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动乱的世纪

王安石上台

辅佐神宗皇帝的精英官僚

治平四年（1067）正月，英宗驾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好不容易从《礼记》的“治国平天下”中取了一个“治平”的年号，可是英宗在位四年就死了。英宗长子赵顼嗣位，年方二十的年轻皇帝神宗由此诞生。此时政治改革的必要性比四年前英宗即位时更加迫切。但是，朝廷上下还在为“濮议”争论不休，两派互相牵制，互不相让。而钻了这个空子的，则是王安石。

仁宗驾崩同年王安石母亲病逝，因此英宗治世的那几年他正好在江宁（今南京）服丧，所以与中央官僚们的濮议没有任何关系。他虽然是江西抚州出身，可实际上的故乡却是江宁。

神宗在皇太子时代，与韩绛、韩维、吕公著等贵族出身的年轻官僚关系很好。王安石的名字可能就是通过他们知道的。欧阳修和司马光也很早就注意到王安石。王安石成为朝廷的期望所在，很快被任命为翰林学士。

王安石的父亲也是一个科举出身的官僚，一生为地方官。王安石庆历二年（1042）年方二十二岁，就以八百三十九名及第者中第四名的优秀成绩中举。同中进士的还有后来在新法政权时支持王安石、后升任宰相的王珪和韩绛。

如此优秀成绩中举，一般都是当一期地方官后调回中央，历任显职。但是王安石在淮南任期终了后，却没有要求回朝，而是自愿到明州（今宁波）鄞县任知县。后来也曾做过中央的官僚，但是王安石在服母亲的丧后，就留在老家当了江宁知府。王安石自愿选择在地方任官，一般认为是因为他家比较贫穷，要养活一大家人，自己专找一些收入比较高的职位。但是另一方面，也正因为他辗转地方，所以才看到地方的实际情况，在地方积累了改革的经验，后来才能在中央实行大规模的改革。

神宗治世期间，最初改元选定的年号是“熙宁”二字。“熙”是明亮的意思，“宁”是安宁的意思。这个年号包含了神宗超越父皇、改革国政的决心。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升任参知政事，兼任特别设立的制置三司条例司长官，开始实行改革。制置三司条例司从已经惯例化的官僚体系中破格选拔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官僚们组成。其中除了王安石的心腹吕惠卿以外，还有程颢、苏辙等后来转为批判派的人才。从这里也能看出刚开始时，改革是广大有识之士的共同志向。他们一起讨论，日夜研究各种政策。这就是所谓的新法政策。翌年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升任宰相，从此与神宗一起，统率朝廷，实行新法。个别新法及其意义留待后边详细说明，我们这里先看朝廷政治形势的变化。

誓把王安石拉下马

随着新法细节的确定，朝廷内部开始产生分裂。程颢和苏辙甩手不干了，退出了制置三司条例司。濮议时的死对头欧阳修和司马光这时也步调一致，要求皇帝罢免王安石。连当初给神宗推荐王安石的吕公著也对新法持批判态度。这些人笼统被称作旧法党，但是这个称呼仅仅是后世为了方便把反对新法党的所有人一股脑总称的。这些人其实并没有明确的统一政策，也没有结成什么党派。

他们的共同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把王安石拉下马”。这里有种种政治力学在起作用。王安石找出各种借口和理由，把他们一个个都排挤出政治中枢。有些大人物不好太露骨排挤，就给一个名誉职务让其养老或者任命成地方大城市长官。监管道教设施的道观监督，就是这个时候王安石为此目的新设的。于是这般，朝廷的重要职位，都被王安石一党垄断。

在政治上失败的抵抗势力，开始转向言论战。如果放在现在的话应该就是争取舆论支持，但是当时争取天意的支持才是最有效的手段。

中国自古就有天人感应的思想。一旦朝廷实行弊政，上天就会用天体的异常现象或者异常气象表示警告。熙宁六年（1073）久旱不雨，批判派说这是上天的警告，要求立刻停止新法。甚至有官僚发誓说：“如果把王安石罢免后十天之内不下雨，我就是被处刑也在所不惜！”针对这些批判，王安石对神宗上奏说：“只要我们推行善政，就没有什么对不住上天的。天变不足畏。”这种似乎对天不敬的说法，也是后世诟病王安石的一个原因。

