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教育机会增长与80后的教育状况

80后生长于中国教育事业快速发展时期，他们是教育机会增长的极大受益者。在他们接受教育期间，中国的初等教育充分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逐步推行，初中教育接近普及；高级中等教育（包括高中、职业高中、中专、技校等）发展迅速，在城市地区高级中等教育接近普及；同时，在80后开始考大学时，政府实施了大学扩招政策，使高等教育机会迅猛增长，从而80后上大学的机会远远超过前几代人。然而，在受益于教育机会增长的同时，80后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教育机会激烈竞争。教育机会供应量的增加，并未减缓中考和高考的竞争激烈程度。相反，为了争取进入重点学校，80后及其家长们投入前所未有的资金、时间、精力于教育机会的竞争。与此同时，大学扩招后引发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导致不同社会阶层家长对子女教育投资的分化态度。一部分农村家长及其子女放弃高等教育机会的竞争，而城市家庭，尤其是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家庭，为了确保子女未来更好的职业前景，进一步加大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分化的教育投资策略导致教育不平等，尤其是城乡教育不平等有所上升。

第一节 教育扩张及教育机会增长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教育规模和教育机会都得到了极大提高。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教育事业非常落后，全国人口中80%以上是文盲，农村人口中文盲比重更大，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仅在20%左右。1947年全国高等学校在校生共15万人，1946年中等学校在校生共有179.8万人，小学在校生2285.8万人。若按当时全国4.7亿人口计算，平均每万人口中仅有高等学校学生3人，中等学校学生38人，小学生486人（陆学艺、李培林，1991; 210）。然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人的受教育机会极大提高。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每万人中大学文化程度的有873人，高中文化程度的有3721人，初中文化程度的有3792人，小学文化程度的有2618人。

图4-1列出了1952年以来的各阶段升学率。虽然总体受教育机会一直保持增长，但由于政府政策的影响，在不同时期，中国的受教育机会增长有所波动。新中国成立最初20年（19世纪50和60年代）基础教育和初级中等教育发展很快。1952年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为49.2%，即仅有大约半数的小学学龄儿童能进入学校读书，到1965年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猛增至84.7%，到1975年小学教育已经基本普及（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6.8%）。1957年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的比例为44.2%，至1965年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的比例猛增至82.5%, 1975年初中教育接近普及（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的比例达到90%）。高级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50和60年代虽然也获得了发展，但原有基础较差，能够上高中和大学的人仍为少数。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对高级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冲击很大。这期间，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和整顿，导致教育系统出现混乱，教育发展出现停滞。初中毕业生升学率波动剧烈。1962年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的比例仅为30%，而短短三年之后，1965年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的比例猛增至70%。五年之后，1970年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的比例又猛跌至38.6%, 1975年又回升到60.4%, 1978年又跌至40.9%。高等教育的状况也极为混乱，“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全国砍掉106所普通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大批校舍被占，教学仪器、设备、图书资料被严重毁坏，教学质量严重下降。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政府的教育政策出现了重大改变。1977年，全国高等学校恢复了停顿十年之久的统一招生考试制度。高考制度的恢复标志着中国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理念的转变，由此开始，中国的教育体制越来越围绕一套系统的考试制度而运转，整个教育系统逐步演变为一种严格的、逐级升学的考试体系，学校教育实际上成为精英人才的选拔机器。通过逐级升学考试制度的层层筛选，成功通过筛选的人因拥有较高学历文凭而获得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在筛选过程中被淘汰的人则较少有机会进入社会的中上层。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劳动力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文凭主义倾向的增长，教育促进社会公平的功能逐步弱化，而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越来越强化。

经济改革以来，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政府不断增加对教育的投入，教育设施不断改进，教育质量明显提高。不过，教育机会的增长还是有所波动。经济改革的最初十年，中学阶段教育机会持续下滑。1975年，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的比例已达到90.6%，而1978年则下降到87.7%, 1980年下降到75.9%, 1986年进一步下降到68.4%。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也显示出相同的下滑趋势，1975年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的比例为60.4%, 1978年猛然降至40.9%, 1980年略有回升为45.9%，但之后继续下降，1985年为41.7%, 1986年为40.6%, 1987年为39.1%, 1988年为38%, 1989年为38.3%。导致中等受教育机会下滑的主要原因是教育系统的市场化（学费及相关费用上涨）、社会控制系统的放松（户口制度松动，农村人外出打工）以及经济领域的市场化（个体私营经济及其雇工出现），这些因素导致许多农村贫困家庭的子女放弃中等教育机会而外出打工挣钱，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大量的童工。

