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大融合之道
第一章 挺起工业大国的脊梁
人类叩响工业文明的大门之后，世界就迈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与农耕时代相比，工业化社会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是极为明显的，因此，工业体系的进步也标志着一个民族综合实力的提升。
中国近代工业的起点是晚清时期的“洋务运动”，一批试图寻找富国强兵新道路的探索者迈出了具有突破性的一步。事实证明，中国早期工业的发展是受到了多重阻碍的。一方面，倡导者需要应对来自国内保守势力的抵制；另一方面，他们不得不依赖西方列强。很显然，这种时代背景并不是抚育民族产业的优质土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的民族工业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全新形势的推动下，中国吹响了振聋发聩的工业化号角，挺起了工业大国的脊梁。
我的报告厅
近年来，我国制鞋业的信息技术应用水平虽有较大的提升，并在节能降耗、绿色生产、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自身存在的不足。现阶段我国的信息化应用还只局限在以“点操作”为主，信息的集成面比较窄，上传和下达还没有形成自动网络。
——在2012年8月制鞋行业两化融合培训交流会上的发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实现了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这种发展和成绩是建立在高耗能、高污染、高投入、低效率、低附加值、低安全性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基础上的。时至今日，我国环境污染、产能过剩、能源消耗高、工控安全等问题频发且日益严重，发达国家也纷纷提出再工业化、低碳经济以及智慧地球等理念。可以看到，我国现有的发展模式已经与时代潮流相背离，改革迫在眉睫。两化融合通过信息技术在工业领域内全业务、全产业链的应用，能够从根本上实现企业的节能、减排、降耗以及安全生产等目的，继而成为我们改革旧有发展模式、突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制约、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在2015年4月电力行业信息化技术创新大会上的发言
1861年洋务运动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1862年军械所自主研制出实用蒸汽机，标志着中国近代工业的起步。民国时期我国的工业发展非常缓慢，可以说是一穷二白，长江流域，也包括汉阳造，还有其他一些零零星星的制造企业。2010年，我们有200多种工业品的产量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是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西方国家是“先工业化再信息化”，但我们不同，我们是在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才遇上信息化浪潮，十七大提出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跨越式发展；十八大提出推动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工业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项目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四化同步发展。
——在2017年5月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深度行（武汉站）大会上的发言
1．大德无形，大化无痕
众妙之门
老子说：“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大化无痕”追求的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被“度化”的客体会悄无声息地置身于运动、前进和发展的状态中。延伸到社会层面，随着历史的演进，社会发展总会呈现出一定的潮流大势，演绎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老子所说的“玄”，是一个哲学的概念，老子将其理解为宇宙万物奥妙的总门径。因为运动使得事物总是处在一种不断变化的状态之下，所以万物就变得“玄妙”“深远”，同时难以看清。运动的过程是永无止境的，因此变化也在时时处处发生着。“众妙之门”便是指万物因运动而美妙，万物动，动则变，变则进步。这对应着“大化无痕”的过程，顺应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人类文明的发展阶段仍然在不断翻新。
工业文明将人类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新奇的生活体验与便捷的生活方式让我们受益颇多。毋庸置疑的是，工业生产取代农耕作业对于世界的推动力是巨大的。在最近的三百年时间里，人类文明前进的步伐明显加快，以前一件工具从应用到普及，常常需要绵延数百年；而现在，一项新的研究成果面世之后，它从普及到被淘汰往往也就几十年时间甚至更短。很显然，信息技术的介入就像是一支强效催化剂，为人类社会的高速前进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很多工业生产都需要依靠大量的人力、物力才能完成，这在安全性和生产效率上往往存在巨大的缺陷。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大部分人力因素都逐渐从生产中移除，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精准的计算机监测、控制。
