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明白了作者力求贯穿在本书中的写作意图，就比较容易理解，他的谋篇布局为什么会采用那样一种很不同寻常的方式。

这部本身就不算太厚的书，花去五分之一的篇幅用来讲述故事“起始发生在何时”的问题，包括安史之乱、吐蕃与回鹘的强大与衰落。接着它又用另一个将近五分之一容量的叙事来刻画契丹“奔向帝国的助跑”。在总共超过全书三分之一的上述两章内，还有不少篇幅用来追溯与契丹“在同一时期崛起的”（页90）沙陀族后唐政权的兴亡。第三章依然围绕从契丹与后唐“南北并立”（页141）到它迫使后晋沙陀政权“属国化”的线索展开，只是在最后割出分别以“澶渊之盟”（页51）和“南北共存的一百年”（页190）为题的很短小的两节文字，把辽—宋关系以及几乎全部的“契丹帝国的稳定期”都一带而过。第四章“访问已消失的契丹帝国”之第一节“穿越千年的时空”，简直就是一篇散文式的优美抒情的访古随笔。当作者面对辽祖陵的奉陵邑祖州城址那“高层建筑般规模的……塔状岩石”，发出“传说，在那里真实地存在着”（页223）的感慨之时，他同时也把撞击着他自己心灵的那种由衷的感动深深地传达给他的阅读者。

就这样，当终于翻过有关辽代历史的最后一页时，我们发现已经读完了全书的三分之二。剩下的三分之一篇幅主要用于讲述蒙元史，所以只能用第五章简单地把西夏和金都说完了。接着作者又以相当详细的笔墨，生动展现出蒙古人怎样“走向史上最大的陆上帝国”、如何组织起一个“庞大的多种族复合国家”、并且把大半个欧亚旧大陆整合为一体的非凡历程。

叙事上高度跳跃的选择性和结构上调度自如的畸轻畸重，使本书充满了一种由非均衡的张力所营造的美学效果。至今还有很多人糊涂地主张，讲述历史只需要“还原真实的过去”，所以“实证”方法就意味着必须尽量剔除讲述者自身观念的影响。但是我们真的可能还原“真实的过去”吗？真的存在着一种被所有经历了那个“过去”的人们都一致同意的“真实”吗？看来与其悬得过高、空论还原真实，倒不如尽最大努力地去还原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对那个时代的各种切身感知，最大可能地借助于各种细节去还原一幅有关过去的越来越精准、清晰的宏观图景。历史细节永远“还原”不完。这里不存在应不应该有所选择的问题；问题只在于如何选择、选择得好不好。

从体裁上说，本书可以被归入“大众史学”一类。我并不以为，当下的出版界之所以希望引入外国人写的、以中国历史文化为题材的、能引人入胜的大众史学作品，只是因为中国学者都放不下“专家”身段去从事那种创作。这里面更多的，其实还是写得出、写不出，或者说得更尖锐一些，是即使写出来了，能不能让人看得下去的问题。尽管不必采用绵密引征和系统论证的阐述形式，大众史学在把历史叙事还原到亲历者们的切身感知、还原到总体历史图景、还原到根本价值关怀方面，以及在它需要能反映最前沿的已有研究成果方面，一点也不比对于更“专业化”学术写作的要求为低。在此意义上，一个写不出高水平的大众史学作品的知识生产群体，竟然能一批接一批地产出被纷纷自诩为高水平的专业化学术著述，这种现象本身就极应该加以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