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入盟是中东欧国家体制转型的核心特征

1．中东欧国家体制转型的若干特征

回首中东欧国家转型20多年的历程，其发展主线和特征非常突出。首先，中东欧转型是民主化先行式的转型，中东欧国家是在改变国家制度和发展方向的前提下进行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制度的全面和根本性的变革。

转型进程客观上存在着次序的优先选择，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先于市场化的经济改革，或反过来，市场化先于民主化。在现有研究中，关于中东欧政治与经济转型的次序安排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东欧是政治经济同步转型；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东欧是“政治改革（走向民主）先于经济改革（走向市场）”。认为中东欧是政治经济同步转型的，主要是根据中东欧国家转型与南欧以及拉美国家的政治或经济改革的比较得出的结论，“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等国的转轨基本按先政治，再社会福利政策，再结构调整的顺序进行”，而“1989年后的东欧国家经历了政治上由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向西方多党议会民主制、经济上由公有制占主体的中央计划经济向以私有制为主的市场经济的双重转变”，是同时进行的政治经济转轨。与这种比较及结论不同，认为中东欧是民主化先行即政治转型先于经济转型的，则是将中东欧转型与其他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如中国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

这里的转型是指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集体内的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制度和体制的转变。这一制度和体制的转变与早些时候发生在南欧以及拉美国家的政治民主化或经济市场化改革有着明显的不同，即我们所指的转型是指经济制度环境如产权结构以及价格机制的根本性改变，是社会制度各个方面发生的整体性转变。而南欧或拉美国家的改革，总体上看，是制度结构内的改变与调整，它基本不涉及产权制度的根本改变以及资源配置方式由计划到市场的体制转变。因此，把中东欧转型放在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体系内进行比较研究是合理的。中东欧转型是民主化先行式的转型，即首先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并在明确了西方化的政治目标的前提下走上了市场化之路。民主化先行，或者说民主化、西方化为导向的经济转型，是中东欧转型中最明显的特征之一。

其次，中东欧的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市场化两个转型进程总体上取得了良好的兼容效果。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双重转型，两个进程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缺一不可。政治约束在中东欧国家的转型中尤为突出，中东欧国家是将建立西方宪政民主制度、融入并回归欧洲作为一系列改革的目标及出发点。在这一政治及思想目标的指引下，建立以私有制为主体、以自由市场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是中东欧转型中的必然选择。至于以何种方式实现这一目标，是激进式还是渐进式，则是各国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的不同策略及实施途径，其最终方向是一致的，就是彻底摆脱原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重新建立民主的市场经济，实现与欧洲的政治经济一体化。因此可以说，中东欧国家西方化、民主化为导向的政治转型内在地决定了经济转型的方向及制度边界。

中东欧转型的特殊性还在于这些国家在遭遇转型危机后并没有停止走向西方，建立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决心与步伐没有减缓，更没有像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那样出现“民主倒退”，而是选择了忍耐与前行，并最终实现了融入欧洲政治经济体系的转型目标。而且，正是由于民主政治的坚持与深入以及更加开放的政策导向才促使中东欧较早地走出转型危机，无论是市场准入还是外资进入、资金扶持等方面，中东欧国家都获得了比俄罗斯好得多的外部条件，更没有遭遇来自西方的遏制、干扰甚至打击。当经济开始复苏并进入快速增长、福利水平也明显提升之后，民主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得以巩固，民主化的政治转型得以继续深入下去。正如一位东欧问题研究学者所言，“新的民主制度的生存，不仅依赖于其制度结构和主要政治势力的意识形态，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制度在经济上的表现”。效率的提高和福利的改善增强了对民主的信心，从而推动了民主制度的深入和巩固。

中东欧国家体制转型的第三个特征是“入盟”目标及其影响。与俄罗斯等原苏联国家不同，中东欧国家体制转型的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加入欧盟，这一客观条件对中东欧国家的体制转型进程产生了独特的约束及影响。

2．入盟是中东欧国家转型特征的核心

入盟或者说“回归欧洲”的目标，自始至终约束和决定了中东欧国家体制转型的进程。入盟既是中东欧国家剧变后的国家发展方向，也是其政治经济体制转型的方向，同时，它也是促使中东欧国家面对转型危机时选择忍耐并继续前行的动力所在。

可以说，摆脱苏联及其发展道路、融入欧洲政治经济体系、全面回归欧洲的转型方向，是中东欧国家体制转型最具核心意义的特征，它制约和影响了中东欧国家转型的方方面面，是中东欧国家转型与其他国家转型最根本的区别所在。因为有了入盟的要求，来自欧洲的强制和标准就对中东欧国家的体制转型产生了强大的约束力及推动力。无论是1993年哥本哈根首脑会议上欧共体提出的入盟四项标准，还是1997年欧盟颁布的《2000年议程》，都对中东欧转型起到了推动、监督和加速的作用。正如有学者所说的：“哥本哈根入盟条件不仅构成了欧盟对中东欧国家强有力的激励和制裁机制，也使得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家可以在国内进行‘不受民众欢迎的’的改革，进而能够在较短时间内使得塑造新社会的法律法规和其他措施到位并发挥作用，实现‘回归欧洲’的目标。”

因为有了入盟的目标，中东欧国家转型过程中得到了欧盟及其他西方国家和经济组织的援助。这些外国援助既包括资金援助如多边贷款及债务减免计划，也包括物资性人道援助以及专家咨询和政策指导等。就转型而言，更重要的是制度的支持与促进，如开放市场、提供普遍优惠制以及提出合作的制度条件和规范性约束等。欧盟在中东欧国家转型进程中给予了大量的、长期性的经济援助。如1990年的“法尔计划”（全称是“援助波兰和匈牙利经济改造计划”, PHARE），这一援助计划的目标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促进中东欧国家企业的调整和改造，重点在于扶持和促进私营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二是提供基金援助。随着中东欧国家经济转型的不断深化，“法尔计划”也逐步转向长期性项目的投资。此外，欧盟还向中东欧国家提供欧洲地区发展基金（European Regional Development Fund ERDF）、欧洲社会基金（European Social Fund ESP）、欧洲农业指导和保障基金（SAPARD）以及凝聚基金（Cohesion Fund）。这些基金的发放多是与产业发展政策相挂钩，基金的使用是落实到具体项目上，而且受到欧盟的审计与监管。更为重要的是，上述结构基金（Structural funds）的提供是与制度转型的进展相挂钩的，这极大地推动了中东欧各国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转型。

由此可见，入盟是影响和决定中东欧国家体制转型最为关键的因素，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东欧国家体制的成功转型。“回归欧洲”的目标使中东欧转型具有了特殊的外部约束，这就是老欧洲国家在允诺给予新欧洲国家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的同时，也对其政治经济的体制改革提出了硬性的约束条件，这些硬性指标无疑对中东欧转型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同时，中东欧国家争先恐后地加入北约和欧盟的追赶行列，也极大地推进了这些国家的转型进程。可见，“回归欧洲”是中东欧转型的关键性特征，这恰恰是俄罗斯等其他转型国家所不具备的约束条件，也是解释中东欧民主化、市场化和西方化道路之所以走得通的不可或缺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