我们的民族工业已经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企业内部，合理的信息化设备应用帮助工人们提高了作业效率与工作精准度，很多原本难以攻克的难题，现在也都能得到解决。而在企业之外，物资核算、交通运输、GPS定位、产品检验、交接入库等等，也都已经与信息化建立了不可分割的联系。
信息化的生产方式帮助商家建立起了更为合理可靠的监督、管理体系，通过大数据分析，投资者对相关市场的饱和或紧缺了如指掌，同时，库存数据与生产线配货又可以清晰地反映出供货方供给能力的强弱。此外，通过对生产资料的来源与现有库存的分析，投资者还可以精准地计算出原料供应情况，并做出是否需要进一步投资的决定。
可以说，信息化的推动力是非常明显的。在更为透明、体系化的运营模式之下，各个行业都加快了自己的发展步伐，彼此之间也建立了更为紧密的关系网络。一个企业如果拒绝将信息化引入到自己的运营当中来，那么若干年后，它将被整个市场机制所抛弃，因为它根本无法找到商业合作的伙伴。
当然，信息化对民族产业的作用并不是单向的，它在有效推动我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同时，也享受着工业进步的成果。工业化的进步会为信息技术提供更为强劲的动力。目前，我国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处于上升期，产业的进步会为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带来巨大的推动力，进而为信息技术的发展提供更为可靠的生存空间。
在不断进取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反思：工业化进程中的隐患应当如何消除？我们能否找到一条更加高效、健康的发展道路？很显然，在当前这个大融合的时代，想要单从工业技术的角度来解决问题是不切实际的。反过来说，只发展信息技术而忽视相关产业，同样也会让信息化发展陷入脱离实际的误区。两化融合为国民经济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发展动力，而作为融合主体，信息技术与工业基础也并非两个孤立的存在，它们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当前，两化融合的理念得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
道法自然，羽化无痕
新中国的工业化蓝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书写，历经近七十年的风风雨雨。而在这个不断求索的过程中，无数先驱者同时展开了将信息化与工业化相结合的尝试。世界历史上有很多民族在进行本国工业化与信息化建设的时候，都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障碍和阻力，比如生产体系变革带来的失业潮、机能异斥带来的经济危机。这些发人深思的事实，其实都在时刻提醒着中国：推进信息化建设，是一项无上光荣又注定充满荆棘的工程。而真正利国利民的施政方针，都需要在保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基础之上展开。因此，如何合理地完成新中国的两化融合改造，做到真正的“大化无痕”，就成了无数开拓者的历史责任。
2008年前后，传统工业强国——德国出现了经济波动，甚至有一大批百年企业也纷纷宣告破产。实际上，德国发生的工业危机不单单是人才储备耗尽的结果，更是德国在世界产业发生潜在变化的时期没有处理好工业化与信息化“良性融合”所导致的负面反应。
德国人在工作当中历来崇尚严谨，他们习惯于将每一份工作都做到最好，这种态度为他们带来了荣誉，但这无形中也是一种负担。过度的赞美让不少德国从业者变得盲目乐观，因此当现代工业追求更高精准度、更多元化功能、更高科技含量的时候，德国从业者那一套成熟但却相对滞后的运作理念，却成了阻挡本国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顽固力量。所谓“日中则昃，月盈而亏”，国内传统民族工业的过度成熟，导致如今德国在产业转型、升级上困难重重。
其实，同样的问题在中国的工业发展之中也偶有闪现，只不过我国的工业体系发展起步较晚，而这种“稚拙”的状态，在变革来临之际却意外地成了上升潜力。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本来应当被视为劣势的方面，到头来却成了工业化与信息化发展的推动因素。
而要推动本国两化融合的进程，我们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找到实现国家产业转型与升级的最佳方法。
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尊奉中庸思想、倡导用温和政策推动社会变革的群体，因而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两化融合指导思想也理应符合这一传统。就如同经济学中强调的“软着陆”理论，执政者需要尽可能地减少机能异斥带来的阵痛和破坏因素，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不同经济体制之间的顺利融合。实际上，这样一种带有强烈东方色彩的哲学理念，早已在中国大地上蓄养起了浓烈的社会氛围，无论任何事物置身其中，都必须接受它潜移默化的影响。
古人提出阴阳五行学说，认为世间万物之间都存在相克相生的关系。比如五行之中的“木”“火”“土”“金”“水”，相邻者相生，相隔者相克。这样一种逻辑关系，就保证了规则之内的所有因素都能互相制衡，从而达到平衡的状态。而这种平衡状态，其实就与当代中国两化融合进程的指导思想达成了高度契合。
