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及香港角色

张楠迪杨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概念，倡导与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以平等互利的方式展开新型合作，密切经济联系。2014年5月，在亚信峰会上，习近平进而提出“海上丝绸之路”，强调与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这两次战略构想的表达构成了“一带一路”的完整框架。概数统计，“一带一路”沿线总人口为44亿人，占全球总人口逾60%，经济总量约为21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9%。这个带动全球六成人口、三成GDP的合作框架将由中国牵头。这是新中国自成立以来经济与外交策略的首次重大转向。经济上，中国由吸引外资变为对外投资；外交上，由韬光养晦变为积极走向世界。

一  “一带一路”及中国角色

“一带一路”共有65个沿线国家。“一路”包括东亚的蒙古、东盟10国和南亚8国；“一带”范围更广，包括西亚18国、中亚5国、独联体7国，以及中东欧16国。如上所述，这些国家虽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六成，但经济总量只占约三成，可见这些国家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为主。旧有“三个世界”的划分，更多是在政治意义上将世界划分为发达、次发达和不发达地区。对于不发达地区，也是在宽泛意义上将亚非拉统一划分为第三世界。我国过去的外交与对外经济策略中，并没有特意强调依照地缘与发展中国家展开不同合作。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在逐渐掌握世界话语权的过程中，开始在地缘政治的意义上强化引领地位。

“一带一路”就是最好证明。目前，世界范围内，既有地区经济合作组织没有一个是由中国主导的，即便全部由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东盟，中国也只是对话伙伴。中国对世界经贸规则的话语主导能力与飞速发展的经济以及对世界GDP的贡献并不相称。“一带一路”倡议以点带线、以线带面，明确指向与中国邻近或处于经济辐射区的欧亚发展中国家，旨在推动与这些国家共同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口与GDP差距，恰是该倡议的成长空间。

“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区域性经济组织或联盟，而是区域合作的一种思路，因此不涉及65个成员必须一致同意的协议框架等。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中国可以按需求主导若干个具体合作框架，更多的合作更可能是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一带一路”所涉及的谈判范围也会因此极其广泛，中国可据不同国家特点需求设计具体合作协议。每个合作框架和协议的参与成员可以不相同、不重叠，唯一不变的是中国都在其中。这样会很大程度免去多边谈判耗费的成本，增加中国作为框架主导国的谈判权重。

中国在这个历史时刻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不仅仅为了提升大国话语权，也是冲破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障碍的出路。目前中国有几大行业面临产能过剩，包括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造船和农业等，共涉及900家左右上市公司，占A股上市公司的一半。输出过剩产能，并以输出过剩产能带动中国与被输出国家的共同发展，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职能。因此，“一带一路”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使这几大行业的企业走出国门，在各自相关领域顺利投资“带路”覆盖国家。此外，积极投资合作或战略合作也是“一带一路”的应有之义。在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倡议所涉及的投资产业和需要的辅助支持很大程度上可以对外投资为视角进行分析。目前“一带一路”框架下包括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产业与金融合作，并涉及一揽子物流贸易共识章程的签署。基础设施建设旨在打通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通路，这既是输出中国过剩的钢铁、水泥等产能，也是为进一步的产业合作打基础。

虽然目前“一带一路”框架尚处推广初期，但沿线国家已经表现出积极的合作热情。这体现在沿线国家对华投资的大幅增加。据商务部数据，2015年1～9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实际投资为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8.4%。投资国别上，增幅较高的几个国家分别为沙特阿拉伯，2.77亿美元，同比增长812.1%；马来西亚，3.26亿美元，同比增长164.1%；新加坡，50.36亿美元，同比增长12.6%。投资行业上，金融服务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制造业增长幅度最大，分别为1509%、231%和9%。新设企业数量上，沿线国家对华投资设立企业1604家，同比增长19%。直接投资的显著增长显示的不仅是热情，更是对“一带一路”的认可和信心。

二 香港及香港特区政府在“一带一路”中的角色

截至目前，香港参与了五十几个国际组织，但香港不具备在一个国际组织中的主要话语权。中国对“一带一路”的主导为香港的积极参与提供了宝贵机遇。中国的主导，使得香港可以获得在其他国际组织中不具备的话语权与规则制定权，通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香港可以提出需求，提请国家将需求纳入战略框架，从而变相享有规则制定权，增进国家及香港自身利益。

香港在其中的具体角色要根据国家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合作产业领域，以及自身优势来考虑。如上所述，既然国家提出并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经济考量之一是输出过剩产能，香港应在相关产业领域有所谋划。

第一，香港提供基础设施的设计、运营、管理和培训服务。“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领域就是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如公路、铁路、地铁、机场等。香港在各类基础设施的设计、运营、管理和培训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并有成熟经验。在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合作方面，国家可负责主要投资，香港可参与项目部分投资，项目选点、布线、设计，并通过当地人员提供培训输出管理经验。此种模式在内地与香港方面的合作上有不少成功案例，香港在“一带一路”具体基础建设项目的合作上可参考相关经验。