1990年以后，由于政府实施的一些措施，尤其是“希望工程”对贫困失学儿童的救助，以及劳动力市场的一些变化（如大批青壮年农民工进城打工而对童工需求下降）等，中学阶段的辍学现象得到部分控制，中等受教育机会有所回升（参见图4-1）。新一轮受教育机会增长是从1990年开始的，到1994年前后，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开始恢复到1978年的水平。从总体趋势看，1990年代以来，基础教育、中等教育机会供给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而80后一代正是在这一时期接受初等和中等教育，他们的升学率都明显提高。到2000年，全国基本上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工作，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初中毕业升学率超过50%，高中毕业升学率达到73.2%。高等教育机会在90年代增长缓慢，直到90年代末期政府推行大学扩招政策，高等教育机会才出现迅猛增长。

正当80后开始考大学之时，1999年中国政府采取了大学扩招政策，高等教育规模急速扩张，高等教育机会迅速增长（参见图4-2）, 80后们充分享受到高等教育机会增长的益处。在随后的5年里（大学扩招政策实施期间），中国高校招生人数以年均20%的幅度增长。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的比例从1998年的46.1%猛增至2003年的83.4%。2005年（扩招政策的顶点），全国普通高校招生人数是1998年的4.7倍，高校毛入学率达21%，在校生人数是1998年的4.6倍。2006年以来，由于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突出，高校扩招幅度放缓，但仍维持约5%的增长幅度。

第二节 升学机会的代际比较

教育发展水平的年代差异以及政府教育政策的变化，使不同出生年代的人拥有不同的受教育机会，每一代人的升学机率和升学路径也有所不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06、2008、2011年全国社会综合状况调查在全国范围抽取了19705个1940～1989年出生的人，调查他们的受教育状况。图4-3和表4-1显示了他们在各个教育阶段的升学率情况，并做了代际的比较。在接受调查的19705个1940～1989年出生的人中，大约9/10的人（89.6%）进入了学校教育系统接受正式教育，而其余的1/10则被排斥于正式教育之外。进入正规学校教育系统的17655人中，接近1/3的人（29.5%）只接受了小学教育即离开了学校，其余2/3的人（70.5%）继续升学。升入初中的12441人当中，又有60.5%的人在初中阶段或初中毕业后离开学校，只剩39.5%人继续升入高中。在升入高中的4914人当中，又有接近2/3（61.3%）的人在高中阶段或高中毕业后（包括中专和职业学校）离开学校，最终只有38.7%的继续升学进入大学。如果按照19705人的总体计算，仅有9.7%的人（1903人）通过了各阶段的升学关卡，最终争取到了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其余90.3%的人则在层层筛选过程中被逐步淘汰，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不同年代出生的人，由于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中接受教育并经历了不同的历史事件，他们的升学路径和升学机会也有很大的不同（参见表4-1）。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人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接受小学教育，在50和60年代接受中等教育，在“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及“文化大革命”初期接受高等教育。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大力发展基础教育，40年代出生人群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机会大大高于30年代和20年代的人（他们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度过应该读小学时期），但是40年代的人接受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机会并不多，当时中国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在接受调查的2691个40年代出生的人当中，有78.1%的人接受了正规的学校教育，另外21.9%的人没有接受正规学校教育；进入正规学校教育系统（小学教育）的人当中，大约有一半人（51.7%）在达到小学教育水平以后就离开学校，另外接近半数的人（48.3%）升入初中继续求学；进入初中的人当中，绝大部分人（70%）在初中阶段或初中毕业后离开学校，只有33.4%的人继续升入高中、中专或职业中学；升入高中、中专或职业中学的人当中，又有68.7%的人在高中阶段或高中毕业离开学校，仅剩31.3%的人进入高等教育。在20世纪60年代（40年代出生人群应该上大学的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仅有3.9%。

