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永恒的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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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一切都始于一次诱拐。女孩名叫欧罗巴，是西顿海岸提尔城（现黎巴嫩境内）国王阿革诺耳的女儿。金发白肤的她正坐在水边，把风信子、紫罗兰、玫瑰和百里香编成花环，众神之父宙斯化身白牛从海里走出来，“呼吸间带着藏红花的香气”。侍女们纷纷逃走，只有她留了下来。罗马诗人奥维德这样讲述接下来的故事：

 

渐渐地，她不再害怕，

他突起自己的胸膛让她抚摸，

让她把花环套在自己的犄角上。

 

丘比特现出身形，拍着翅膀在她的身边飞来飞去，温柔地把她扶上牛背。宙斯载着她漂洋过海，渡过分开两个世界的海峡，到了克里特岛。他们在戈提那草地上一棵高大的梧桐树的树荫里做爱。

她将在那里生下三个儿子：弥诺斯、拉达曼提斯和萨耳珀冬，那片大陆也将以她的名字命名。后来，宙斯厌倦了，和他对所有的人类伴侣所做的一样，他把她嫁给克里特国王阿斯忒里俄斯，后者收养了她半神的儿子。

这就是诱拐欧罗巴的故事。多个世纪以来，它一直是欧洲民族和“西方”的起源神话。不过，正如故事里欧罗巴的故乡本来在亚洲，它也意味着这个“西方”是出自“东方”的。“那么，这个欧洲到底是什么呢？”20世纪伟大的法国诗人保尔·瓦雷里问道，“是旧大陆的海岬，亚洲的附属吗？”是的，他答道，但是它“自然而然地望向西方”。

不过，和所有的神话一样，这个故事还有一个略为平淡、更为世俗的版本。它首先出现在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著作里，后来被3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拉克坦提乌斯引用，后者致力于批判和驳斥所有从异教世界流传下来的令人想入非非、与性有关的奇闻逸事。在这个希罗多德声称是从波斯人那里听来的版本中，诱拐欧罗巴是对腓尼基水手抢走阿戈斯国王伊那科斯的女儿伊娥的报复。希罗多德写道，伊娥被抢走后，“一些希腊人，他们的名字没有被波斯人记录下来”（他们实际上是克里特人，以举止如“爱达山的野猪”般粗鲁而闻名），进入腓尼基人的港口城市提尔，“带走了国王的女儿欧罗巴，以此作为报复”。拉克坦提乌斯为了解释宙斯化身白牛的传说，说这些克里特人有一艘公牛形状的船，而欧罗巴被当作礼物献给了克里特国王阿斯忒里俄斯。数百年后，意大利作家薄伽丘把故事里克里特统治者的名字改为朱庇特，从而为这个已经过于复杂的故事添加了自己演绎的部分。

诱拐事件继续发生。克里特人是希罗多德所说的“欧洲人”，而欧罗巴则是亚洲女性，所有亚洲人都将她的诱拐视为对自己的冒犯。后来，另一个欧洲人伊阿宋乘船驶入黑海，把科耳喀斯国王埃厄忒斯的女儿美狄亚拐走，并且在她的帮助下偷走了金羊毛。再后来，小亚细亚的特洛伊人为了报复，带走了并非完全不情愿的斯巴达国王墨奈劳斯的妻子海伦，把她带回特洛伊。随后，墨奈劳斯的兄弟阿伽门农组织起一支大军，渡海围攻名城特洛伊，战争持续了十年。

被罗马法学家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称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绞尽脑汁想要解答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两个民族——希腊和波斯——会发生战争”？上述所有故事都声称已经给出了答案，但实际上并没有。希罗多德在希腊人和波斯人的敌意中长大成人，亲身品尝了它的恶果。他于公元前490年左右出生在哈利卡纳苏斯，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港口城市博德鲁姆，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正是在他出生的那一年对欧洲发起全面进攻，这是亚洲强国第一次尝试要征服整个欧洲。哈利卡纳苏斯是一座希腊城市，不过在希罗多德出生和成长的年代，它受波斯人统治。希罗多德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它们虽然并不总能融洽相处，但当时显然正处在和平时期。他想知道，两个民族曾经维持着的相对的友好，如何逐渐演变成长期的痛苦仇恨。为了找到答案，他余生的所有时间和全部的创造力，都被用来讲述亚洲和欧洲之间发生的一次重要对抗，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希波战争”，它指的是从公元前490年到前479年间断断续续发生的一系列冲突。

希罗多德知道，伊娥和欧罗巴的传说以及特洛伊的故事不过是借口。这些近于神话的冲突是在诸神的摆布下进行的，当时几乎没有人认为人类是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希罗多德是最早认为人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作家之一。在他的作品里，神仍然存在，只是隐于暗处。他们只能通过神迹、预兆和不大可靠、暧昧不清的神谕发声，但是不会让任何事情发生。现在，主宰和控制世界的是人类。

和特洛伊战争一样，希波战争也是欧洲和亚洲之间的大战。但是此时的战争已经属于历史的范畴，而不再是神话，它们有着明确的起因和结果。希罗多德在为自己的《历史》（他简单地称其为“探究”）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曾经亲自和很多参加过这场战争的战士谈过话，他显然对所有战士都抱有同情心，无论他们出身于哪个民族。尽管从未学过波斯语（例如，他似乎认为所有波斯人的名字都以“s”结尾），不过他宣称自己占有一些只可能从波斯人那里得到的资料；尽管有时和后来希腊人对“东方人”的刻板印象一致，不过与大多数后世作家相比，他对波斯人的看法更为微妙。

纵然如此，他的立场必然是希腊式的，而且由于他的著作是我们仅有的对那场战争的详细叙述，因此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从他的视角来理解当时发生了什么和它们为什么会发生。现代考古学为我们描述的阿契美尼德人——他们是现在通常所说的波斯帝国的统治集团——的崛起过程、他们统治下的社会的面貌，有时与希罗多德的记述截然不同。从这个新角度看，希罗多德似乎不仅是历史之父，也是“谎言之父”（罗马时期的希腊哲学家和传记作者普鲁塔克曾经这样称呼他）。不过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他的故事是否完全准确。《历史》这本书不仅要重述一系列战争的经过，它也想描述希腊世界的文化、政治和（某种程度上）心理的起源。尽管他抱怨自己无法理解“为什么明明是一块大陆，却要有三个名字，而且还是女人的名字［欧罗巴、亚细亚和阿非利加］”,不过希罗多德显然很清楚欧洲和亚洲的区别。他显然也很清楚“希腊性”是什么，而且用一个术语to hellenikon来描述它。用他的话说，它意味着“共同的血缘、语言、宗教和习俗”。这就是欧洲——也就是“西方”——意义上的特殊性的起源。但他同时也承认光有某种特殊性是不完整的，希腊——以及欧洲——从自己几个世纪以来的宿敌身上学到过很多东西。

“希腊性”可能是一个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的概念了。不过希罗多德清楚地知道，尽管古代希腊各城邦在很多方面非常相似，但是它们实际上却是千差万别的社会。虽然所有人都敬拜相同的神祇，操同一种语言，有着共同的血源（这多少有些疑问），但他们的习俗肯定是迥然各异的。当希罗多德在叙述是什么将希腊人和他们的亚洲敌人区别开来的时候，他想到的通常是雅典人的价值观，尤其是民主的价值观。

希罗多德时代的希腊人在散布于地中海沿岸——从西西里岛一直到塞浦路斯岛和爱琴海沿岸的小亚细亚地区——的小城市里居住。除了那些受波斯人统治的城市，它们都是自治的政治共同体，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城邦。尽管这里的所有人都是“希腊人”，但他们绝不是和平相处的。在标志着古希腊世界被马其顿的腓力终结的喀罗尼亚之战于公元前338年8月爆发之前，它的内部实际上一直存在着不断变动的联盟关系。在希罗多德的书里，波斯人常常提到，希腊人很难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御敌。当时欧洲和亚洲的边界实际上也非常容易通过。希腊城邦在波斯人的统治下兴旺发达，有影响力的希腊人常常为了躲避自己同胞的怒火而逃到波斯宫廷避难。