同理，在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中，所有产能要素必须各司其职、互相支撑，最后构成相对稳定的结构形态。而当这个工业体系面临变革的时候，结构内的各要素便发生联动式变化，最终实现持续发展的目标。
当然，推动两化融合进程、加快民族产业升级，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想要有序地推进两化融合，社会各界需要万众一心，经受住艰苦而又漫长的时间考验，才可能达成这一目标。
2．打开尘封的记忆
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要想对民族产业发展有一个更加科学、合理的认知，我们理应对中国工业的发展历程有所回顾。心理学家往往强调童年记忆对于一个人的重大影响，其实一个民族的产业发展亦是如此。对于中国工业来说，初期动荡不安的时局与保守落后的社会主流思想，严重阻碍了它的前进道路。不过，多灾多难的往事，也愈加激发起了中国工业者奋发图强的决心，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之下，新中国一代又一代的有志之士前赴后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他们在为中华民族在国际上争光添彩的同时，也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铺平了道路。
在历史夹缝中艰难前行
与西方诸国的工业文明有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在一条逼仄的历史夹缝中诞生的。鸦片战争的失败，让部分有志之士静下心来，考虑建设本民族的工业体系，这就推动了历史上“洋务运动”的产生。但是，对于这些努力，当时的执政者却将信将疑。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守旧派，对新生的工业萌芽进行了选择性的扶持，这种犹豫、暧昧，甚至裹挟着傲慢与偏见的态度，让中国早期的工业化进程步履维艰。
1861年，曾国藩在安徽主持开办了安庆军械所，主要制造现代火炮、子弹、枪械等；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筹建江南制造总局，生产的主要物件依然是枪炮子弹之类；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建立福州船政局，揭开了中国人自造现代化轮船的序幕……
但是，朝堂之上却对此议论纷纷。同治皇帝的老师、大学士倭仁等人就明确表示，礼义和人心才是国之根本，权谋与技术都是投机取巧的旁门左道。他还言之谆谆地教导世人，要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并以此对近现代工业文明现象进行批判。
很显然，这样一种立足于道德制高点之上的口诛笔伐，对我们国家的工业起步形成了严重的阻碍。在一个特定的时期，以倭仁为代表的封建大儒作为全社会的榜样人物，猛烈抨击西方工业文明，自然而然也左右了时代舆论，让原本就处于探索阶段的中国工业举步维艰。
然而，晚清这一批目光长远的开拓者冲破保守势力的阻挠，迈出了中国近现代工业化的第一步。以左宗棠主持开办的福州船政局为例，在该厂最早建立的时候，中国工人对于轮船的认知几乎是空白的，人力驱动的水车式转轮，或许就已经是众人眼中“最强大的船体制式”了。正因如此，左宗棠和两位西洋专家日意格、德克碑签订了合同，高薪聘请他们为技术专家，督导中国工匠在五年时间内建造16艘轮船，同时负责学员、船工的训练事务。
五年后，福州船政局顺利造出15艘轮船，基本完成了目标。而在福州船政局的全盛时期，船厂平均每年能够制造出三艘现代海轮，最低的单船排水量也达到了515吨。其中，耗资36.6万两白银的“寰泰号”铁胁双重快碰船，排水量更是达到了2200吨。到了1888年，技术更为先进的钢甲舰“平远号”下水，它在很多方面都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准：比如在装甲防御方面，“平远号”甚至在最不起眼的甲板位置也钉上了超过5厘米厚的铁甲，超过2000吨的排水量也让它在世界重型炮船榜单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从历史影响方面而言，福州船政局帮助中国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海军将士与科研专家，这些优秀人才后来也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工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福州船政局虽然以强化国家海防力量为目标，但从这里走出的优秀学员却并不仅仅局限于此，“中国近代工业之父”詹天佑、著名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等，都是此中佼佼者。
自开创以来，福州船政局逐步成为远东地区规模最大的造船基地，共计生产出各式轮船40余艘。短短数十年时间，我们从一个只会建造龙舟和简陋渔船的民族，艰难跻身当时世界海军实力前十榜。对此，福州船政局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长久以来的闭关锁国，让国家的统治者看不到世界格局已然发生了巨变。此前炊烟袅袅的农耕世界，已经逐步变成了一个由大机器生产主导的全新工业园，工业文明的号角已经在西方列国全面吹响。可是，这一切都被自诩为“天朝上国”的清王朝统治者视为“旁门左道”。
不光是当朝者对工业文明的到来不屑一顾，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民族工业也颇多微词。更多的人还是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视为“正经营生”，而围绕着工业文明展开的一应活动，都被看作“投机取巧”。不单单是福州船政局，其他一些现代工业尝试，如安庆军械所、兰州织呢局、旅顺军港等，都因为生产方式异于传统而饱受非议。