50年代出生的人在其成长期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对他们这一代的教育经历产生了严重的影响。50年代出生的人是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接受小学教育，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正是他们接受初中教育以及由初中升入高中之时，“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各种社会运动（如红卫兵运动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等）严重影响了他们接受高级中等教育的机会，他们中的许多人放弃了上高中的机会而参与各种社会运动，并且大部分人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教育改革政策对高等教育产生了破坏性的冲击，高等教育机会增长停滞，导致50年代出生的人高中升大学的比例比40年代出生的人减少约9个百分点（参见表4-1），而同时50年代出生的人初中升高中的比例则仅比40年代出生的人高出2个百分点。50年代出生的人小学升初中的比例虽然比40年代的人高很多，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他们所接受的初中教育的质量很低。在接受调查的4307人当中，82.3%的人都有机会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另外17.7%的人没有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进入学校教育系统的人当中，略超过1/3的人（35.6%）只接受了小学教育就离开了学校，其余接近2/3的人（64.4%）升入初中；在升入初中的人当中，接近2/3的人（64.6%）在初中阶段或初中毕业后离开学校，略超过1/3的人（35.4%）继续升入高中、中专或职业中学；升入高中、中专或职业中学的人当中，绝大部分人（77.5%）在高中阶段或高中毕业后离开学校，仅有22.5%的人进入大学学习。70年代（50年代出生的人应该上大学的时期）的大学毛入学率为4.2%。

60年代出生的人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接受小学教育，“文化大革命”后期及改革开放的初期接受中等教育，在高考制度恢复以后接受高等教育。改革开放以及相应的教育制度改革对他们的教育经历产生了极大影响，一方面，高考制度恢复使一部分60后有了上大学的机会，但另一方面，改革初期的市场化浪潮导致另一部分60后（尤其是农村家庭子女）在中等教育阶段辍学而走向社会。因此，虽然60后上大学的机会明显多于50后，但初中升高中的比例却比50后略低（参见表4-1）。在接受调查的5539个60后当中，92.3%的人都有机会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只有7.7%的人没有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未接受正规教育的人的比例比50后低10个百分点；进入学校教育系统的人当中，接近2/3的人（70%）都升入了初中，剩下的不到1/3的人（30%）只接受了小学教育就离开了学校；在升入初中的人当中，接近2/3的人（65.8%）在初中阶段或初中毕业后离开学校，略超过1/3的人（34.2%）继续升入高中、中专或职业中学；升入高中、中专或职业中学的人当中，绝大部分人（69.4%）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或毕业后离开学校，仅有30.6%的人进入大学学习。80年代（60年代出生的人应该上大学的时期）的大学毛入学率约为6.8%，这一时期的大学毛入学率比70年代略有提高，反映出改革开放初期政府采取的恢复高等教育的政策增加了年轻人上大学的机会。

绝大多数70年代出生的人是在改革开始以后开始他们的受教育经历的，他们在各阶段的升学机率都明显高于60后，特别是上大学的机会增长明显（参见表4-1）。在接受调查的4367个70后当中，95%的人都有机会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只有5%的人没有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未接受正规教育的人的比例进一步降低，比60后低3个百分点；进入学校教育系统的人当中，有3/4的人（75.2%）都升入了初中，剩下的1/4（24.8%）只接受了小学教育就离开了学校；在升入初中的人当中，60.4%的人在初中阶段或初中毕业后离开学校，其余39.6%继续升入高中、中专或职业中学；进入高中及其他高级中等教育的人当中，有46.7%的人进入大学学习，其余53.3%的人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或毕业后离开学校。90年代（70年代出生的人应该上大学的时期）的大学毛入学率约为13.2%，与60后相比，70后上大学的机会几乎增长了一倍。

80年代出生的人的受教育机会与前几代人相比进一步提高，这一代人普遍享有基础教育机会，初中教育也接近普及，高级中等教育机会与70后相比有大幅度的提高。对于80后来说，最幸运的一件事，就是在他们上大学的年龄期间有了大学扩招政策，高等教育机会供应量急速增加，从而导致这一代上大学的机会远远高于前几代人，80后的大学毛入学率达到了23.8%，比70后的相应比例高了10个百分点。在接受调查的2800个80后当中，98.2%的人都有机会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只有1.8%的人没有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进入学校教育系统的人当中，绝大部分人（88.9%）都升入了初中，剩下约1/10的人（11.1%）只接受了小学教育就离开了学校；在升入初中的人当中略超过半数的人（53.6%）继续升入高中、中专或职业中学，另外接近半数的人（46.4%）放弃继续求学；升入高中、中专或职业中学的人当中，有50.8%的人进入大学学习，其余49.2%的人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或毕业后离开学校。80后上大学期间，中国的大学毛入学率稳步增长，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90年代末期大学扩招之前中国的大学毛入学率仅为10%左右，大学扩招政策实施以后其比例迅速上升，2005年达到19%, 2006年为21%, 2008年为23%, 2009年为24.2%，目前应达到或超过25%。

