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方法

中国农村改革的过程是一个多方互动、复杂微妙的历史进程，因而研究方法和研究地点的选择对我们最终能否真正揭示中国改革的逻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研究选择了在安徽省农村改革过程中起到过重要推进作用的三个典型案例进行调查，主要采用口述历史资料与文献档案资料相结合的资料收集方法，在资料分析上采用了底层史观的研究思路和视角。

（一）研究地点与资料收集

在中国农村改革已有的经验研究中，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

一方面，许多国外的研究者由于田野进入上的困难性，并没有选择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地区进行研究。如柯丹青对湖北省的研究、崔大卫对东北和江苏省的研究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作者的可能发现与对历史进程的深入分析。为了能够更好地揭示中国农村改革的发端，笔者认为我们有必要回到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展开农村改革的地区。安徽省与四川省是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率先展开农村改革的两个地区。其中，安徽省更是无论在先导性、典型性，还是在推进作用上都更加突出。就时间上而言，安徽省的农村改革更早于四川。邓小平在南方讲话时曾指出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从典型性上来看，安徽省是地处中原腹地的农业大省，在国家农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历来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如1962年的“责任田”、1978年的“包产到户”、20世纪90年代末的农村税费改革等都率先在安徽实行，并继而影响了国家整体政策的制定。此外，正如本书开头所提到的那样，安徽省的凤阳小岗已经成为这段历史的一个无可替代的符号，在推进包干到户乃至整个中国农村改革进程中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笔者作为安徽人，在田野进入、语言沟通、情感纽带、资料收集等方面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笔者收集资料的肥西县城、山南镇、馆北村和合肥市郊区，都是由熟人带入进行调查，为笔者田野工作的顺利展开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在黄花村和小井庄，共通的江淮方言也使得双方的交流不存在太大的障碍。而在进一步交流之后，相似的社会文化环境、接近的地理位置，甚至偶尔发现双方共同认识的熟人，很快为接下来的深入交流提供了更大的可能。

另一方面，尽管也有一些研究（赵彗星，2007；陆益龙，2007；贺飞，2007）对安徽省包产到户的典型村庄小岗或其他村庄进行过调查，但是正如我们在引言中已经看到的，小岗村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与当时整个安徽省更大的改革局势和背景息息相关。因而这种村庄内的民族志研究并不足以揭示当时农村改革上下推动、前后相继的复杂过程，甚至由于缺少了一些至关重要的背景，还可能会出现理解上重要的偏差或者说无法对某些现象进行解释的情况。这就要求研究者跳出孤立的村庄民族志考察，而是从作为中国农村改革发端的省份的角度来再现这一复杂的历史变迁过程。

当然，由于研究精力所限，本研究没有选择对整个安徽省农村改革的前后进程完整再现，而是选取了在安徽省农村改革进程中具有重要推进意义的三个典型村庄或地区进行多点民族志研究。这样一种研究方法使得我们不是局限于某一个个案的描述和分析，而是围绕着中国农村改革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产生、发展和运作，跟随事态的演变和发展从一个典型田野地点流动到另一个田野地点。这样一种田野地点的流动不是随意的和无序的，而是蕴含着中国农村改革本身的逻辑和脉络，为我们理解国家各个层级在嵌入具体实践过程中的种种联合与推动做出系统性的尝试和努力。

这三个个案分别是：在1978年旱灾中展开生产自救，实行“包产到户、四定一奖”的安徽省肥西县山南区黄花村；1979年2月被安徽省委确立为“包产到户试点”的肥西县山南区山南公社（调查地点包括山南镇、小井庄、馆北村）；以及今天为人们所熟知的、作为农村改革符号象征的小岗村所在的安徽省凤阳县。

对这三个地区的资料收集包括口述历史材料和一般性的文献材料（文件、档案、二手资料等）两个部分。

前两个地区的口述历史材料是笔者从2006年1月到2007年10月期间，先后五次赴安徽省肥西县进行田野调查收集所得。这五次田野调查经历分别是：2006年1月至2月，2006年5月，2007年1月至2月，2007年7月至8月，以及2007年10月。进行田野调查的地点包括：安徽省肥西县委，安徽省肥西县山南镇，安徽省肥西县山南镇小井庄、馆北村，安徽省肥西县柿树乡黄花村。这些村庄或地区都在安徽省农村改革的开始阶段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为了从普通村庄的角度来对比考察这一转变过程，笔者还选取了合肥市郊区的蜀山村进行对照研究。所有研究资料的被访者名称都进行了匿名处理。