希罗多德对这些事实既没有视而不见，也没有加以掩饰。他想要表达的是，波斯人和希腊人，或者说亚洲人和欧洲人之间的区别，要比这些琐屑的政治差异深刻得多；他们的区别在于世界观的不同，二者对于人是什么、该怎样生活之类的问题，有着全然不同的理解。虽然每个希腊城邦都有各自的特点（从比较宽泛的角度来看，欧洲城市也是如此），有时甚至会发展出截然不同的社会，而且希腊人为了自身的利益会毫不犹豫地相互欺骗，但是他们对上述根本问题的看法却基本一致。他们能够区分自由和奴役，而且全都接受我们今天所说的个人主义的人性观。

伟大的雅典剧作家埃斯库罗斯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亲身经历过公元前480年秋著名的萨拉米斯战役，这是欧洲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海战，希腊人的最终胜利同时决定了自己和欧洲的未来命运。在埃斯库罗斯的戏剧《波斯人》（它是现存最早的一个剧本）里，当薛西斯的舰队在萨拉米斯被全歼时，波斯国王大流士的遗孀，同时也是继任国王薛西斯的母亲的阿托莎做了一个梦。这部戏剧多次提到梦境。大流士的前任居鲁士在梦里见到大流士的肩上长出一对翅膀，一只盖住欧洲，另一只遮住亚洲；在薛西斯为了实现祖先的预言出征时，他梦到了自己的垮台。

阿托莎梦见了自己儿子的失利。她也在梦里看到了导致现在的冲突的历史根源。她说：

 

我从未见过如此清晰的梦境，昨夜之所见，我这就相告。我梦见两个衣着漂亮的女子，其中一个身着波斯华丽的长袍，另一个穿着朴素的希腊短衣。凑近一看，她们两人的身材比现今的人高出很多，貌美无瑕，是同宗姐妹。她们的祖国和家园，一个在希腊，另一个在异邦。

 

在这个梦里，希腊和波斯——也就是欧洲和亚洲——是姐妹。和所有的姐妹一样，她们也彼此不同。差异在于一个奢侈、另一个简朴，这将会成为两个民族长期形象中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两姐妹很快发生了争吵，而薛西斯试图“劝阻安慰”，把她们双双驾于轭下。其中一个，象征亚洲的女子，

 

以这种处境为荣耀，听从缰辔的约束，沉默不语。

 

而另一个，象征希腊的女子，

 

极力挣扎，用双手折断了驾车的辕具，拖着大车迅跑，挣脱了辔头，把辕轭折成两截。他被摔下车来，吾儿被摔下车来。

 

这个梦预示着，希腊——欧洲——不会向任何人低头。那些试图给她“套上笼头”的人，到头来只是在自寻死路。观众们——其中不乏像这出戏的作者那样参加过萨拉米斯之战的老兵——十分清楚，这正是薛西斯的下场。

《波斯人》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很可能是唯一一份——萨拉米斯战役目击者的证词。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一部戏剧，是虚构作品，而且和希罗多德的《历史》类似，它要探讨的问题同样是到底是什么使希腊人成为希腊人，他们为什么和波斯人如此不同。和希罗多德一样，埃斯库罗斯同样深知，二者各自的特征是在冲突中，特别是欧洲和亚洲的冲突中被创造出来并一直流传下去的，而萨拉米斯将会是毁灭性的最后一幕。

2

从公元前6世纪中期开始，一直到前330年亚历山大大帝烧毁波斯首都波斯波利斯为止，波斯帝国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希腊。它是古代世界领土最广、实力最强的国家。不过按照古代的标准，它可以算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我们所说的波斯人最初不过是一个小部落，居住在位于波斯湾和伊朗中央沙漠之间的地区，该地在古代被称为波西斯（现代的法尔），波斯人的名字即由此而来。在很长的时间里，波斯人臣服于强盛的米底帝国，向他们称臣纳贡。大约在前550年或前549年，波斯人中的帕萨尔加德部落阿契美尼德家族首领居鲁士起兵反叛米底。他成功击败了米底国王阿斯提阿格斯，然后将两个民族并入一个王国。在居鲁士叛乱前的几年里，米底已经向东扩张到了安纳托利亚，他们和首都位于萨第斯的吕底亚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座城市在波斯随后的历史上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前585年，两国曾签下和约，同意以哈利斯河为界。但是到了前547年，富甲一方的吕底亚国王克罗伊斯（有一句谚语是“富比克罗伊斯”）渡过哈利斯河，入侵卡帕多西亚。经过几场无关大局的战役之后，冬天到来，克罗伊斯退回萨第斯，希望能够得到埃及人和爱奥尼亚盟友的帮助，明年春天再战。安纳托利亚的冬天非常寒冷，几乎没有任何将领敢尝试在凛冽的寒风和大雪中开战。但是居鲁士却尾随克罗伊斯的军队，一直跟到萨第斯。经过14天的围攻，城市陷落，君主被擒。

控制了吕底亚之后，居鲁士立刻派出两名米底将军玛扎列斯和哈尔帕哥斯前去攻下爱奥尼亚、卡瑞亚、利西亚和弗里吉亚的城邦，他自己则准备进攻巴比伦人、巴克特里亚人、萨卡人（斯泰基人），最后是埃及人。前539年10月，他进入巴比伦，显然受到了当地惶惑不安的民众的欢迎，他们在他行进的道路上撒满了绿色的枝条（两个世纪后，亚历山大大帝也会受到同样规格的礼遇），而“城市恢复了和平”。居鲁士成了巴比伦诸王的继承人，从新月沃地到埃及边界的所有民族都对他宣誓效忠。

前538年，他颁布敕令，允许被尼布甲尼撒迁徙到巴比伦的犹太人重返故土。他也因此被先知以赛亚称赞为“我耶和华所膏的”。和此后的很多统治者一样，现在他宣称自己是（他所知的）整个世界的主人。“我是世界之王居鲁士，”一份铭文这样写道，“伟大之王、正统之王、巴比伦之王、苏美尔和阿卡德之王、天下四方之王”“世界诸宗教之王”。在他之后的波斯统治者将会继承类似的头衔。所有波斯国王都称自己为“伟大之王”或“万王之王”，之前的米底人和更早的亚述人很可能已经采用这一头衔，而它的现代波斯语形式Shahanshah将会被前后相继的几个朝代的伊朗君主使用，直到1979年巴列维王朝被推翻为止。

在希腊人看来，这些浮夸的称号恰恰代表了他们对波斯人最为恐惧、也最为鄙视的地方：他们信奉的帝国主义。对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人而言，政治活动不出城邦之外，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前，任何希腊人都不会声称自己是外族合法的统治者。后来成了欧洲扩张主义的核心特征的普世主义，和欧洲文化的许多其他因素一样，起源于亚洲。

不过，和未来每一位将要成为世界统治者的人一样，居鲁士也一直为自己帝国的边缘地带头疼不已。游牧、半游牧的部落一直在侵袭边境地区，这是波斯以及其后大多数帝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该隐和亚伯的后裔们的对抗，贯穿着整个人类文明史，它将会导致塞尔柱的巴格达陷落、中国的首都易主，罗马和拜占庭因此毁灭。居鲁士的劲敌是马萨格泰人，那是一个居住在里海东岸、崇拜太阳、用马献祭的民族。前530年夏，居鲁士挥师东进。他遇到了马萨格泰人的女主托米丽司。开始时，居鲁士试图劝她和自己联姻，但是遭到拒绝。随后他打算在将两军隔开的阿拉斯河上建几个渡口和浮桥，他的后继者们为了渡过达达尼尔海峡，曾两次使用相同的办法。

当他建桥时，托米丽司送来口信，后来不断有人用类似的说辞批评过度扩张的帝国。“米底之王，”她说，“我建议你放弃你的计划，因为没有人知道它最终是否会给你带来好处。做你自己人的国王吧，也请容忍我统治我自己的人。”和她预料的一样，居鲁士对她的建议置之不理，率军前来。在希罗多德看来，随后的战役“比其他所有国家间的战争都要血腥”。战斗结束后，波斯军队几乎被全歼，居鲁士也战死沙场。据说托米丽司割下他的头，把它扔到一个盛满了他自己的鲜血的盘子里。她说：“你靠别人的血活了这么久，现在喝个饱吧。”