第三节 80后的基本教育状况

与前几代人相比，80后的受教育机会增加了很多，平均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然而，即使在80后群体中，能上大学的人还是少数，仅有23.2%的80后获得了高等教育机会，其中，12%获得大专文凭，10.6%获得大学本科文凭，0.6%获得硕士或博士文凭（参见表4-2）。多数80后拥有中等文化程度，占比例最大的是初中文化程度（41.2%）。另外，还有极少数80后是文盲（1.8%）。80后青年的平均受教育年数为10.15年。而前几代人的平均受教育年数分别是：40后为6.32年，50后为7.2年，60后为8.23年，70后为8.93年。

注：“居住于城乡混杂区域”指居住于集镇、城乡交界或新近城镇化区域。

1．性别差异

表4-2列出了80后受教育水平的性别差异。数据显示，80后男女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相当接近，男性拥有研究生和大学本科学历的比例只比女性高0.3和0.5个百分点，而女性拥有大学专科教育水平的比例比男性高0.2个百分点。同时，男性与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数也非常接近，分别为10.26年和10.05年。然而，80后女青年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的比例远高于男性，女性没有上学的比例比男性高1.3个百分点，小学文化水平的比例比男性高4.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80后男青年拥有中等文化水平的比例则明显高于女性，男性拥有初中文化水平的比例比女性高1.4个百分点，拥有高中文化水平的比例比女性高1.3个百分点，拥有技校/职高/中专学历的比例比女性高2.3个百分点。这说明，80后男女教育水平差异主要表现在较低层次的教育领域（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

虽然80后人群还存在教育水平的性别差距，但与前几代人相比，性别差距越来越小。如图4-4所示，越是年轻的一代，教育水平性别差距越小。出生于40年代的人，男性平均受教育年数比女性多1.52年；50年代出生的人，男性平均受教育年数比女性多1.52年；60年代出生的人，男性平均受教育年数比女性多0.9年；70年代出生的人，男性平均受教育年数比女性多0.69年；80年代出生的人，男性平均受教育年数比女性只多0.21年。在80后之后的90后人群中，男女平均教育水平则非常接近，并且女性上大学的比例高于男性。

在我国，教育水平的性别差异与城乡差异是交错在一起的。图4-5显示了这一现象。在未上学和小学教育阶段，性别和城乡教育差距显示出梯度形状，农村出生女性未上学和小学文化程度比例最高，其次是农村出生男性，再次是城市出生女性，最低的是城市出生的男性。但是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的性别和城乡差距则不是梯度形态，农村人拥有初中文化水平的比例远远高于城市人，而且男性比例高于女性。拥有高中学历的性别和城乡比例差异都相对较小（小于初等教育水平和高等教育水平），其中城市出生女性拥有高中学历的比例最高。技校/职高/中专的情况类似，城市出生女性比例最高，而农村出生女性比例最低。在高等教育阶段，城乡差距明显，但性别差距并不大。令人吃惊的是，农村出生女性上大学的比例高于农村男性，而城市出生女性拥有大专文化的比例与城市男性接近，只是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的比例略低于城市男性。

2．城乡差异

由于中国社会存在长期的城乡差异，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十分突出，这导致80后城市青年与农村青年的教育水平差距明显。

图4-6显示了持有农业户口的80后与城市户口的80后的文化程度差异（同时参见表4-2）。多数持农业户口的80后（55.6%）是初中文化程度，而多数非农户口的80后拥有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大专/本科/研究生50.2%）。与此同时，接近80%的非农户口青年都接受了高中及以上教育，而约75%的农业户口80后是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图4-7显示了出生于农村家庭80后与出生于城市家庭80后的文化程度差异。接近半数的农村家庭出生80后是初中文化程度（48.5%），接近半数的城市家庭出生80后是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大专/本科/研究生47.8%）。这充分反映出，家庭出生的城乡背景和户籍身份导致了80后群体的城乡教育鸿沟。