当然，针对早期民族工业的傲慢与偏见是来自方方面面的，以致部分倡导者也由于处处碰壁而心灰意冷。比如心高气傲的晚清名臣左宗棠，就在他创办织呢厂时遭遇重重阻碍，从而失去了最初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气势。他在回应兰州织呢局出品的布料质量不佳时说：“我们生产的布料虽然不比洋货，但依然是可以使用的。”
左宗棠的话真实地反映了中国早期工业的发展状况：由于技术受限，我们的工业品质量在资本市场上常常处于劣势。当新的社会现象出现时，它所带来的阵痛往往是无可避免的。
振奋人心的历史镜头
经历了晚清时期的傲慢与偏见之后，中国工业开始了异常艰难的探索。动荡不安的民族现状，又为我们的现代化工业进程蒙上了一层阴影。大多数厂房都是政府投建，因而从辛亥革命起，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都不顺利。比如曾经为中国近现代工业发展带来积极影响的福州船政局，就在历史的夹缝中遍尝艰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建设者们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局面，原本就起步晚、起点低，加之战争的破坏，这一切都让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满路荆棘。
但是，工业发展起步晚、起点低并不妨碍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尤其是在那样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前仆后继的开拓者为祖国的工业化进程夙兴夜寐，留下了一个又一个振奋人心的镜头。
例如，在交通领域，我们有牛车、马车，但是它们的运输效率都非常低下。当然，我们也有一批通过各种渠道得来的外国汽车，比如战争缴获、国际援助等。很显然，若论实际效用，现代化运输工具是最佳的，因而如何快速拥有自己的汽车生产技术、如何快速制造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汽车，就成了当时非常迫切的问题。
“制造出中国人自己的汽车”，这个现在看来简单易行的事，在当时的条件下却异常困难。我们的汽车应当使用哪种类型的发动机？这台发动机又应该怎么生产？这些都是当时汽车研发过程中的拦路虎。
1950年4月，为实现“制造出中国人自己的汽车”这一目标，并寻求新中国的工业化之路，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正式组建成立了。此前，中国代表与苏联做了互惠约定，因此这一次国家重工业部成立之后，苏联方面也派来了专家组进行技术指导，而汽车研发就成了本次工业合作的重中之重。大约一年之后，新中国第一个汽车生产厂在长春落地。1951年3月19日，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在长春西南郊的孟家屯车站附近破土动工，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
为了方便与苏联的互动沟通，我们将厂址定在了寒冷的北国。由于过度寒冷，很多设施都变得异常脆弱，经不起锤打。而为了赶进度，一汽的工人们甚至使用火车头供热的方式来给厂房、工地加热。只有在天气稍好一点的时节，那些覆盖在设备上的雪才会融化。
实际上，这些物质上的打击远远不如技术缺失给我们带来的伤害大。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来自国际方面的压力才是更加让人深感不安的。出于种种目的，部分西方国家对我们的邻国给予了巨大的经济、技术支持，希望借此牵制中国。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敌对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产生了阻碍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严峻的国际形势也让我们更加团结，更加专注地发展民族工业。
1956年7月14日，12辆解放牌汽车从装配线上缓缓开出，这是第一批中国人自己研发制造的汽车，同时也标志着中华民族不会制造大型机动车辆的日子成为了历史。翻看历史记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初那批解放牌汽车的主装配置，也可以近距离地触摸新中国的工业先行者们那一番良苦用心。短短两年之后，国产解放牌汽车甚至行销亚洲各国，为改善当地百姓的交通、生活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汽车制造技术获得成功，其实不单单意味着中国拥有了自己的造车技术。从更深层次上说，是否拥有现代机动车辆的生产能力，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民族工业能否完成质变。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更高性能的发动机能够在交通运输、战争国防方面提供难以估量的支撑力。
另外，作为现代化交通工具的代表，汽车的自主化生产也将给其他民族工业带来巨大影响：我们的工业建材能够更高效地输送了；我们的工业制品能够南北东西随意调配了；我们的工业人才能够在更短时间里开赴生产第一线了……一切都证明，汽车制造是国家交通运输体系当中无可替代的关键性一步，而交通运输又是民族工业的“动脉”。1956年7月14日，注定是中国工业发展史上熠熠生辉的闪光点。