继承居鲁士王位的是他的儿子冈比西斯，五年后他入侵埃及，成为第二十七王朝的法老。希腊作者把他的统治说得一无是处，希罗多德称他暗杀了自己的兄弟司美尔迪斯后，“暴虐异常”，后来更是明显精神失常了。在希罗多德看来，除非一个外邦统治者疯了，否则他绝不会“嘲笑圣所和传统习俗”。与绝大多数希腊人和波斯人一样，希罗多德坚信所有的宗教和习俗都应该得到尊重。冈比西斯发疯的征兆之一（也可能是导致他发疯的原因），是他想要杀死一头被埃及人视为阿匹斯神化身的神圣的牛犊（不过他并没有成功，反而捅伤了自己的大腿）。前522年，他不小心再次刺到原来的伤口，然后因坏疽而死。两个玛哥斯僧占据了波斯的王位，他们出身于一个具有米底血统的专门担任祭司的部落，实际上“术士（magician）”这个词就源自他们的名字（Magi），而且他们在琐罗亚斯德教向阿契美尼德帝国全境传播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的三个后人，也就是“东方三博士”，将会前往耶路撒冷，拜见刚出生的耶稣基督）。不过玛哥斯僧的统治时间很短。次年，七个有名的波斯人刺杀了这两名祭司，随后杀掉了所有他们能找到的玛哥斯僧，“如果不是因为夜幕降临而使屠杀终止，那么这个部落将会灭绝”。

五天后，兴奋之情褪去，七名同伙聚到一起，商量下一步要怎么做。现在，他们中间的哪一个将会成为波斯国王？接下来发生的是一场非常有名但几乎可以肯定是虚构的三人辩论，争论的主题是“哪一种政体最好”。这场辩论一般被称为“政体辩论”，和古代所有类似的政治辩论一样，他们讨论的三种政体分别是民主制、寡头制和君主制。这一次，希罗多德的著作又成了我们唯一的资料来源。他说：“一些希腊人坚决不相信它［指辩论］是真实的，不过它确确实实发生了。”希罗多德还进一步说，参与辩论的欧塔涅斯提出的建议完全不符合希腊人对波斯君主、波斯社会和波斯文化的总体印象，而希腊人对长久以来的敌人——和与他们截然不同的自己——已经有了根深蒂固的看法。

希罗多德的希腊同胞的怀疑十有八九是正确的。讨论什么是最好的政体的传统，是希腊政治生活的特征，他们将其传给了罗马人，罗马人把它作为遗产赠送给了文艺复兴和随后的现代欧洲。在希腊人看来，波斯并不是一个可能讨论应该以什么方式统治民众的地方（这意味着他们有选择的余地，而且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在那里，任何形式的讨论都不会产生实质性的作用。在埃斯库罗斯笔下形象鲜明的两姐妹中，象征着亚洲的那个一直“乖乖听从（专制政府的）缰辔的约束”。

没错，没有任何独立的史料可以证明，波斯人有类似希腊人那样的讨论政治的传统，他们对君主制的合法性和必要性更不可能产生什么异议。大流士是辩论的参与者之一，也是最终的胜利者，他的说辞听起来像是他的自传，而且完全没有提到有关继承权的争议（这可能不太令人意外）。“很久以来，我们都是国王，”他说道，“很久以来，我们的家族就是王族。我的家族中曾出过八位国王，我是第九个，两系九王。”希罗多德描写的桥段很可能是虚构的，或许正因如此他才反复强调它的真实性。不过，它最重要的部分不是讲古代波斯人的政治生活的地方，而是它道出希腊人对他们自己和波斯人的看法的部分。

在煽动反对玛哥斯僧的叛乱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欧塔涅斯第一个发言。他主张波斯人应该放弃传统的君主制，选择民主制，“它有最美好的名字：isonomia，即‘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尽管此时波斯人和希腊人之间的战争还没有爆发，不过希罗多德的读者们非常清楚欧塔涅斯的意思，他认为采纳希腊人的政体会让波斯受益，该政体使希腊人在古代世界独树一帜。“我认为，”欧塔涅斯这样开头，“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掌握绝对权力，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君主制既不受人欢迎，也没什么好处。”

欧塔涅斯提出的理由显然是希腊人认同的。除了自己，君主无须对任何人负责。“君主制如何能和一个健全的道德体系并行不悖？”他问道，“它允许一个人随心所欲地行事，而不需要他负任何责任，不受任何控制。”君主归根结底也只是人，和所有其他人一样，他们也会嫉妒和自大。但是和其他人不同，君主总会因为周边的阿谀奉迎而相信自己是世间最伟大的人，这种虚妄的想法势必导致他们“行为狂悖，残忍异常”，冈比西斯和玛哥斯僧的例子就是明证，欧塔涅斯如此提醒自己的听众。君意无常，他们希望被臣下尊重，但同时又鄙视那些“佞臣”。他们嫉妒品行高洁和才华出众的臣民，常伴左右的大多是无耻无能之辈。他们随时都想听到各种歌功颂德的谎言。最令人发指的是，他们“破坏了自古以来的传统和法律，强迫女人取悦自己，未经审判就将人处死”。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要求由人民来统治。“首先它有最美好的名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行政长官由抽签决定（这是雅典人的做法）,“所有问题都要被提出来公开辩论”。因此，欧塔涅斯得出结论，“（让我们）抛弃君主制，将权力交给人民，因为人民是最重要的”。这正是雅典民主制的主导原则：公开、负责、法治。在为数不少讨论政治的本质的希腊著作中，有很多对民主制的批判，真正明确表示支持的倒很少。因此，颇有些讽刺意味的是，最为人所熟知的民主辩护词中的一篇，竟出自一个波斯人之口。

在所有波斯人里，只有欧塔涅斯认为统治并不仅仅意味着掌握权力。也只有他主张（虽然波斯人对他的话无动于衷），政治也和正义以及希腊人所说的“良好的生活”息息相关，政治终究不能和道德分离。这二者（也就是正义和追求过符合道德标准的生活）是希腊人根本的美德，而如同希罗多德所说，波斯人将会一次又一次地遇到并且质疑它们。最终，正是因为这些德行，而非军队的数量、武器或单纯的勇气，希腊才没有沦为强大的波斯帝国的另一个行省。

继欧塔涅斯之后登场的是美伽比佐斯，他主张的是传统的中庸之道：不是由一个人，也不是由大多数人，而是由少数几个人来统治。他同意欧塔涅斯的看法，君主制当然要废除。不过把权力交给大众也不妥当，因为“所谓的民众只不过是群乌合之众，你再也找不出比他们更加无知、不负责任和崇尚暴力的群体了”。他们缺乏思考能力，“盲目地闯入政治领域，好像河水泛滥”。“我们摆脱了恣意妄为的嗜血君主，却又要陷入同样反复无常的暴民的残酷统治”，这是绝不能容忍的。更好的方法是选出几个“最优秀的人”（即希腊语中的aristoi，后来的“贵族［aristocracy］”一词就来源于此），将处理国政的重任交付给他们，这是唯一符合“最好的人会带来最好的政治”这一理念的制度。

最后一个发言的是大流士，他主张实行君主制。显然，他是当天的获胜者，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提到了古代希腊世界挥之不去的梦魇：内战。大流士争辩道，无论民主制还是寡头制，都会不可避免地陷入个人冲突之中。假以时日，这些冲突势必“导致内战，之后就是流血；而摆脱这种状态的唯一方法是重新实行君主制，这充分证明君主制是最好的制度”。君主制是必然的选择，所有民族迟早都会意识到这一点。君主制也是波斯传统的统治形式（该主张同样被认为是大流士能够获胜的原因）, “我们应该避免改变那些已经使我们获益良多的古道，这对我们不会有任何好处”。

最终，所有参与密谋的人都投票支持君主制。欧塔涅斯的回应是放弃王位的竞争。“我无意统治，”他说，“也不想被统治。”他只要求保证自己和子孙后代不要被迫服从任何君主的统治。其他人同意了这个条件，希罗多德说：“自此之后，欧塔涅斯家族是波斯唯一自由的家族。”