其中一个典型案例是北京地铁四号线建设。四号线项目由北京市政府与京港地铁公司合作。这是国内城市轨道交通首个以公司合营模式（PPP）投资的项目。四号线项目总投资额153亿元，北京市政府占70%，特许经营公司北京京港地铁公司占30%。北京京港地铁公司由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和香港地铁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港铁公司投资7.35亿元，占四号线总投资额的4.8%。京港地铁有限公司具有30年运营权。港铁公司的职责是负责管理。公司派高层管理人员常驻北京对四号线进行日常管理。在港铁公司高管的直接管理下，京港地铁公司自主开发了多项运营管理系统，在多处安全性能和服务细节上不断提升。四号线早高峰最小行车间隔小于两分钟，成为国内地铁发车间隔最短的线路。

第二，配套融资。作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主要投资工具，亚投行的法定股本达1000亿美元，中方认缴股本达297.8亿美元，占总认缴股本的30.34%，为亚投行第一大股东。范围更为宽泛的平台是丝路基金。丝路基金完全由中国出资，由中国外汇储备、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共同出资，旨在“一带一路”进程中寻找投资机会并提供融资服务。在首期100亿美元资本金中，外汇储备出资65亿美元，其余由中投、进出口、国开行出资。

虽然亚投行股本量大，中国占1/3强，但在具体项目开展上，仍要进行融资。首期资本金达1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由中国掌有决策权，国家外汇储备作为主要支撑，体现出中国对“一带一路”项目的全力支持。但在具体项目的融资方式和配资结构上，其实更加灵活。在融资方面，香港具有众所周知的优势，可发挥独特作用。比如，世界各地的机构投资者云集香港，市场的资金量十分充沛，融资成本低，融资环境宽松，审批程序便捷，监管严格。目前对香港的融资优势关注较多的为企业融资。企业融资之外，香港的优势同时适用于为亚投行及“一带一路”项目融资。

在港中资金融机构可以成为这种灵活融资方式的主要参与者。由于亚投行57个创始成员涵盖世界主要国家，众多主权国家的担保令亚投行融资的信誉度和安全性能极高，因此对金融机构有较高吸引力。在丝路基金对具体项目的支持上，金融机构同样可以提供配资，按照一定比例为项目提供资金，这样可增加资金来源多元化。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对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经验不丰富，对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不十分熟悉，因此会增加投资风险。在港中资金融机构对评估国际项目具有较为丰富的经验，这些机构参与融资可以为国家在项目选择和风险投资上提供更多、更全面的信息和视角。

第三，资产管理及运营中心。香港在资产管理上具有成熟丰富的经验。香港管理的资产七成来自香港以外的投资者，八成资产配置于香港以外的市场。这种高度外向型的资产管理经验，使得香港十分适合管理国际性的投资基金。目前越来越多的中资金融机构在香港设立国际资产管理分中心，但这些资产管理中心基本为个体金融机构基于机构自身发展考虑的业务部署。香港尚未存在国家层面的资产管理中心，“一带一路”是借助香港管理国家级基金的契机。亚投行或丝路基金可以在香港设立地区资产管理中心，吸纳香港在资产管理上的优势，同时可借此机会培养内地在资产管理上的国际化人才。

基于香港在“一带一路”中可以扮演的几个角色，特区政府应该致力于在其中主导香港各界力量。目前，特区政府已经就“一带一路”开展系列讨论和研究，听取专业意见，提出了香港可以在商贸物流、高端专业服务、资产及财富管理等方面发挥作用。这些构想主要处于向业界征询意见以及研究设想层面，特区政府还可以在更加积极的层面上有所作为。

特区政府可在实质层面上整合业界意见。在研究与征询的基础上，特区政府可着手成立高层联席会议，根据收集的意见与中央保持畅通的日常沟通。一方面了解中央对“一带一路”具体项目的推进思路，另一方面与业界不断互动，寻求其中的可能性机遇。业界虽然有自己的声音，但在特区政府层面实质的整合机制匮乏。面对复杂宏大的国家战略，单凭业界分散的力量，很难把握与统合其中的利益格局。特区政府可令内地及政制事务局，以及商务等经济发展局为牵头部门，并统合相关部门，建立“一带一路”框架下统合各业界的办事机制。在充分了解国家具体部署的基础上，此办事机制需要在促进国家以及香港利益的前提下，引领并对业界做出具体部署。其中既包括公共机构，也包括私营公司。由政府牵头的统筹工作机制既可改变由业界分头寻求商机的零散而被动的局面，也可令特区政府倡导的“积极有作为”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落到实处。