其时，恰好“导言”中提到的那个成寻在开封。我们在“导言”中已介绍过，他的日记记载的事情虽然在宋朝的史料中找不到旁证，但是通过神宗亲自来看他祈雨的记载，可以看出神宗当时的焦虑心情和对他祈雨的期待。当时如果再不下雨，就算是改革推进派的神宗，也将直面不得不罢免王安石的难题。不过，王安石不愧是“天变不足畏”的发言者，在他本人没有出现的地方，更显示了他的存在感。王安石对上天持有敬畏之心，但是并不相信一个从外国来的祈祷师祈雨。

也许成寻祈祷有效，果然天降大雨，王安石暂时还继续稳坐宰相交椅。但是翌年，他终于受不了反对派的批判，请辞宰相。熙宁八年（1075）虽然再拜宰相，可是第二年又请辞归乡。从此，王安石回到故乡江宁养老，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再也没有踏上开封的土地。

王安石虽然引退，但是他开始的新法却被继续执行。吕惠卿、蔡确、章惇等王安石提拔的人才，在神宗的指导下实行集体领导。王安石这个伟大的改革设计师虽然走了，但是他设计的新法都得到施行。这些实务官僚的任务就是如何完善这些新法。

继续了十年的熙宁年号，这一年改为“元丰”。新年号体现了神宗新法已经走入正轨，国家再建在望的自信。抵抗新法的旧法党，因为失去了王安石这个攻击目标，或者是因为无奈，甚或是因为内心对新法的效果不得不承认，总之熙宁年间那样激烈的批判几乎销声匿迹。表面看来，宋朝社会似乎将按王安石设计的路线顺利向前迈进。

但是，悲剧重演。全面信赖和支持新法的神宗，在位仅十八年突然驾崩。时为元丰八年（1085），神宗年方三十八岁。历史没有“如果”，但是我们还是忍不住要这么想。如果神宗能寿终正寝的话，那么后来的中国文明将肯定大变，历史将被重写。

北宋末期长达四十年的党争，因神宗的早死拉开帷幕。主持国葬的是元丰年间推行新法的宰相王珪，就是“濮议”时作为翰林学士上奏称“皇伯”的那个人物。他因为在任途中突然死去，所以没有被卷入党争中。因此旧法党史家对他的评价也还不错。但是，这个人物是下边将要登场的一个宰相的外祖父，所以请一定记住。他的后任，是蔡确。

王安石改革催生《资治通鉴》

继承皇位的哲宗赵煦年幼无知，因此与仁宗即位当初一样，他的祖母高氏（即神宗母）以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宣仁太后）。不幸的是，皇太后非常讨厌王安石，对新法也持批判态度。她立刻把引退洛阳的旧法党精神领袖司马光召还回朝。司马光在此一年前，刚完成呕心沥血的鸿篇巨制《资治通鉴》。

司马光年轻时就策划编纂历史典籍。但是那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不是一个高级官僚业余所能完成的。退隐洛阳，使他有了充分的时间。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是王安石的改革催生了《资治通鉴》。

这种“风大好卖桶”，把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的两个事项相关联的论法，古来称之为“春秋笔法”。这个笔法就是，在寻找后来发生的某个现象的来龙去脉的过程中，发现该现象发生以前的某个现象为其原因之一，而且从道义上看，前边发生的现象才是后来发生的现象的主要原因，所以把与实际行为主体不同的人物就像后来发生的现象的主体一样来描写。因为（被认为是）孔子修订的鲁国编年体《春秋》，就是用了这么一种写法（后世注释家如此解释）。所以说，如果没有政敌王安石，那么这部不朽名著很可能就不会完成。