在波斯历史上的这一刻，他们本来有可能走上与公元前6世纪末的雅典人相同的道路，当时克利斯提尼将多数人的统治引入希腊。希罗多德的作品本来有可能是一部记述民主制如何战胜君主制的历史著作，他给了他们机会，但是他们却拒绝了。做出这一选择的原因很多。欧塔涅斯对民主制的称赞不太引人瞩目，他的论据主要是君主制的缺点。他没有给出一个吸引人的多数人统治的愿景，没有说明自由和自决可能会给他们带来什么。但是在一个缺乏政治思考和政治辩论传统的社会里，他又怎么可能描述出这样的未来呢？

不过，欧塔涅斯的失败主要不是因为他的演说效果不佳，而是因为这个民族（以及所有亚洲民族）的本质和形象，希罗多德为自己的希腊读者刻画的波斯人对任何个人或私人的活动都疑心重重，这符合绝大多数希腊人心中的印象。例如，波斯人据说是一支虔诚的民族，但是进献牺牲的人却“不允许为个人或私人祈福，他们只能为国王或自己所属群体的整体利益祈祷”。在希罗多德的《历史》里，他多次在叙述的同时夹杂了一些轶事和旁白，以此来说明，虽然波斯人看似勇猛、凶残，但实际上却贪婪、奴性重、讲尊卑、思维狭隘，缺乏个体能动性，与其说他们是一个民族，倒不如说他们只是一个牧群。

例如，斯巴达人给居鲁士大帝送去口信，警告他不要危害任何爱奥尼亚的希腊城邦，否则必将后悔，居鲁士的回答是：“斯巴达人是些什么人，人数多少，他们怎么敢对我发号施令。”在得到答案后，他回答道：“到目前为止，我还从未怕过那些在城市中心设有特别集会场所的人，那是他们胡乱发誓和相互欺骗的地方。如果我要有所行动，那他们应该担心的就是他们自己，而不是爱奥尼亚了。”类似的场景在希波战争中一再上演，居鲁士的继承者们将会多次犯下同样的错误，他们将兵力的多寡和军事技能混为一谈，视争论为弱点，他们和居鲁士一样，都想当然地认为争论必定会带来不和，有时甚至会发展成残酷的内战，而这将会阻止他们团结起来抵御共同的敌人。

在普拉提亚战役前不久（此时希波战争已经接近尾声），当波斯的军队在将军马铎尼斯的指挥下，想要救出仍然留在希腊的波斯残军时，在战争的这个阶段站在波斯一边的忒拜人邀请波斯高级将领参加宴会。宴席上，一位波斯将领告诉他的希腊朋友（希罗多德称他为忒耳珊得耳），他完全清楚和自己一起参加宴会的波斯人以及驻扎在河对岸的波斯军队不久以后都会被消灭。当这个波斯人被问到他为何不想办法做些应对之策时，他回答道：“我的朋友，神决定的事情，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们中的很多人都知道我说的是真的，但是我们别无选择，我们要继续听命于我们的统帅。”希罗多德称这段对话是忒耳珊得耳亲口告诉他的，他对此印象深刻。这体现了波斯人在面对无法改变的事情时的被动心态，也表现出了在必须要告诉国王或将领令人不快的真相和需要采取行动时，波斯人怯于直面权威。我们会看到，这将是波斯人和在他们之后的所有亚洲人的长期形象。

在“政体辩论”中，君主制获胜的原因并不是人们渴望或需要正义，也不是它作为一种政府形式所具有的内在优点。它之所以获胜，正如大流士指出的那样，是因为波斯帝国是由一位君主所建，因此君主制是波斯人的“古道”。它获胜的原因是，尽管波斯人可能会很高兴地接受“异族的方式”，但这只限于米底或埃及的服式，甚或是“从希腊人那里学到的断袖之癖”，如果要放弃自己的传统，他们则会愤愤不平。他们一直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民族。而在希罗多德看来，正是这种种族中心主义使他们异常脆弱，无法接受外界任何形式的批评，看不到自己的传统和习俗中的缺点，也无法改变或适应环境，这将成为他们最终毁灭的原因。

希腊人选择了isonomia，后世将会把它和民主制画等号。希腊人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只有他们有能力做此选择（不过希罗多德并没有对此做出深入探讨）。尊重法治、当权威错误时愿意对其提出挑战，以及对自己的城市、家庭、神祇和信仰保持忠诚，虽然这些品质根植于每个人的本性之中，而且人人都可以理解，但是只有希腊人能够接受它们。忒耳珊得耳的故事清楚地说明了波斯人拒绝欧塔涅斯的原因：他们别无选择。对波斯人而言，支持民主制会使他们变成另外一个民族，会使他们实际上成为希腊人。希罗多德记录下来的辩论（无论它或其他类似的辩论是否真的发生过），是东方民族历史上第一次面对来自内部的“西方化”建议，它最终遭到拒绝。这是第一次，不过不会是最后一次。

 

辩论结束，欧塔涅斯离开，剩下的问题是，哪一位密谋者将会成为新的波斯国王。接下来决定王位归属的方法是有史以来最荒谬的方法之一。人们只能假设，不管希罗多德依据的资料为何，他希望让那些在阅读了自己的政治理论后可能感到疲倦的雅典读者，能够对这里记载的波斯人显然非常荒唐的做法付之一笑。尽管这些人可以严肃地思考什么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他们却轻易地受骗上当。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六名密谋者商量好，天亮后，他们全都骑马到城郊，在那里谁的马最先嘶鸣，那个人就将继承王位。大流士耍了个聪明的诡计赢得了这场比赛，单从这一点来看，他无疑是六个人中最狡猾的。他的马夫欧伊巴雷司从马厩里牵出一匹母马，把它拴在城外。然后，他牵着大流士的公马在被拴着的母马旁边反复转圈，直到它开始烦躁不安，发出鼻响，最后他允许公马和母马交配。次日早晨，六个人骑马出城。大流士的马刚刚接近前一天晚上拴着那头母马的地方就开始向那里奔去，并发出嘶鸣。“与此同时，万里无云的晴空突起闪电、雷声隆隆，仿佛是上天的预兆。大流士确定是国王了，其他五名贵族翻身下马，拜倒在他的脚下。”

大流士一世，即“大流士大帝”，利用诡计取得权力。这倒非常符合他的个性，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波斯人形容大流士是“一个商人……只到能够给自己带来利益的地方去”，而他是被一匹马选为国王的。

但是不管大流士是不是一个商人，他肯定是一个伟大的帝国缔造者和伟大的立法者。他最先采用了一种为纪念他而被称为“大流克”的金银币通货（他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将自己的头像刻在货币上的统治者）。他在全帝国范围内引进了一种新的法律体系。“承蒙阿胡拉·马兹达的眷顾，”他写道，“这些地区遵守我的法律。凡我给他们的命令，他们都照行不误。”这段铭文暗示，可能正是他将琐罗亚斯德教确立为波斯精英阶层的主要宗教。毫无疑问的是，他宣称自己重建了在之前的战争中被毁掉的琐罗亚斯德圣所。今天，琐罗亚斯德教在很大程度上和印度的帕西人联系在一起，被认为是一种本质上和平的宗教。它当然没有希腊异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本身所带有的作恶的可能性。但是它的教义带着很强的二元对立色彩，认为世界受到两大主神——光明的主宰阿胡拉·马兹达和黑暗的主宰安格拉·曼纽——的支配，二者处于永不停息的争斗之中。尽管几乎没有证据可以证明，阿契美尼德王朝发起过类似于后来一神教之间的那种意识形态战争，不过在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中，并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这么做。

大流士也建立起了一个能够与他的帝国的规模和权势相符的首都。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故都在苏萨。不过苏萨曾经是埃兰人的城市，被其他民族占领过很长时间。大流士在平定了因为自己的继位而不可避免的叛乱后，开始着手兴建新都，这座城市要能够配得上他自己和他的王朝所取得的成就。新都的地址选在“慈悲山”脚下的米底河畔的平原上，被命名为帕萨。希腊人最初称其为“Persai”，也就是“波斯人”的意思。稍后，它被称为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即“波斯人的城市”（埃斯库罗斯将其错译为Perseptolis，意思是“城市毁灭者”），此后这就成了它的名字。大流士继位后，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势力逐渐达到顶点。