3．城镇化区域差距

对于当今的80后人群，恐怕很难严格区分城市青年与农村青年，因为传统意义上的农村青年（出生于农村家庭并且持有农业户口），现今已有很多人就业和居住于城市地区，还有一部分居住于城乡结合区域。同时，一些大城市中心地带高昂的房价，迫使部分城市青年也居住于城乡结合区域。另外，一些发达地区的乡村也出现了工业化区域，一些城市青年在此就业和居住。大学生村官政策推行，也吸引了一些大学毕业生在乡村社区工作。这些人才流动和劳动力流动模糊了城市青年与农村青年的分割界线，但是长期存在的城乡壁垒仍导致了就业于不同城镇化水平区域的80后青年劳动力的文化程度差异。图4-8显示了不同城镇化区域80后青年的文化水平差异。城镇化水平越低的区域，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的比例越高，居住于农村地区的80后，有58%是初中文化程度，18.5%是小学文化，3.5%未上学；居住于城乡混杂区域（集镇、城乡交界或新近城镇化区域）的80后，有43.5%是初中文化程度，12%是小学文化，2%未上学；居住于城市的80后，只有25.8%是初中文化程度，2.3%是小学文化，0.6%未上学。与此同时，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区域，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的比例越高。居住于城市的80后，高中、技校/职高/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的比例分别为22.8%、14.9%、19.3%、13.5%和0.8%；居住于城乡混杂区域的80后，高中、技校/职高/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的比例分别为15.7%、12%、10%、4.4%和0.4%；居住于农村的80后，高中、技校/职高/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的比例分别为9.3%、5.6%、4.1%、1.2%和0.0%。

4．流动人口差异

目前，56.7%的80后青年居住于城市，他们构成了80后的一个主要群体。这些居住于城市的80后，按其流动状态可以分为非本地户籍的80后（可称之为“城市里的流动80后”）和本地户籍的80后（可称之为“本地城市80后”）。城市里的流动80后又可以根据户籍身份进一步区分为非农户口流动80后（可以称之为“城市流动80后”）和农业户口流动80后（可以称之为“80后农民工”）。如此，城市里的80后青年就由三个群体构成：本地城市80后、城市流动80后和80后农民工。这三大群体的文化水平构成也有明显差异。

图4-9比较了上述三个80后群体的文化程度差异（也参见表4-2）。80后农民工的初中、小学和从未上过学的比例是最高的，超过半数的80后农民是初中文化水平（56.1%），农民工拥有大学文凭的比例不到5%，平均受教育年数为9.73年。在三个群体中，平均受教育年数最高的是城市流动80后（12.87年），他们拥有大学文凭的比例（44.8%）不仅远高于80后农民工，而且也高于本地城市80后。同时，他们拥有高中文化水平的比例也是最高的，大约1/4的城市流动80后是高中文化（25.5%）。本地城市80后的平均受教育年数为11.96年，略低于城市流动80后，但他们拥有研究生文凭的比例最高。另外，他们上技校/职高/中专的比例（18.7%）远高于其他两个群体。

第四节 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增长趋势

尽管教育机会快速增长使80后青年接受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多，教育水平不断上升，然而，教育机会迅速增长并没有带来教育机会公平的提升，不同阶层家庭子女教育机会差距持续存在，而且，城乡教育机会差距明显有所扩大。这导致80后人群内部的教育不平等，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其中，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问题最受关注。

1．农村子弟上大学难，高等教育机会城乡差距拉大

2009年1月4日，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大学里农村学生比例明显下降。温总理感到困惑：“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农民收入逐步提高了，农村孩子上学的机会多了，但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却下降了。”有些人认为，这是由于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下降导致的。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06、2008、2010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显示，排除城乡人口变动因素的影响，农村人上大学的机会与城市人相比的确下降了。尽管高等教育机会的城乡差距长期存在，但是，在最近十几年高等教育机会迅速增长的情况下，高等教育机会的城乡差距却持续拉大。图4-10是采用升学模型（conditional Logistic Model）估计的不同出生年龄组人群各阶段升学机会的城乡差距。在性别、民族、父亲职业和父亲文化水平相同的条件下，20世纪90年代城市人上大学的机会是农村人的3倍，21世纪以来这一差距扩大到4.9倍。这说明，大学扩招政策带来大量增长的高等教育机会，主要被城市人所获取，农村人所分享的较少，这导致了高等教育机会城乡差距的拉大。