不单单是汽车生产，在更多工业领域，前赴后继的开拓者们也开创了一个又一个振奋人心的历史“第一”:1949年，新中国的“钢铁脊梁”——鞍山钢铁厂倾出了第一炉铁水，中国的钢铁冶炼事业自此之后蒸蒸日上；1952年，第一辆蒸汽驱动的机车驶向路面；1958年，我们的工厂具备了电视机的制造能力……
从依赖进口到大规模输出，从应用范围狭窄到广泛普及，新中国的工业发展就是在这些原本看上去无比孱弱、但却锣鼓喧天的工厂中一步步壮大、成长起来的。历史会铭记这些为祖国工业带来质变的先驱者以及他们创造的奇迹，而这些振奋人心的历史镜头，也必将彪炳史册，永不磨灭！
3．由农转工，时代的必然
短短几十年，新中国逐渐追赶上了新世界的步伐，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工业大国”的名号愈叫愈响，“世界工厂”的地位也开始蜚声海外。尤其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各大工业集群气势如虹，大有“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之势。
随着时代的演变和社会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农业发展也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阶段。农业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随着工业化星星点点的加入，以及信息化的姗姗来迟，农业也终于迎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不过，伴随着新产业时代一同到来的，还有更加艰巨的历史使命，我们不单单需要珍惜今天这来之不易的成果，同时还需要更进一步全力推动农业产业践行两化理念。
一条农业主场的“两化之路”
作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我国有着悠久的农业发展史。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生产力也在不断进步。如今，工业化的演进开始逐步渗入农业之中，而信息化的起步虽晚，却也对农业的现代化发展大有裨益。
在我国的农业发展史上，工业化的渗透主要体现在生产工具的演变和耕作制度的更替中。
农业生产工具，最早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期，当时的人类以“采集”为生，过的是“钻燧取火”的生活。这还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农业。随着石刀、石斧、石磨的出现，人们开始懂得种植谷物，并用工具将稻谷从谷壳中分离出来。到了新石器时代，石质工具发生了阶段性的转变，农业完成了由刀耕、火耕向锄耕阶段的进化，在提高土地利用率的同时，也推动了农业的发展进程。到了奴隶社会，农业发展进入粗放阶段，青铜器的出现成为社会生产力提升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这之前，农业的发展靠的是顺应天时，求的是风调雨顺。到了汉唐时期，农业发展进入精耕细作的阶段。水利、水渠等项目兴起，使得农业的发展摆脱了“天命”的束缚，较为先进的技术工具使得人类在农业生产中获得了更大的主导权。随后，冶铁技术兴起，农具也开始迈向铁器时代。在此期间，世界上最早条播机——耧车的出现，成为农业技术高速发展的典范。此后，新型技术开始在农业领域内大范围发展，农具的进化以及耕作技术的演进为农耕文明的发展提供了直接的动力。
近代之后，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不断传入中国，农业的工业化发展多呈现在科研领域。随着“农学之风”的兴起，以及农业研究所的建成，农业的信息化建设也初具规模。
在2004年到2014年的十年间，“中央一号文件”从未间断过对信息化和工业化的部署，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诸多“五年计划”当中，信息化早已被界定为新时期农业农村经济工作的重要支撑力量，其中包括不断促进农业技术集成化、提高信息化服务“三农”水平、提高农业生产经营信息化水平、发展农村应急管理信息化建设体系等多项重要举措。
现如今，电话、网络已经在乡村普及，而国内的农业网站也早已达到了数以万计的规模。可以说，信息化职能机构在全国的农业部门实现了全方位覆盖。
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号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开始了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迈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工业占比勉强能够超过10%，手工业和农业在一定时期内承担起了支撑国民经济的重要任务；时至2007年，我国工业生产在GDP中的占比已经达到了43%，农业和手工业的比重明显减少。
经过数十年的艰苦奋斗，我们建立起了完善的工业生产体系，并在技术研发上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民族工业化早期，我们致力于基础设施建设，诸如修筑铁路、改善河运等。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我国有200多种工业品的产量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尤其是一些基础生产材料，比如钢铁、煤炭、水泥等，更是行销世界各地。科学技术方面，中国工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机电产品领域，我们不仅做到了自主研发、自给自足，同时还有40多类制成品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好评如潮，稳居出口榜第一。在大力发展工业的进程中，中国对于一些工业技术落后的国家也伸出了援手，与巴基斯坦、缅甸、坦桑尼亚等国家建立了技术合作关系。