3

随着大流士登基，波斯人和希腊人开始发生冲突，它也标志着亚洲专制君主意图统一欧亚大陆的野心的开端。在希罗多德看来，这体现了波斯君主不可一世的傲慢态度。在希罗多德的《历史》里，希波战争被描写为一部两幕的戏剧，其内容是：实力明显比对手强得多的波斯人同相对弱小但能力和美德远胜自己的西方民族开战，最终波斯人输掉了战争。两幕均以从亚洲渡海前往欧洲的场景开始，也就意味着将军队运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在双方看来，这一行动往好里说也是鲁莽无谋之举，甚至可能是不自然、不合理的。两幕都以希腊人克服种种不利条件彻底击溃占据优势的波斯军队结束，先是在马拉松平原，然后是在萨拉米斯。

希腊人和波斯人的第一次冲突始于公元前499年左右。当时爱奥尼亚人（住在亚洲的希腊人，居鲁士在击败克罗伊斯之后征服了他们）和塞浦路斯的希腊人、安纳托利亚的卡里亚人一起，反抗他们的波斯主人。次年，雅典人被米利都的阿里斯塔格拉斯说动，相信亚洲有无穷无尽的财富，而波斯人很容易就可以被打败（因为——或者说他这么想的理由是——波斯人既没有盾牌，也没有长矛），决定介入叛乱，派出20艘船前往爱奥尼亚。正如希罗多德所说，这是“希腊人和蛮族的灾祸的开端”。

雅典舰队得到了埃雷特里亚5艘三桨座战船的支援，驶往以弗所。希腊人在这里登陆，然后向内陆进发，来到了克罗伊斯的故都萨第斯。他们攻陷这座城市后，将其烧毁。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摧毁了“受到当地人崇拜的女神”西布莉的神庙。夷平一座城市不过是战争的恶果，但是夷平一座神庙则违背了当时希腊人和波斯人共同遵守的一条准则。这是对神灵的冒犯，因此绝不能被忘记，更不能不受任何惩罚。当大流士听说了雅典人的亵渎行为后（这是第一次，后来会有很多次），他发誓要报复希腊人。他向天空射出一支箭，与此同时吟诵道：“神啊，请允许我向雅典人复仇。”然后命令一个仆人每天在他坐下来吃饭前对他重复说三次“主人，千万要记住雅典人”。

摧毁萨第斯后，雅典人没能像预想的那样从亚洲找到财富，他们撤了回去，拒绝继续介入爱奥尼亚叛乱。不过大流士既没有忘记，也没有原谅他们。从希腊人（通常是指雅典人）的立场来说，远征是为了解放处于蛮族霸权统治之下的希腊同胞，以及为他们复仇的一次尝试。而波斯人的看法肯定非常不同。亚洲的希腊城市是希腊世界中最富裕、人口最多、最文雅的地方。说它们急需雅典人的解放，无疑是非常荒谬的。实际上，在大流士的眼里，反倒是位于海峡对岸欧洲的狭小、独立、贫穷且内部冲突不断的希腊人的领土迟早会落入波斯人之手。

现在，大流士开始从所有向他宣誓效忠的民族中征集起一支大军。他也对自己治下的希腊城邦采取了新的策略。爱奥尼亚叛乱刚被平息，大流士马上废掉统治那里的僭主，根据相对较新而略显粗糙的雅典统治模式民主制，重组了他们的政府。希罗多德认为如此突然的解放是为了反驳“那些不相信欧塔涅斯曾经向其他六名密谋者提议波斯应该实行民主政体的希腊人”。不过大流士的政策很可能是出于更为直接的原因。

民主制是一项非常晚近的创举。公元前510年，僭主希庇亚斯（他在雅典人和波斯人随后的对决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被雅典流放，在斯巴达人的帮助下建立的寡头制也随之崩溃，此后雅典政治家克利斯提尼改革了雅典宪制，打破了富有家族对权力的垄断，几个世纪以来，这些家族之间的世仇一直折磨着这座城市。他根据完全虚构的血缘关系将阿提卡的居民重组为十个新部落，以此大大削弱了稍早的部落和家族忠诚。随后，他建立起一个被称为“五百人会议”的机构，其职能是为更大的公民大会做准备，同时也负责管理财政和外交事务。每个部落每年通过抽签选出50名成员。大约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公民大会（ekklesia）的场所被确定下来，它是从位于可以俯视全城的普尼克斯山上的岩石中开凿出来的。此后，该机构定期开会，制定城邦的大政方针。公民大会向全体男性公民开放，出席的人数超过了6000。尽管它非常原始，而且很容易被贿赂和操纵，但是克利斯提尼创造的政府为后来的民主政体奠定了基础。

通过在爱奥尼亚设立与此类似的政府机构，大流士希望得到的可能不仅仅是当自己向欧洲进军时有一个安全的后方，他也想向部分欧洲的希腊人展示，他们可以在外来帝国的保护下摆脱当地的僭主，享受自由。这里，我们只能再次通过希罗多德的叙述进行推测，不过大流士似乎采取了一项后来欧洲帝国的缔造者们竞相效仿的做法：他不仅保证臣服于自己的民族可以免遭他们的仇敌的侵害，也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作为交换，他要求得到这些民族在战时的效忠和支持。

如果大流士的目的确实如此，那么可以说他取得了一些初步的胜利。公元前491年，他的信使被派往希腊本土，奉万王之王的命令向各个城邦索取土和水（表示臣服的传统象征）。前往雅典和斯巴达的不幸使者被扔进井里，被告知自己去取土和水。不过大多数城邦都立即屈服了。

公元前490年，大流士的军队在阿提卡沿岸登陆，他们的指挥官达提斯宣示了自己主人的意图，要占领埃雷特里亚和雅典。埃雷特里亚抵抗了六天，然后因为内部分裂而首先陷落，叛徒是两个民主派人士欧福耳玻斯和披拉格罗斯。波斯人掠夺并且烧毁了神庙，以此来报复雅典人在萨第斯的渎神行径，当地所有居民都成了奴隶。向阿提卡前进的波斯大军“自信满满，认为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对付雅典人”。被废黜的僭主希庇亚斯也在波斯人的队伍中，希望能借助他们的力量重掌权柄。他指引波斯军队来到马拉松平原，希罗多德告诉了我们原因，这里“最适合骑兵驰骋”。

雅典人匆忙迎战，同时派出传令官斐里庇得斯去请求斯巴达人驰援，理由是现在不仅雅典身处险境，全体希腊人都是如此。斯巴达人很有礼貌地接待了他，但是告诉他，虽然自己很乐意帮忙，不过现在实在无能为力，因为此时刚好是这个月的第九天，根据斯巴达的习俗，他们不能在满月前出战。可怜的斐里庇得斯跑了一个昼夜，奔跑的距离将近145英里。

只从普拉提亚得到了少量援军的雅典人把阵型伸展到极限，虽然他们的两翼仍然足够强大，但是中军兵力薄弱。尽管人数上处于劣势，但是他们毫不动摇，一个世纪后的演说家安多基德斯说他们“把自己置于全体希腊人之前，如一座堡垒，向蛮族移动……相信单靠自己的勇气就可以抵挡住敌人的千军万马”。经过最初的牺牲之后（它似乎带来了胜利的希望），雅典人快速冲向波斯人，希望在强大的波斯弓箭手做好准备之前拉近距离。

波斯人完全没有防备，他们似乎不相信人数这么少的一支部队在缺少弓箭手和骑兵的情况下，竟然敢对自己发起进攻。类似的错误他们将一犯再犯。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最后波斯军队崩溃了，士兵尽其所能逃回到自己的船上。一切都结束了，大约有6400名波斯人战死，而雅典只损失了162个人。满月之后，2000名斯巴达人赶来，看到遍地的尸体，想弄清楚自己错过了怎样的一场大屠杀。与十年后的萨拉米斯战役一样，民主的雅典人将整个希腊世界从奴役中拯救了出来。