2．高中阶段教育分流是城乡教育不平等扩大的关键点

农村子弟上大学机会比例下降现象，引发媒体对大学招生和高考制度的激烈批评。然而，农村人上大学难并非完全是由于大学入学这一关口把农村人排挤出去，实际上，许多农村子弟在考大学之前的几个升学阶段就被逐步淘汰出局。其中，初中升高中阶段是最重要的筛选关口。相当数量的农村家长及其子女在这个阶段决定放弃升入高中进而考入大学的机会，或者选择进入职业高中、中专等职业教育，或者干脆离开学校外出打工。而这一阶段的城乡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则增长得更加明显。图4-10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初中升高中阶段的城乡升学机会差距持续拉大，排除城乡人口变动因素的影响，并且在性别、父亲职业和父亲文化水平相同的条件下，50后初中升高中（大约“文化大革命”时期初中升高中）的城乡差距不明显，60后（大约20世纪80年代初中升高中）城市人由初中升入高级中等教育（包括高中、技校、职高和中专等）的机会是农村人的1.9倍；70后（20世纪90年代初中升高中）这一差距上升到2.5倍，80后（21世纪以来由初中升入高级中等教育阶段）进一步上升到3.9倍。初中升入高级中等教育阶段的城乡差距持续扩大，使许多农村青少年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从而导致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增强。

3．80后人群的城乡教育机会差距尤为突出

80后是目前我国青年劳动力的主体，他们生长于教育机会快速增长的环境里，但这一青年人群的教育状况受到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影响。80后上学阶段，我国已经实现了小学教育普及，初中教育接近普及，绝大多数80后青年完成了这两个阶段的教育。但是，仍有少量的80后没有上小学和初中，其多数是农村青年。表4-3列出了在各升学阶段未能升学者与升学者的家庭背景比较。在那些未进入学校接受教育的80后当中，90.6%来自农村，89.1%出身农民家庭。这些青年更可能落入贫困状态，他们大多数居住在农村（71.9%）; 70%务农或处于无业状态，有工作的人平均月收入950元，约半数人没有稳定收入；96.9%的人没有失业保险，71.9%的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障。他们目前处于社会的底层而且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向上社会流动。

未能升入初中的80后情况类似，94.4%来自农村，81.7%出生于农民家庭；74.1%居住在农村；55.7%务农或无业；有工作的人平均月收入1100元；98%没有失业保险；57%没有任何医疗保障。这批人与未接受教育的人相似，也很可能长期停留于社会底层，因缺乏教育而难以改善自己的生存状态。

结语

从教育方面来说，80后是幸运的一代，他们是教育机会快速增长的极大受益者。除了极少数人以外，80后青年都获得了教育机会，98%能上学读书，接近90%的人能进入初中，不过，能上大学的人还是少数，不到25%。但是他们上大学的比例还是远远高于前几代人，总体而言，80后一代的文化水平比前几代人高出很多。80后受教育阶段出现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扩大。

城乡教育机会差距扩大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但近几十年教育的精英化、效率化和市场化是一个主要原因。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重点是建立和完善一套制度体系——日益严格化的逐级考试制度和学校（重点和非重点）等级分类系统，这一制度选拔和培养了大批精英人才，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平等后果。严格的考试制度虽然提供了一种机会公平竞争的途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实际上竞争的过程并非是绝对公平的。拥有较多资源的优势群体会通过各种方式为其子女争取更多教育机会，帮助他们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成功，而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民子弟则在教育机会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他们更可能在层层考试选拔过程中被淘汰。2001年大规模实行的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确实提高了教育的效率（集中优势教育资源培养精英人才），但也使大部分农村子弟沦落为精英学生的陪衬品，在升学考试竞争中成为失败者。另外，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找工作需要“拼爹”、大学学费和生活成本上升、高考竞争日益激烈等因素，也降低了部分农村父母及其子女的教育投资欲望。

持续的城乡教育机会差距导致了社会经济不平等在代际传递，即父母是贫困和低文化水平的农民，其子女就可能因缺乏教育而继承父辈的社会经济地位，难以获得上升社会流动机会而长期处于社会底层。这种教育不平等会进一步扩大和固化原有的城乡不平等，使城乡人口的就业不平等、收入不平等、生活机会不平等代代相传，从而形成了社会阶层地位的固定化、社会结构的凝固化。为了避免这样的后果，政府及其教育部门应该采取相应对策，在严格竞争考试制度的同时，也需要采取某些手段，扶助教育机会竞争中的弱势群体，降低他们的教育成本和失败风险，提高他们的教育回报率，激发他们的教育进取心，从而控制和弱化考试竞争所导致的城乡和阶层教育机会差异，使教育发挥促进社会公平的功能。

 

参考文献

陆学艺、李培林，1991, 《中国社会发展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