司马光计划把《春秋》以后的历史用编年体方式编纂，经过几十年辛苦劳作，终于完成。将其命名为《资治通鉴》，意即“作为当今政治借鉴的通史（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是神宗皇帝。此书虽然有司马光和先人的一部分评语插入其中，但是基本上全是罗列事项。但是，如何选择取舍，如何排列，以及用什么文字表现，却都体现了司马光的历史观。那就是排除一切捏造，只收入编者认为属于历史事实的事项，并且在进行历史实证时，总结出大量供当时的统治者借鉴的经验教训。所以此书作为史书之鉴能在东亚地区被广泛阅读，实有首肯之由。如何记录、记忆过去的历史，这个问题与当今历史学研究最前沿的课题之间有一脉相承之处。

说起中国的历史书，与司马光同姓的司马迁的《史记》最为有名。司马光一族自称是司马迁的后裔，所以司马光很尊敬司马迁。但是，有关历史的记述方法，他们却完全不一样。《史记》开创了以帝王年代记和个人传记为主体的纪传体，而《资治通鉴》则继承了《春秋左氏传》的编年体，只有帝王年代记。

《史记》的个人传记采用了很多司马迁收集的民间传说等入史，加强了记述的故事性。因此，同一个事件，在不同的人物传记中互相矛盾的记述并不少见。某个历史事实，为了反映传承该事件的众多人的视点和记忆的多样性，特意全部记载，这是《史记》的一个特征。比如可看作整个《史记》最高潮的项羽和刘邦争夺天下的大战，对项羽感情移入写成的《项羽本纪》与站在刘邦的立场上写的《高祖本纪》，读起来感觉完全不一样。《项羽本纪》自古就被当作范文传诵。但是，夸张项羽英雄性的这种悲愤慷慨的笔法，并不是《史记》的代表性笔法。《高祖本纪》的主题，则是赞叹刘邦的坚实性和现实感觉以及对伟大王朝缔造者的敬意。这里并不判断笔法孰是孰非。与单纯地对善恶进行价值判断的笔法相异，《史记》具有一种把历史作为人生剧场看待的视角。

相对的，单一年代记的《资治通鉴》则是一个事件只用一条单线记述。他一贯的笔法是慎重比较各种历史史料，去除过剩的装饰修辞，只记录事件本质。这有他的追求，即所谓大义名分论。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个人在自己所在的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应该如何行动，特别是仕官之人为国家尽忠，到底为何？与欧阳修《五代史记》共通的这个问题意识，是司马光执笔的动机。

在此意义上，《资治通鉴》虽然作为读物，其魅力远逊色于《史记》，但是对于能从字里行间看出事情本质的读者来说，却是一部非常耐读的历史书。《资治通鉴》并不是单纯地罗列事实，其中反映了司马光敏锐的历史观和读史眼光。如果说《史记》是适合青少年阅读的通俗读物，那么《资治通鉴》则可以说是适合成人阅读的高深读物。

我们把话头再返回到神宗驾崩的元丰八年（1085）。

受皇太后之命回到开封的司马光，此时已是六十七岁高龄，他可能早已决定在洛阳安度余生了。他肯定没有想到比自己小一辈的年轻皇帝会突然死去，自己还会有重新掌权的时候。当时洛阳集中了许多旧法党的遗老，与开封中央政府保持一定距离，具有一种文化沙龙的氛围。对于宣仁太后的突然指名，司马光犹豫不定。这时沙龙成员之一程珦的儿子、曾经任职于制置三司条例司的程颢鼓励他说：“除了您老，朝野上下没有一个人能废除现在的恶政。”程颢在送走司马光后不久辞世，享年五十四岁。

站在旧法党立场上写的历史书均记载救世主司马光入开封城的时候，数万民众夹道欢迎。司马光以年龄和健康为由，数度固辞要职，但是翌年，即“元祐”改元之年（1086），司马光终于就任宰相。如果从王安石上台以前的英宗时代司马光就已经是翰林学士这点来看，司马光的升进晚了二十年。由此，诞生了宣仁太后和司马光撤废新法的政权。世称“元祐更化”。但是，此时朝廷内外的大臣以及政府实务官僚几乎全都是新法党人，所以要撤废新法，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