马拉松战役标志着第一次希波战争的结束。希罗多德以欧洲和亚洲、希腊人和蛮族的冲突为主题的伟大悲剧的第一幕到此落下了帷幕。从那一天开始，马拉松战役一直被视为希腊历史和后来的欧洲历史的转折点。正是在这一刻，民主制这种特殊的政体和希腊人充满自信的特殊信念——自由——所具有的弹性，成功地接受了检验。19世纪的英国自由主义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曾经说过，这场战役在英国历史上的重要性超过黑斯廷斯之战。正如密尔所认识到的，英国的历史是一个崇尚自由的民族为了保卫自己珍视的价值，与海外敌人（最近是拿破仑的法国）和国内有可能成为专制君主的国王之间长达数个世纪之久的斗争，而英国人所珍视的价值同样被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人珍视。

对后世而言，马拉松这个名字可以唤起处于外邦专制君主统治下的民族的希望和热情。波斯帝国灭亡很久以后，马拉松之战的记忆仍将激励希腊人起来反抗另一个亚洲的游牧民族：奥斯曼土耳其人。1818年，拜伦勋爵如此写道，当时他正凝视着古战场：

 

起伏的山峦望着马拉松，

马拉松望着茫茫的海波；

我独自在那里冥想一刻钟，

梦想希腊仍旧自由而欢乐；

因为，当我在波斯墓上站立，

我不能想象自己是个奴隶。

 

然而，对于大流士来说，马拉松战役绝不是冲突的终点。实际上，他似乎只是将其视为完成一项更为宏大的事业的途中暂时遇到的挫折，他的目标不仅是希腊本土，还有爱琴海上的所有岛屿。雅典出人意料的胜利只是使这位波斯国王更加生气，让他进一步下定决心，要惩罚两次羞辱自己的希腊人。他为此开始准备另一次入侵。不过计划完成之前，他于公元前486年11月去世了。他留下了广袤的领土，从地中海和巴尔干半岛东岸延伸到印度河谷，从黑海延伸到里海、尼罗河和阿拉伯半岛。现在，这片丰富多样的辽阔领土的统治权被传给了他的儿子薛西斯，他的名字Xsayarsa在古波斯语里的意思是“统治众英雄的人”。考虑到他后来的事业，这个名字充满了讽刺。

即位伊始，薛西斯似乎并不想继续执行大流士的希腊政策，他更想平定埃及的叛乱，埃及人反对他们的阿契美尼德统治者的叛乱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公元前485年，薛西斯派一支军队前往埃及平定了叛乱，埃及人——用希罗多德的话来说——“陷入比之前统治的任何时候都更为糟糕的奴役状态”。此时，薛西斯的表兄弟野心勃勃的马铎尼斯说服他将注意力转向欧洲。“雅典人曾经给我们带来巨大伤害。”马铎尼斯提醒薛西斯。“消灭他们，”他继续说道，“您的大名将会被全世界传颂。”除此之外，他狡猾地补充道，欧洲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有各式各样的园林树木。其他土地上出产的东西都能在那里找到。简而言之，除了波斯国王，没有人配得上拥有它”。这完全翻转了人们对欧洲和亚洲的传统认识。

在征召所需的大军投入另一场欧洲远征之前，薛西斯召开了一次会议。他宣称，纵观本国历史，波斯人“从未止步不前”，而他也不希望“逊于先王”。现在，他找到了一个大大扩张自己的帝国的方法，他可以吞并一个与自身领土面积和富裕程度相当的国家（实际上更为辽阔、更加富有），这样“既能得到满足，又可以报一箭之仇”。“我将在达达尼尔海峡上架起一座桥，”他说道，“让我的军队经由欧洲进入希腊，以惩罚曾经对我的父亲和我们犯下暴行的雅典人。”他继续说道，我们应该“让波斯的边界与神之空域相接，这样凡是阳光普照之地，皆是我们的领土。在你们的帮助下，我将踏平整个欧洲，把它合并成一国”。

薛西斯将会完成神话中伊娥、欧罗巴和海伦没有走完的旅程。在波斯的统治下，可以一直追溯到时间起点的敌意将会被治愈。整个世界，或者更准确地说，薛西斯所知的世界将会被统一。而且如他所构想的那样，世界上的所有人都将自然而然地臣服于这位万王之王。一个世纪以后，希腊人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将会集结起一支大军，其规模甚至超过薛西斯的军队，他将会沿着与薛西斯相反的方向，自西而东行进，希望能够实现完全一样的目标。

随后，马铎尼斯起身说出了自己对希腊人的看法。他说，希腊人过于好斗，随时随地都可能临时起意挑起一场争端，没有任何理性和判断力。他们虽然操着同一种语言，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四分五裂的民族，遇到纠纷时，永远也想不到比互相争斗更好的解决办法，“比如说，谈判或彼此交换意见”。这样的民族永远不可能抵挡得住权威集于一身的波斯君主的力量。波斯人又一次表现得非常容易轻信，他们似乎很单纯地认为，陷入内斗的民族即使在紧急情况下也不可能团结起来。不过希罗多德和他的读者们都知道，希腊人正是因为可以自由地争论、每个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因此才能够成为优秀的战士。克利斯提尼解放了他们，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他们享有的自由使他们强大起来，并且证明（如果需要证据的话）：

 

法律面前的平等是多么高贵的一件事，并不单单是在某一个方面如此，在所有方面都是这样。受僭主压迫的雅典人，在战争中并没有取得比他们的邻人更大的成功；然而一旦摆脱了束缚，他们就成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战士。

 

奴隶总是“逃避自己在战场上的责任”，因为他们只是在违背自己的意志和利益的情况下为他人而战。与此相反，自由人即使是在为他们的城市而战时，实际上仍然只是在为他们自己而战。自由在西方之所以不断成长，是因为它服务于权力的利益。

而马铎尼斯和薛西斯将自己的命运完全押在了军队的数量和波斯统治的专制属性之上。“我的主人啊，”他问道，“当您以亚洲的百万人和整支波斯舰队为后盾兴兵征讨时，谁敢抗拒不降？”薛西斯受人尊敬的叔叔阿塔巴鲁斯反对正在策划中的入侵，他的理由是，“如果没有举行双方都可以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辩论，那就不可能选出更好的方案”，这听起来太像希腊人的看法。他提醒薛西斯，雅典人毕竟曾经在马拉松战役中克服万难消灭了波斯军队。听到这些，薛西斯勃然大怒：“你是我父亲的兄弟，这是我不因为你的那些蠢话而处罚你的唯一理由。”阿塔巴鲁斯被命令和妇人们一起留在波斯。有理有据的反对意见再一次被欧塔涅斯眼中君主制的最大弱点所压制：君主不能听取其他人的声音，除非他们说的是他想听的。

不过尽管是在蛮横地发脾气，薛西斯的话里却包含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观点。他提醒自己的叔叔，现阶段的冲突是由希腊人挑起的，是他们侵入亚洲，烧毁了波斯在萨第斯的首府。现在，波斯人只有两个选择，或是入侵希腊为大流士的部队报仇，或是安静等待希腊人的入侵。“或者是把我们拥有的一切都交给希腊人，”薛西斯说道，“或者是把他们拥有的都交给波斯人。这就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选择，因为我们之间的对立是容不下任何中间立场的。”

薛西斯现在开始征召一支足以征服整个希腊的大军，据希罗多德所说，它的规模超过此前任何一支军队，甚至超过了荷马史诗中阿伽门农和墨奈劳斯围攻特洛伊的军队。其规模之大，即使是在此后的世纪里，也仍旧被视为一个奇迹。公元2世纪中叶，一个年轻的希腊修辞学家埃利乌斯·雅里斯底德（我们在后面还会见到他）为了彰显罗马的荣耀，在罗马听众面前说道：“这支军队的规模如此惊人，甚至可以同薛西斯的军队相提并论。”

这次远征，至少按照最终获胜的希腊人的说法，并不仅仅是为了报复亵渎神庙的恶行，更不是对叛乱者的盟友们施加的惩罚。西征是为了让摧毁第一座亚洲城市的半人半神的英雄们的东征相形见绌。

公元前480年春，薛西斯离开萨第斯，经由凯科斯河谷进入密细亚，然后穿过西贝平原，最后到达富有传奇色彩的伊利昂。薛西斯登上特洛伊最后一位统治者普里阿摩斯的卫城，向特洛伊的雅典娜神庙献祭了1000头牛。薛西斯来自亚洲，他的使命是将特洛伊战争继续下去。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仇恨循环将再次开启。

