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增长的内生危机

有些读者可能会说，是的，美国那种市场经济的增长速度是慢，但是由于达到了市场均衡，没有瞎折腾，没有忽高忽低、忽冷忽热的震荡。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对此有专门的记录。在那215年中，美国一共发生了49次衰退、萧条、震荡（Panic）。

就危机的频率而言，平均每4.39年就有一次经济衰退。

就经济衰退的持续期而言，最长的为5年零5个月，最短的半年。

就经济衰退的深度而言，在这49次衰退中，经济活动（或GDP）从高峰跌入低谷的平均跌幅是-16.8%，最深的跌幅是-38.1%。如果我们把经济的起伏看成是瞎折腾的话，美国平均4.39年就瞎折腾一次。平均每折腾一次，相当于我们的GDP总量（经济活动总量）要从10万亿美元下降到8.32万亿美元；最严重的可能下降到6.19万亿美元。在这些折腾下，大批劳动者失去工作。在大萧条期间，失业率的高峰值是24.9%，几乎每四个工人就有一个失去工作。

这种大起大落的经济震荡，有谁在苏联时期的经济历史中看见过？

也许有些读者会说，人家增长慢，危机频繁，但是没有水分。

什么是水分？经济出现危机就是因为泡沫和水分太多导致的。频繁发生的危机，怎么能说没有水分呢？历史上那些资产泡沫，那些生产过剩，当今美国实体经济严重相对萎缩，不是水分，那么什么是水分？

历史不会一模一样地重复自己，但是，历史是一个有用的参照系。它会告诉我们，如果我们重复别人的道路，大概率的结果是什么。这个大概率的事件就是：我们照抄别人，就会低增长，就会危机频繁。向别人的历史学习，让别人为我们交学费，是最好的学习办法。谁愿意在别人交了学费的基础上，再交一份自己的学费？谁愿意拿我们和我们后代的幸福来作学费？

也有些读者可能会质疑，这种危机频繁的低增长是外生变量带来的，不是市场经济的内生趋势。

215年放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是短暂的一瞬。但是，就一个总共才有二三百年历史的市场经济制度（资本主义）而言，215年却是一段漫长的岁月。对漫长岁月中的低增长的趋势，我们既无法用偶然性或噪音、灾害来解释，也不能用生产要素不足带来的供求限制来解释（我们将在后面讨论）。如果这么漫长的215年的低增长可以用外生变量来解释的话，那么苏联的计划经济70多年的困境岂不是更应该用外生变量来解释？那我们是否愿意接受这样一个结论：苏联的失败不是经济制度的失败，而是外生变量导致的失败？

这种低增长多危机只能是市场内生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决定的。导致危机的诱因很多，根本原因有二：（1）不断相对缩小的总需求和不断相对扩大的总供给这个矛盾的周期性震荡，通过危机来摧毁过剩的总供给，达到低水平的平衡；（2）资源配置出现巨大扭曲，必须用衰退来实现再平衡。

同任何经济一样，中国经济面临过而且还会面临下行压力。但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不完全是非市场外生变量导致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经济的内生变量导致的。原教旨的市场化改革是无法破解中国经济的难题的，而只会加剧这些低增长难题。不认清这一点，把经济困境简单地归因于市场化不足，可能出现前面那个美国人担心的情况：越多的原教旨市场化改革导致越大的经济下行压力；越大的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推动着原教旨市场化改革。

这种原教旨市场化改革—低增长—原教旨市场化改革—进一步低增长的恶性循环，许多中等收入的国家都经历过，最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出现社会动荡，经济停滞，财富流失，痛失历史机遇。

回顾中国改革以来的经济历史，我们经历了许多经济危机和挑战，许多人根据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思路，反复唱衰中国经济。然而中国经济在唱衰的合唱中，逆势增长，成为世界经济最主要的动力机。这是中国道路的成功，绝对不是原教旨市场经济的成功。恰恰相反，中国的成功证伪了市场原教旨主义。

我们要把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中国道路同原教旨市场经济，甚至同一般的市场经济区分开来。中国道路不是市场经济，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也不是市场经济，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要认真看到中国经济奇迹中的制度红利、道路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