在工业技术稳步提升的同时，我国的工业人口也大幅增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中国90%以上的家庭都是靠天吃饭的农家田户；到了2010年左右，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了50%。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如今全国一半以上的劳动力都居住在城镇区域。而一些常年居住于农村的人口，开始从事农副产品种植经营。在这个过程中，收割机、播种机得以大面积地配备，从而极大地解放了劳动力。
毫无疑问，此时的中国已经从传统的农耕国家顺利过渡成了一个工业化程度较高的现代化国家。在工业化体系的帮助之下，我们的国民经济取得了日新月异的成就，我们不单单拥有完善的工业体系，而且还可以自主研发出各类工业技术；我们的技术不单单可以完成民族内部的产能优化，还能远赴重洋，为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贡献力量……
以上种种，都在昭示着这样一个信号，在过去数十年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取得了傲人的成就，更为先进的社会形态正在指引着中国人民向着美好的未来挺进。大机械化生产的时代里，人们将会以更高的效率来完成劳动目标。只不过，当代世界生产链对科技水平的要求可谓是一日千里，单纯的大生产、大制造，或许在极短的时间里就会变为落后产能。那么，如何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持续前进，就成了党和政府亟须解决的问题。
工业体系的建立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工业体系已经达到了纯熟、一劳永逸的阶段。2013年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人们首次提出了“工业4.0”的概念，按照这一理论，当前的世界工业体系依然还有上升的空间。事实证明，这样一种猜想完全是科学合理的，短短数年时间，各类信息技术、信息化产品等，已经占据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历次工业革命都会对世界格局进行大面积的颠覆和改造，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爆发，就为常年内乱不断的英格兰打开了通往黄金时代的大门。经过近一个世纪的高速运转，英国从一个呆板、落后的封建制度国家，一跃成为赫赫有名的“世界工厂”。在全盛时期，全球34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受到大英帝国的节制，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都向英国女王俯首称臣。而这一剧变，都是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发生的。
可以说，工业革命帮助英格兰从一个长期积弱、战乱不断的国家，奇迹般地坐到了世界霸主的宝座上。更为重要的是，旧有的世界格局被打破，各国开始争先恐后地推动本国工业化进程。而距离我们最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帮助美利坚登上了世界第一的王座。眼下中国正处在新一轮工业革命蓄势待发的关键性历史时期，如果顺利推进两化融合，快速推动本国产业升级，那么在重构后的世界体系当中占据有利地位，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现在让我们仔细考量过去数次工业革命之中的关键要素：第一次变革，让世界开启了大机械生产的道路；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到来，让人类社会迈向了更为优越的电气时代；当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电脑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到来时，我们梦寐以求的“地球村”终于到来。因此，当2013年德国率先提出“工业4.0”概念时，“万物联网”的高品质生活，或许就会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为世界带来更为丰富的改变。
可以明确的是，“万物联网”其实就是两化融合的标志性产物之一，在信息产业高度发展的阶段，人与物的交互内联，将会达成前所未有的契合。而这样一种技术，其实在当今的生产制造行业已经开始了广泛应用。
当然，信息化技术在生产、销售领域的应用，就目前而言更多还是集中在工业制造当中的。2015年，我国的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现象十分严重，有超过三成的钢铁制品都被闲置。这样一种现象实际上是可以通过信息化的技术手段来避免的：通过更高级别的大数据处理，生产者将会很直观地看到产业链当中的资源调动、处理情况，并利用宏观运作来达到最优匹配的目的。借此，我们的资本市场结构将会更加理性化，以往那种盲目跟风式的生产或交易行为都将会得到有效的控制。
总体而言，当前中国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变革时期，我们需要在新一轮的工业革命当中占据有利地位，借此迎来伟大民族的复兴。而两化融合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内容，也是顺应产业变革趋势、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