不过薛西斯需要的并不仅仅是一支军队，他还要想办法让军队渡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欧洲。为此，他命人在将两块大陆分开的狭窄水域上搭起一座浮桥。然而浮桥还没建好，就被突如其来的风暴摧毁了。薛西斯因为这次挫折大怒，下令将修桥的工匠全部斩首，似乎恶劣的天气也要由他们负责。

即使这样，薛西斯仍不满意，他又做了另外一件事。在希腊人眼里，这件事不仅代表着他个人的暴虐，也象征着存在于他统治的那个世界里的专制。暴跳如雷的薛西斯将自己的怒气发泄到达达尼尔海峡身上。和古代绝大多数民族一样，希腊人与波斯人也相信河流和其他更广阔的水域都是神圣的存在，河神和水神的愤怒可以通过安抚来平息。但是只有薛西斯似乎相信，他们也应该因为违背人类的意志而受到惩罚。他下令将一副镣铐投入水中，再用鞭子抽打。薛西斯的部下接到命令，他们在完成这项毫无意义且荒谬至极的任务时，还要“说着粗野、放肆的话：‘你这又咸又苦的水，你的主人之所以惩罚你，是因为他从未伤害过你，你反倒来伤害他。薛西斯国王一定会从你的身上通过，不管你允许与否。'”在我们看来，这听起来似乎只是薛西斯在乱发脾气。但是对希罗多德的希腊读者来说，它进一步证明了薛西斯的自大，他既不尊重自己的臣民，同样也不尊重神明。

波斯人将600艘各式各样的船连在一起，在原来旧桥的位置建起了两座新桥。桥上撒满香桃木，还焚起了香。薛西斯坐在附近山上的白色王座上，用金杯将酒倒入海里，面向冉冉升起的太阳祈祷。然后大军开始渡河。他们整整花了七天时间，中间没有任何停顿，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军队“在鞭子的驱使下过桥”。根据在温泉关出土的当时的一份铭文的记载，军队由300万名士兵组成，这肯定是夸张。不过根据雅典演说家利西阿斯的评论，薛西斯“在海上建起一条大路，让自己的舰队驶过陆地”，后来这句话经常被用来形容狂妄自大的行为。

当军队过桥时，一支由1207艘三桨座战船组成的舰队集合起来，接受薛西斯的检阅。尽管蛮族部队的兵力惊人，尽管他们的盔甲在旭日下闪闪发光，尽管在他们行进时大地都为之颤抖，但是在希腊人眼里，这支庞大的军队恰恰显示出波斯国王最大的弱点。希腊人人数有限，而且总是各自为政，但是他们从根本上认同所谓的“希腊性”，这使他们成为一个民族，至少能在短时期内同仇敌忾。而薛西斯的军队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不是因为共同的身份或是为了共同的目的走到一起的，而是因为他们都害怕薛西斯的怒火和鞭子。在希腊人看来，这些人不是战士，而是奴隶。至少从字面意思上说，他们是正确的。波斯国王的臣民并不具备奴隶身份之外的法律地位，这源自巴比伦王国对臣民的定义，他们不过是君主的ardu，也就是君主的财产或奴隶。一个多世纪以后，伟大的雅典修辞学家伊索克拉底问道：“按照他们这种生活方式，怎么可能培养出有能力的将军或是优秀的士兵？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过是暴民……被训练得比我们的奴隶更适合被奴役。”

此时，薛西斯派人去找随波斯军队一起行动的斯巴达人狄马拉图斯，他因为遭到同胞的放逐而渴望复仇。这正是希罗多德多次描写的希腊人和波斯人、亚洲人和欧洲人对决的场景之一，他以二人的对话来提醒我们，是什么将二者区分开，以及他们为什么别无选择，只能相互厮杀，直到其中的一方最终彻底摧毁另一方为止。薛西斯站在自己的大军之前询问狄马拉图斯，希腊人是否胆敢和自己一战。“我的看法是，”薛西斯说道，“所有的希腊人和所有其他的西方民族加在一起也不足以抵挡我的军队。”

狄马拉图斯的回答是，尽管贫穷是希腊“从古代继承下来的遗产”，但是它却得到了智慧和法律的力量，从而摆脱了贫穷和暴政的困扰。当古代人说到两块大陆的长期对立时，亚洲的财富和欧洲的贫穷将会是一直被讨论的主题之一。在伊索克拉底等作家看来，它是嫉妒的源泉，也是马其顿的腓力和他的儿子亚历山大逆转与强大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关系，入侵波斯的合理借口。不过在希罗多德笔下的希腊人看来，贫穷是骄傲的源泉。希腊人可能缺乏波斯人的经济实力，但是他们有着富裕的波斯人明显缺乏的东西：自由带来的力量和勇气。即使斯巴达人（狄马拉图斯此时说的正是他们）现在只剩千人，这一千人也绝不会屈服于波斯大军。听到这些，薛西斯大笑：

 

狄马拉图斯，说得真好啊！让我尽可能理性地表达我的看法。不要说一千人、一万人，哪怕是五万人，也不可能抵抗得住如此规模的军队。更何况他们还不是听命于同一个主人。

 

波斯人可以被驱赶着上战场，也会因为恐惧将领的惩罚而被迫战斗。但是希腊人呢？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既然这样，他们为什么要打这种毫无胜算的仗呢？

狄马拉图斯的回答道出了希腊力量的本质。他说，希腊人确实是自由的，“但并不是完全自由的。他们有一个主人，那个主人就是法律。他们对法律的敬畏更甚于您的臣民对您的敬畏”。薛西斯笑了笑，和颜悦色地让他走了。

在这个时候，薛西斯有足够的理由保持自信。他的军队的兵力比之前任何统治者的都要多，而他的敌人甚至连组织起一个对抗他的联盟都困难重重。希腊人可能确实敬畏法律，但是薛西斯的观察也没有错，他们的自主使得内部争吵不断、派系重重，不愿意原谅过去受到的委屈，即使是为了共同的利益也是如此。薛西斯一个接一个地征服了自己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弱小的希腊城邦，几乎未遇抵抗。最后，只剩下斯巴达、科林斯和雅典等几个城邦仍然没有投降。

到了8月，为了将波斯军队赶出希腊，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斯亲率7000人左右的军队在温泉关发起攻势，不过和波斯大军相比，他的兵力微不足道。他们成功地将薛西斯的军队牵制了几天，直到一个希腊叛徒说出了通过山岭的秘密通道。薛西斯的精锐部队“不死军”的一支小部队从后方偷袭了列奥尼达斯。希腊人作战勇猛，他们不仅成功地歼灭了很多不死军士兵，而且还杀死了薛西斯的两个兄弟。不过这支小部队最终还是被打败。列奥尼达斯濒临死亡，身上插满长矛，但在倒下之前，他还是成功地抢走了薛西斯的王冠。当他死后，蛮族的国王挖出了他的心脏，发现上面覆盖着毛。

温泉关之战只是让薛西斯耽误了几天时间。但是对后世而言，它成了为注定要失败的事业奋斗的代名词，例如，它被用来赞扬1836年在阿拉莫抵御墨西哥将军圣安纳的战争；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开始解体时，它也被用来激励未成年人加入德国国防军。

 

波斯人在温泉关取得的胜利为他们打开了通向希腊中部的大门。在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四个月后，薛西斯来到阿提卡。他发现雅典几乎成了一座空城，只剩下一些“管理神庙的人和贫民”。他们试图用木栅栏将雅典卫城围住，以抵御入侵者，不过他们的抵抗没有持续太久。波斯人爬上雅典卫城前陡峭的墙，突然打开雅典娜神庙的大门，杀死了里面所有的人，劫走了神庙全部财产，然后放火将其烧为平地。现在，薛西斯成了亵渎神庙的人，他和他的继承人大流士三世将会为此后悔不已。他也让自己成了雅典独一无二的主人，虽然时间短暂。

