这对于改变这些小城镇所有县域的社会阶层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在小城镇建设中,能够在京购房落户的外地人,多为拥有一定经济实力和一定层次的人,他们在京购房落户的目的,要么是为子女将来考大学而迁居北京做打算,要么来北京发展,这在相当程度上为原有的社会阶层结构注入了新的因素。另一方面,这些在京购房落户的外地人,在成为北京居民后,大多从事的是非农职业,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小城镇建设的步伐,使得农业劳动者之外的阶层群体在快速扩大。尤其是那些从事投资生产服务经营的私营企业主,他们对于本地经济发展,解决就业又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三)政策体制对社会阶层结构的影响

政策体制对于延庆县社会阶层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延庆县作为北京市重要的生态涵养区,保持水土涵养与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北京市对延庆县域功能的定位,由此一切有可能引发环境破坏的工业企业在延庆的发展是受到禁止的,延庆的经济发展有些也受到限制。所以,在延庆的产业结构中,我们不难发现,第二产业产值所占比重明显低于第三产业,长期在25%左右波动。这样的政策对于延庆县社会阶层结构的影响就是:与市场经济关系密切的社会阶层发育不足。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第二产业发展受限,企业数量较少。延庆县企业家阶层的规模明显过小,不仅低于北京市平均水平,而且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二是经济管理人员阶层稀缺。延庆县不仅工业企业数量少,而且企业的规模也不大,多为中小企业,企业组织架构与管理层级还没有分化,所有权与经营权没有发生明显的分离,因此一支拥有人力资本、组织资本,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经理人员阶层在延庆县还没有壮大起来。

另一方面,小城镇建设的停止对社会阶层结构的影响。长期以来,北京市一直实施的是严格的入京户籍管制措施。外地人要想进入北京很难。延庆县作为远郊县,对于吸引外地人就业的功能本身并不明显。因此,在2006年北京市叫停小城镇建设中的外地人购房落户之后,延庆县社会阶层结构的调整更多地呈现一种“内源”型,而非“外生”型的特征。也就是说,延庆县现代社会阶层的成长更多的是靠原有的社会阶层中分化出来,而不是注入型的生成,这使得延庆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发育和演变趋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