凤阳县的口述历史材料部分参考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7届硕士研究生赵彗星（导师：王汉生教授）2005年10月至2006年5月赴凤阳县进行调查的口述历史材料集《语言：乡土中的历史》（未出版）。引自该书的口述历史材料在编码上都标有“PKU”，如（PKU2006022502），以与笔者自己收集的口述历史材料相区别（编码为THU∗∗∗∗∗∗∗∗∗∗）。

除了口述历史材料之外，书中也引用了一定篇幅的文献材料。这部分材料主要包括：中共中央及安徽省委文件、已公开出版的相关领导人口述历史材料、历史档案材料等二手文献材料。

（二）口述历史学方法

口述凭证（oral testimony）自古有之，远古传说和歌谣就是其形式的一种。随着文字的出现和文献资料的兴起，口述凭证日益失去其在学术和研究领域中的地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代口述历史学方法才得以复兴。其标志一般被认为是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Columbia University Oral History Research Office）的建立。其最初冲动在于寻找更多的真实、一手经验以及目击证人，“通过对过去事件亲历者的访谈，达到历史重构的目的”（Perks ＆ Thomson, 1998: Ⅸ）。然而逐渐的，这种追寻事物“原本面貌”的实体论倾向被削弱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指出，“口述历史并非要用其所发掘的‘事实’去替换先前的事实。而是要让人们接受这样一种观念——尽管这种接受可能并不情愿——历史本身具有某种开放性”（Portelli, 1991: Ⅸ）。

长久以来，书写历史是统治阶层、社会精英与知识分子的特权，似乎只有他们最接近历史和真相本身。“有谁在倾听那些被束缚者，被压迫者，被遗弃者，被剥削者，被征服者，被放逐者的声音？那些在石头上铭刻碑文、树立石碑、在纸草、羊皮和纸张上书写文字的人们却无法让他们的言行被记载。被我们称为历史的东西却包含着比泛黄的老旧地图更多的未知领域。让我们想象一下这些无尽的沉默并沉浸其中，正是这些沉默划定了所有知识的边界……”（Touraine, 1981:217-218）。以英国社会主义者保尔·汤普逊（Paul Thomsen）为代表的口述历史学家对那些“被历史湮没”（hidden from history）的普通民众的经验和声音的关注，已经日益成为当今口述历史学方法的主要潮流。

相比于文字材料，口述材料的特殊价值不在于它能够更好地保存过去。相反，就事实本身而言，口述材料必然是经过加工的。这原本是所有材料的共性，只不过书写的神圣性往往让人们遗忘了这一点。然而与传统历史学研究漠视这样一种已存的权力关系不同，口述历史学不仅承认群体记忆在叙述历史过程中与事实本身的分离（departure），而且将这种“分离”本身作为研究灵感的重要源泉。研究者所关注的不止于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还有当时人们想做什么，认为自己在做什么，以及现在看来当时做了什么。发生在叙述者之外的事件和叙述者内心的情感之间产生了微妙的融合，这种融合是一种全新的“社会事实”。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社会科学所强调的“客观性”及其对“主体性”的遮蔽被倒置了。所谓主体性是个体用以表达其自身历史感的文化形式和过程，它同样拥有其自身的客观法则、结构和图示（Portelli, 1991: Ⅸ）。归根结底，叙述与事实的分离正是叙述者主体所在。已经发生的事件在群体的记忆中被不断地加工、阐释和改变，在此之上逐步形成自己的意义价值体系，并最终作为一段传说、某种象征或特定的符号表达着群体的意愿和梦想。换言之，口述材料的可信或者说“真实”是一种心理层面上的（psychologically）真实。因为它表达了这段历史的讲述者们所共享的梦想、愿望、欢乐和痛苦。在这些“误识”和迷思的背后，是讲述者自身的情感，他们对事件的参与，以及事件本身对其造成的冲击和影响。