其他雅典人逃到了萨拉米斯岛，联盟的舰队正在那里等候，要把他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大约有380艘船挤在萨拉米斯和今天的比雷埃夫斯港之间的狭窄水域里。在海峡之外的宽阔海面上，规模大得多的波斯舰队正以逸待劳等它们出航。存活下来的唯一希望似乎是直接逃走。此时，雅典统帅地米斯托克利主张，希腊人应该待在狭窄区域战斗，而不是冒着被全歼的风险驶到开阔的水域去，如果选择后者，那就必定会失去萨拉米斯和伯罗奔尼撒平原上尚未被波斯人征服的城市。

通过威胁、贿赂和诡计，地米斯托克利的主张得到支持，舰队开始准备作战。不过它实际上陷于重围之中。据我们所知（我们对其知之甚少），以现代的标准来看，古代的战船很小，长度刚过100英尺，宽度不超过15英尺，船的每一侧有三层桨，170名桨手。这种船非常脆弱，内部过于拥挤，难以操控。薛西斯只需要坐等希腊人精疲力竭、耗尽给养，而希腊内部各个派系紧张的敌对关系将会瓦解地米斯托克利努力使他们达成的共识。然后薛西斯就可以轻松歼灭希腊舰队了。不过他并没有这么做，反而选择了进攻。

当天是公元前480年9月22日。薛西斯坐在埃伽列欧斯山上的银足王座上俯视海峡，等待着唾手可得的胜利。他的书记官坐在旁边，记录着他的臣民们的表现，防止有人叛变。

到了破晓时分，希腊舰队驶出海峡，与波斯舰队开战。“首先我们听到希腊人的高声呐喊。”在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里，将失败的信息带到苏萨的信使说道。实际上这是埃斯库罗斯自己对当天的回忆。

 

所有人一起唱歌，愉悦地高声呼喊

岛上的岩石发出冲天的回响，

每一个波斯人心中充满了恐慌。

我们茫然不知所措

希腊人没有逃跑，

反而唱起了令人心生恐惧的胜利之歌

仿佛人们期待战斗

他们坚信自己将会获胜。

 

战斗开始时，波斯人占据上风，殿后的战船因为希望能“在国王的眼前取得些战绩”，挤着冲上前去。但是当雅典舰队发起反击后，它们发现自己和从前线向后撤退的战舰撞到了一起。波斯舰队规模庞大，缺乏清晰的作战计划，现在这些被证明是致命的弱点。“希腊舰队精诚合作，仿佛一个整体，”希罗多德满意地评论道，“而波斯舰队则阵型大乱，不能再按照任何计划作战。”信使如此说道：

 

起初波斯舰队的溪流般阵线

尚能坚持，但当狭窄的海面

挤满了船只时，便无法互相救援，

且自己的战船的包铜船首撞击起

自己的船舰，把整个桡架撞毁。

希腊船舰清楚地看出了时机，

围住我们攻打，一条条船舰

被仰面撞翻，大海看不见水面，

飘满了破船碎片和人的尸体。

 

到了这个时候，波斯人全都溃逃了，陷入绝望的混乱中。那些仍然试图作战的战船受到雅典舰船的撞击，而一支厄基那人的分舰队停在海峡外，等着那些想要逃跑的波斯战舰。传令官大声恸哭，

 

我们成了金枪鱼或网中鱼，

他们继续着，刺戳、砍杀我们

用折断的船桨或破碎的船板，

呻吟和哀号声

响彻整个海面，

直到黑夜降临，遮住一切。

 

多达200艘波斯船只被消灭，占整个舰队的三分之一。薛西斯的亲兄弟阿里阿比格涅斯连同数百名波斯及其盟友的水手葬身海底，因为他们不像希腊人一样会游泳。他们的长袍进一步妨碍了他们的行动，以至于和自己船只的残骸缠在一起，他们的身体“往下沉，不停挣扎，直到死亡”。波斯舰队剩下的船只缓慢驶回受波斯军队保护的帕列隆，迎接它们的是薛西斯的怒气。拜伦写道：

 

一个国王高高坐在石山顶，

瞭望着萨拉米斯挺立于海外；

千万只船舶在山下靠停，

还有多少队伍全由他统率！

他在天亮时把他们数了数，

但日落的时候他们都在何处？

 

这是古代史上最重要的海战，也是一场由雅典人指挥、绝大部分战船来自雅典、依靠雅典人的海战技巧取得的胜利。因此它可以被理解为雅典的伟大胜利。正是雅典及其独特的政体民主制，最终拯救了所有希腊人，使他们不必成为波斯国王的奴隶。在萨拉米斯之后，雅典人将会以希腊世界强大城邦的姿态进入人们的视野。

有两件事加强了人们对萨拉米斯战役不仅是希腊的伟大胜利，也是民主的伟大胜利的印象。首先，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个与雅典“激进”民主派过从甚密的人的杰作。地米斯托克利后来被怀疑叛国，然后被缺席宣判死刑，最为讽刺的是，他最终逃到薛西斯那里寻求庇护，而且据我们所知，他是少数会波斯语的希腊人。不过在大众的印象里，特别是在伟大的雅典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笔下，他将一直是把希腊从奴役中拯救出来的英雄。

其次，萨拉米斯战役是一场海战。取得胜利的是水手，而非士兵。和有足够财产负担自己装备的重步兵、特别是久负盛名的希腊重装步兵不同，水手（桨手）通常是从穷人中招募的（这就是理想破灭的贵族柏拉图认为萨拉米斯海战的重要性不如马拉松战役的原因，因为后者是由贵族组成的希腊重装步兵赢得的胜利）。萨拉米斯战役的意义在于，那些从民主制中受益最多的人成功地为全欧洲抵挡住了来自东方的专制君主。它也将使雅典成为称霸地中海的海上强权，为后来所谓的“雅典帝国”奠定了基础。

这必将永远改变希腊世界的性质，以及欧洲与亚洲的关系、欧洲的未来。1830年，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写道：

 

世界历史的利益岌岌可危，一方是东方专制主义（整个世界统一在单一元首之下），另一方是分立的城邦（规模和资源极其有限，但是因为是自由的个人而士气高昂），双方面对面在战场上相见。在历史上，精神力量对规模数量的优越……从未如此明显。

 

战役结束后，希腊人做好了迎接他们认为波斯会从陆地发起的另一次进攻的准备。不过什么都没有发生。薛西斯唯一的举动是以怯战为由处决了自己手下的腓尼基船长。其余的腓尼基人愤怒地返回故乡，紧随其后的是埃及人，这实际上相当于夺去了薛西斯的海军。波斯国王害怕此时希腊人的舰队会驶向达达尼尔海峡摧毁浮桥，切断自己的退路，于是将部队的指挥权交给马铎尼斯，而他自己则返回了苏萨。

薛西斯的陆军在马铎尼斯的指挥下留在后面，但是士气低落而且内部不和，他们先是于公元前479年在普拉提亚战败，然后又于同年春天在米卡里战败。马铎尼斯麾下的6支波斯军队中，2支被全歼，1支被召回镇压西亚的乱党，剩下的竭尽全力勉强回到波斯。正如后来埃利乌斯·雅里斯底德对罗马皇帝安东尼·庇护所说的那样，薛西斯“令人惊叹的不是他自身的伟大，而是他伟大的失败”。随着他的战败，希波战争看上去要结束了。希腊联盟为了庆祝最后一战，在德尔菲立起一座雕像，由三条纠缠在一起的铜蛇组成，上面刻下了抵抗波斯人的31个城邦的名字。几个世纪后，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把它移到了自己东方的新首都君士坦丁堡。它的底座至今仍然可以在位于伊斯坦布尔中央的大竞技场里看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个世纪以来，这里已经成了亚洲的新主人奥斯曼土耳其人的首都。

正如后来利西阿斯评论的那样，温泉关、马拉松和萨拉米斯战役“确保了欧洲永远的自由”。如果取胜的是薛西斯，那么波斯人将占领整个希腊本土，然后把希腊城邦变成波斯帝国的行省，如果希腊的民主被消灭了，那么就不会有希腊的戏剧，也不会有希腊的科学，没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没有索福克勒斯和埃斯库罗斯。而为后来的欧洲奠定基础的、在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涌现出的那股不可思议的创造性热潮，也永远不会出现。没有人知道，在波斯统治下的希腊会发生什么事。不过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公元前490年到前479年间，整个欧洲世界的未来命悬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