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GDP增速放缓

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开始出现明显的转型迹象。这些迹象包括经济增长趋势稳步放缓和经济结构再平衡。有一些结构性变化，如经常账户盈余收窄，已经在官方统计数据中得到充分体现；还有一些改善，如消费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目前在官方数据中尚未得到反映。而其他一些调整，比如收入分配的改善，虽然得到官方估计的肯定，却遭到许多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对。笔者认为，受要素市场变化的主要驱动，中国经济结构的改善是真实存在的。

从2011年起，GDP增长开始减速，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政府的紧缩政策。在临近2012年第一季度末时，GDP增速很快滑落到8%以下的可能性已经非常明显。2012年3月起，政府采取了支持正在开展的水利、电力和交通运输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的一系列措施来稳定经济增长。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政策努力下，GDP增长率仍从第一季度的8.1%持续下降到第三季度的7.4%。

回顾过去，两方面的特殊因素可能导致了经济持续减速。一方面，出口增速2011年在上半年接近8%, 7月和8月则下降到2%左右；另一方面，2011年4月开始实施的房地产限购政策导致居民财产性投资增速下降，从2011年的30%下降到2012年第三季度的不足10%。增长减速引起了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再度担忧。许多金融市场参与者声称决策者“远远跟不上形势”，一再呼吁采取积极的政策以支持经济增长。

然而，由于三方面原因，政策制定者保持相对冷静，而且似乎也愿意容忍经济增长出现些许放缓（黄益平，2012）。第一，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实施了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后，许多政府官员不愿再采取激进措施支持经济增长。该计划曾在2009年成功扭转经济增长下滑现象。然而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该计划增加了财政风险，制造了不良贷款，导致部分基础设施领域产能过剩，并引发了通胀和资产泡沫。2011年底当增长再次开始放缓时，决策者们变得更为谨慎，避免过度刺激经济。

第二，对目前经济增长潜力的估计大致都落在6%～8%这样一个区间。世界银行估计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在2011～2015年为8.6%，在2016～2020年为7%（WB＆DRC, 2012）；蔡昉和陆旸（2012）估计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在2011～2015年平均为7.2%，在2016～2020年平均为6.1%（见图1）；在一项关于经济增长的跨国研究中，Eichengreen等（2011）推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2011～2020年年均增长6.1%～7.0%, 2021～2030年年均增长5.0%～6.2%。同样，亚洲开发银行与北京大学的一项联合研究也认为，2011～202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为8%, 2021～2030年为6%（Zhuang、Vandenberg和Huang, 2012）。

图1 GDP潜在增长速度估计

资料来源：蔡昉和陆旸（2012）。

第三，尽管GDP增长减缓至低于8%的水平，就业和通胀等指标却显示没有必要采取激进的宽松政策。CPI通胀率率先放缓，从1月的4.5%下降到10月1.7%的低谷，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又缓慢回升到高于2%。劳动力市场也具有惊人的弹性，尽管2012年经济增长放缓，劳动力市场仍创造了1270万个新就业机会。农民工数量达到1.63亿人，比上一年增加470万人，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民总数达到2.63亿人，在一年内增加了980万人。25个省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将全国平均最低工资提升了20.2%。农民工月平均工资达2290元（363美元），比上年增长11.8%。

因此，政策制定者不再热衷于保证8%以上的增长。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劳动力市场状况的紧张，经济增长潜力已经很低。仅仅在2012年，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就下降了350万。可以将谨慎的宏观经济政策看作政府将经济增速控制在新的潜在增长率附近的一项策略，当然如果失业率意外上升，政府也可能再次实施更积极的政策以支持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