对意义和主体性的关注也意味着研究双方关系的改变。传统的社会科学要求研究者以一种外在、客观和公正的姿态去评述社会事件的原因、过程和结果，并以一种“全能全知”（omniscient）的第三人称身份出现在研究作品之中，将自身视为真理的代言。在口述历史研究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则在平等的基础上，带着各自互不相同的知识类型进入某种“批判性对话”（critical dialog，见弗莱雷，2000），并生产出一种新的知识类型。他不再标榜自己的独一无二性，而是一种开放的可能：“群体成员本身承担着生产知识的目标”（Dubet, 1996:61）。叙述者不但回忆过去发生的事件，而且可以发表自己有关过去事件的解释。而研究者的任务则是投入研究对象所处的社会情境之中，再现社会历史的“多重声部”，将他人（other）作为主体加以表达。

布迪厄曾经指出：社会学不仅是一组抽象的关于社会结构的概念，也不只是一套数量化的统计方法（Bourdieu, 1999）。口述历史的方法或许仍然是一种边缘性的尝试，然而社会科学中的许多其他学科也做出了相似的努力，如人类学对意义的探讨及其对研究关系的反思（James, 1986）、教育学中“对话教育”理念的提出以及将成人教育视为一项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文化行动（弗莱雷，2000）、文化研究中的底层学派及性别研究对主体感受的关注等。正如意大利口述历史学家波特利所说的：在今天社会高度发达的情形之下，不同的方法论之间并不是互相取代的关系，它们更多的只是相互影响，并履行各自的职责（Portelli, 1991）。

（三）分层的历史与底层叙事

底层学派的视角对传统的历史叙事方式进行了解构和反思，强调历史是由基于不同立场上的分层叙事共同构成的。当我们发现对同一历史事件存在彼此不同甚至尖锐对立的叙述文本时，重要的不是证明哪一种历史叙事更加“真实”——因为从根本上而言，任何一段历史叙事都是人为加工、阐释的结果——而是去思索和探讨这些历史叙事背后的权力关系和主体策略。

1．分层的历史叙事

传统历史叙述方式一般都以某种宏大的概念体系为基础，并相信这些概念能够恰当概括政治历史的演变过程。但这种以概念为基础的宏大叙述往往不会考察语言背后的社会历史情境。因此，以波考克（Pocock, 1971）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提出了“政治论述的历史”（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discourse）概念，认为历史叙述的作者是在对语言的不断取舍和运用中充分展现其意图和历史角色的，并主张将文本重新置于历史情境中，让作者及其活动的空间实现互动，从而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洞察政治“语言”意义的发展。

杜赞奇（2003）在对中国近代华北基层政权的研究中，曾提出“复线的历史观”（bifurcated history），即历史并非直线进化的，而是历史表述根据当下的需求，从过去和当下寻找自己的意义支持。不同历史表述存在着冲突，但最后取得优势的历史话语反过来会影响人们的认知。

李猛（1998）曾对此提出尖锐的批评，他说：“历史并没有分叉，分叉的只是叙事。许多时候，即使在同一个事件中，不同的生活现实也仿佛擦肩而过，互不理睬。这些分层的叙事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但又保持着清晰的等级制。”在由不同“地层”堆积起的历史金字塔上，居于顶层的是那些文化和政治精英；在更低的历史地层，就会发现那些沉淀的众多民众，沉默而又鲜活。

郭于华在研究中特别强调：“口述历史的任务在于以不同的立场，倾听无声的底层发出的声音，记录普通生命的‘苦难’历程，书写从未被书写过的生存与反抗的历史。……在其中，普通农民能够自主地讲述他们的经历、感受和历史评判。……我们的努力将致力于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构建历史（making history from everyday life of common people），即记录和重现‘苦难’的历史，并从中洞悉文明的运作逻辑。”（郭于华，2008:65）

2．如何书写底层的历史

表面上看，民众似乎不需要“再现”和“代表”，可以自由地言说，甚至创造出自己的知识形式。然而正如福柯所言，所谓“权力”就是“一种阻碍、禁止和取消这种言论和知识”的制度，知识分子既是这种权力机制的内在组成部分，同时也可以与权力展开斗争，进而为民众的言说开辟新的空间。在福柯和德勒兹的规划中，知识分子其实具备了另一种形式的“代表”作用，民众依然必须借助知识分子开拓的管道才得以发声（福柯、德勒兹，1998）。

在知识、权力和底层民众关系的问题上，斯皮瓦克承接了福柯和德勒兹的问题并担忧：当原本具有多样反抗形式的民众被知识分子建构成一个统一的大写的主体的时候，知识分子本身可能共谋将他者塑造成自我的阴影，就此而言，底层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Spivak, 1988）。事实上，民众的政治及其意识是一个“自主”的领域，它既不产生于精英政治，也不依赖于精英政治而存在（Guha ＆ Spivak, 1988）。在与权力的遭遇、抗争和博弈过程中，底层政治往往会表现出流逸、分散而又多变的气质，当知识试图去捕捉它时，往往不是将其塑造为僵化的雕塑，就是流失在迷离的一片散沙中无可自拔。

正是由于被压迫者的反抗形式变化多端，斯皮瓦克（1988）指出，我们不能把他们建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需要尽可能地保持彼此的差异和多样性。因此，与那种统一的大写主体不同，研究者应当更注重突现“被压迫者”灵活游移的权宜立场和基于不同背景与利益的政治诉求。

因此，斯科特（1990）在探讨底层政治时采用“隐藏文本”（hidden transcript）和“公开文本”（public transcript）两个概念，这是理解和探索底层民众的叙述方式的重要概念资源。他指出，所谓公开文本是指从属者与那些支配者之间公开的互动。作为权力关系的外表，这一文本具有心照不宣的表演性，权力双方可能会出于各自利益，采取伪装、监视、程式化和仪式化等策略，在错误的表述上达成沉默的共谋，从而建构出一套共同的“公开文本”。隐藏文本指从属者发生在权力舞台背后的话语、姿态和实践。在这个避开监控的私人领域中，权力关系表达的官方文本被从属者以创造性的方式所推翻。隐藏文本的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从历史上来看，底层政治由于其自身所处的独特环境，与民主政治的逻辑和组织形态大相径庭。底层政治并不采取公开反抗的形式，而是让明显的意义隐藏其真实意图，并尽量不在公开文本中留下痕迹。在多数情况下，斯科特认为，支配者和从属者都熟悉自己圈子内的隐藏文本，保持这种文本的私密性，并共同建构着公开权力关系下的官方文本。

可见，与精英史观相比，底层史观主张历史上未必存在笼罩一切的、完整的意识统治。对底层历史的探讨势必需要引入多元化的历史叙事和比较，并从中探讨底层政治多样化的表现和要求，以及在此过程中呈现的与权力关系的复杂互动。

3．从文本到权力：对分层叙事的解读

李猛（1998）曾深刻地指出，人民创造了历史，但是，这是谁的历史？如果对人民的探问目的只是为写一部更好的帝王历史增加更多的素材，那么那些曾经被拒绝理解的人仍然不过是被囚禁在目光更敏锐的历史监狱中罢了。所以，对口述史资料的收集和知识建构并不是要“粘合历史的碎片”、“填补历史的空白”或“治疗充满病患的历史”（郭于华，2008），而是通过对这一文本的再现，去理解普通人的生活逻辑、情感和意义世界。

口述史学家在对历史文本的权力解读上已然做出了极好的努力和尝试。意大利口述历史学家波特利（Portelli, 1991）在《路易吉之死》一文中，记载了对一个工人的死亡事件出现的官方和群体记忆的几种截然不同的叙述形式——或是扭曲了时间序列的新闻报道，或是充满想象的史诗般的华丽叙述，或是将其单纯地视为一场意外。波特利指出，事件和回忆之间是一种同构异形的关系。之所以对相同的事件产生不同的叙述，是由于所有的叙述者都是在自己的立场上，以独特的语言策略对这一事件进行加工、阐释和呈现。读者不能因为这种叙述与事实本身的背离而否认口述历史的独特价值。恰恰相反，从叙述者和事件的关系，叙述之间的相似与不同，以及叙述者用以普遍化先前事件的范畴等，研究者可以透视出叙述者如何在特定的权力关系和立场下，将个体经历与社会情境联系起来，对过去发生的事件赋予意义，更重要的是，人们如何解释自己的现实生活和周遭世界。

底层研究尽力从精英史中挽救底层的历史，但研究者却不可把底层史视为单独的领域，因为任何一种历史叙述从权力关系的角度而言都是相互重叠和依赖的。因此，本书在写作方法上的最大特点就是通过将文献历史材料和口述历史材料并置，再现集体化末期中国乡村社会的复杂面相和国家-农民关系的相互投射与交映。这种并置并不是为了证明哪一种类型的材料更加“真实”，而是希望通过展现二者之间的差异，透视出将自己置于不同立场上的叙事者的利益、情感和价值。正是这些不同立场和力量的相互角逐与形塑，为我们重新审视那样一段历史提供了新的洞见与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